美丽可爱的曲里村

    1962年7月，我从长治五中（黄碾中学）毕业，回到今山西潞城市史廻乡曲里村，由党支部和贫下中农协会推荐，经长治市教师进修学校考试，成为本村民办教师。

    曲里村位于潞城西翼漳泽水库下游浊漳河北岸，当时是晋东南地委长治市黄碾人民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1964年12月13个生产大队被整体划归潞城县王里堡人民公社，并于2000年合并为潞城市史廻乡。

    我深深地记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曲里村的青山绿水、白云蓝天。夏季在河里捕鱼捉虾，游泳戏水；冬季在河面上滑冰玩雪；‘响水头’两岸的水打磨把农民喜获的粮食加工成面粉。在农业学大寨时，农林牧副全面发展，真可说是山绿水美、人寿年丰。南河湾、北河湾、金沙滩三面临水，四边围山，上级领导纷纷背着铺盖卷来蹲点包队，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亲似鱼水。我们村成为长治北郊很有名气的富村，老书记张存昌等一批先进人物的事迹久传不休，十里八村的人们说：“谁家的姑娘能嫁到曲里村，定是上辈子烧了高香。”

    最让大家自豪的，是50 年前在社教“四清”运动试点时，人民作家赵树理到曲里村蹲点“落户”体验生活，写出了他最后一部影响时代的大作《十里店》（原稿拟为《结婚前后》），给潞城和曲里人民留下了永久的回忆。

“山药蛋”流派代表、人民作家赵树理

    他像当年的老八路

    1963年农历六七月间，我正在村西端大庙里学校上课，庙院老槐树上传来一阵阵喜鹊喳喳的群叫。忽然，靠讲台开着的窗户外走来一个头系白毛巾的大汉——当年村里的贫协主任周贵宝。他急促地用手势叫我出去，把我拉到槐树阴凉下讲述来由：“省委、地委决定在咱公社搞社教‘四清’运动。因为咱村富的名声在外，还是‘四清’的重点。工作队已经进了村，写《小二黑结婚》的那个大作家赵树理也带着铺盖和行李进了村。他让我来告诉你，他要见见你。”这对于我这个偶有作家梦的小青年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回到讲台后，我心里忐忑不安，不断预想着见到大作家时的非凡情景。

    下课的铃声响了，我总感觉那天的铃声响得很紧，声音超强，震动着我要去拜见大作家的又惊喜又紧张的心弦。我平时穿衣是老虎下山一张皮，赶紧换了一件八成新上衣，脱掉母亲做的硬帮硬底老布鞋，穿了双深蓝色帆布胶底球鞋，小跑着去拜见心中久仰的人民作家。

    走进赵老师暂住的房间，身材高大结实，头戴浅蓝色前进帽的赵老师正和几个贪下中农代表、老党员、生产队干部交谈。他见我来了，一下子握住我的手，使我浓重的乡音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赵老师，你来了！没敢想你能来曲里村。我刚看完你写的单行册小说《锻炼锻炼》，我也正在锻炼哩。”赵老师微笑着说：“曲里村有名气，才把我吸来了。”这时陪赵老师来的晋东南地委干部申双鱼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张呀，赵老师特别喜欢和农村爱好写作的青年人交朋友。他从报纸上看到过你的诗歌，你要好好向赵老师学习请教，当好赵老师的学生。”

    我正准备感激申老师的指教和向赵老师表态，赵老师放下写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茶缸，用庄重的语气开了腔：“双鱼同志说得不太全面。论文化，我应该给大家当好老师，论思想政治觉悟和劳动生产，你们大家都是我的好老师。我小说里写的人物都是我的农民朋友，也都是我的好老师。”他喝了几口水接着说：“我多次在地委、公社、‘四清’工作会议上讲，今天我还要再讲：第一，不准给我吃小灶，轮着吃派饭，谁家也不准做两样饭。第二，我不住大队的办公室，要流动在农家户院。第三，进城开会办事不准给我派马车。第四，为了和大家交朋友，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我争取都要参加。办事不准讲迷信讲排场，要移风易俗。我老赵拜托大伙啦！”

    老书记张存昌听完激动地和大家说：“赵老师不愧能写出好作品，他像当年的老八路。大家说对不对？”

    三次搬家

    第一次搬家是从生产大队办公室搬到贫农成份的团支部书记郭买成家。窑洞顶多四米深，还不到三米高，晚上睡觉没门阀，白天出门没门栓，没院墙更没大门，仅用干树枝、酸枣枝扎了个篱笆。大家劝赵老师找一个漂亮干净、安全清静的地方住，他却说：“敞开大门朋友多，进出方便，找我自由。”郭买成说：“赵老师来俺家住是我的福，只是不愿让你从北京来曲里吃这样的苦。”赵老师说：“我说住哪就住哪，谁想改变也白搭。买成这人爱说敢道，消息灵通，眼光雪亮。就凭他能说顺口溜，我就非住这个小窑洞不可了。”

    第二次是从郭买成家搬到曲里村天天爬坡的村顶上最高处的张丑有家。窑洞虽大点，张丑有老婆却有肺结核病，还累着俩仨孩子。大家都不同意搬过去，赵老师说：“正因为咱农村缺少卫生医疗知识，不注重防病早治。我们搞‘四清’，就是要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陈风恶俗、迷信愚昧，我们哪能躲避困难？”赵老师住进之后，首先从公社医院请来医生给她治疗，帮她买药，不到一个月病情就就好转了。孩子们说：“赵爷爷真是个好干部、好作家。”

赵树理第一次、第二次居住的窑洞和第三次居住的房间

    后来赵老师给人们讲了他住在村顶头的收获。他说：“体验生活要么深入低层，要么登高望远。我住曲里的最顶上，全貌尽收眼底，谁家的烟筒冒烟早，谁家的牛马在嘶叫，谁家的狗半夜咬，谁家的公鸡啼得好，谁家的孩子爱哭闹，谁家骂人把架吵，谁家娃娃爱唱歌，谁家待客喝酒猜拳，谁家走路爱哼小调，尽听尽看，尽知尽解。”他还根据对曲里的观察编了个顺口溜：

    沿河吃饭下街睃，上街才座冷水锅，
    村顶被窝晒屁股，圪就门口把饭吃。

    第三次是从张丑有家搬老书记张存昌的家。张存昌是个老中农，1945 年解放后一直是村干部，书记也当了十几年。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四清”运动的对象就是农村的党内走资派。据进村的“四清”工作队分析，曲里村水浇地多，粮食产量高，副业项目多，搞副业的能人多，劳动日值也多，邻村日工只能分三四毛至五六毛，曲里村能分一块钱以上。全村100 多户就有80 多辆自行车。

    赵老师稳把运动大方向，吃住行大都在贫下中农、老党员、积极分子当中。经清查，张存昌经了风雨受了考验，没查出什么违法和路线性错误，只是阶级斗争意志软弱和物质上多吃多占。赵老师提议对他进行教育后继续当支部书记，多次叮咛他要注重培养青年接班人，树立社会主义远大理想，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

    先要改变农民文化生活

    赵树理老师进驻曲里村后，时时处处表现出对农村文化生活的特殊重视。

    第一是召集贫协会、团支部，恢复了农民夜校，每周两次，地点就在大庙院学校的教育里。赵老师常在夜校讲课，教导大家要想改变农村面貌，必须首先尽快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只要他参加，总让我陪同。

    第二是发动“四清”工作队干部向曲里村捐赠图书、杂志。他身先士卒，从北京和太原捎来很多农民喜爱的书刊杂志，很快使冷落多年的图书馆又红火起来。我那时因买不起想看的书，就在图书馆里看，获取了书中的营养，扩展了思想境界。

    第三是推动在街头巷尾增设黑板报，把每块黑板报分包给团小组，定期进行评选。为了提高黑板报的内容和质量，做到常换常新，赵老师在团员会上“任命”我为黑板报“主编”。每次想起那时我一个十几岁的毛孩子成为赵老师指任的“主编”的情景，都觉得有股朦胧的傻劲。

    第四是调查每家每户的有线喇叭是否能听清楚。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喇叭早已变成了哑巴，或是因线路接触不良，刮风下雨时音质不好。赵老师便让我起草了报告送到公社广播站，一星期后，全村一百多台喇叭有的换了新的，有的进行了维修，使每个角落都能清晰及时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和国内外新闻。

赵树理参加会议和农民夜校的古庙

    第五是赵老师了解到全村四个生产小队仅订了一份《山西日报》（农村版）和一份《晋东南报》，便自己拿钱为每个生产小队各订了两份《山西日报》（农村版）和《晋东南报》，还订了《火花》、《山西文化周刊》等杂志。那天他当着邮递员刘吾成的面，把红三角收发专用章交给我，“授权”我为兼职收发员，吩咐邮递员凡是他的信件报刊，都由我亲自送交他收。他还让我选出优秀的学生为“红领巾”送报员，报刊信件一送到学校，便由我分发给学生，学生利用放学回家吃饭时间带回各生产小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