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访煤矿农民轮换工

    秋收快要结尾，天气渐渐变冷了。一天晚饭后我去给赵老师送药片，他说明日是礼拜天，让我陪他到石圪节煤矿搞次暗访，一是看看煤矿是个啥样，聊聊农民轮换工的状况，二是洗个热水澡，去去寒，治治感冒。他问我是否去过石圪节，我给他讲了我去石圪节的事：12 岁那年，已上高小的胡汉英和我、张双枝、张仁旺、张才有等分别扮演麻雀、老鼠、跳蚤、苍蝇，表演“消灭四害”快板剧，被邀请到石圪节煤矿演出过。赵老师听后打消了怕走错路的顾虑。他一再吩咐不要暴露他的身份。他本来抽的是大锅烟，却往包里装了几盒火车牌香烟。

    第二天，到石圪节矿时已是九点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八个大字映入眼帘。他带我跑到井口看时还怕人家禁止参观，谁知管得不是太严。我们从井口又跑到堆煤场、木料场、修理厂、矿灯房。工人们戴着柳条安全帽，黑黑的脸蛋、白白的牙齿、红红的嘴唇和眼睛。当赵老师把火车牌香烟发给刚升井的矿工时，可把他们高兴坏了，他们说：“上井一支烟，赛过活神仙。”赵老师问人家当了几年矿工，每月能挣多少钱，老婆孩子在不在矿上，工伤了怎么办。当矿工们告诉他矿上“六二压”时很多正式工及家属返回了农村，他们是从生产队招来的农民轮换工时，赵老师皱紧眉头，自言自语道：“这种用工不公平。井下是特殊工种，矿工的后顾之忧谁来保障？”鼓励他们说：“石圪节煤矿对国家贡献很大，你们的功劳不小啊！”

    中午，赵老师带我在小饭店吃了碗面条，让我找本家舅舅领去洗澡。舅舅也和我同一公社，白家沟人，是矿上有名气的老劳模。他早听说赵树理在我村们参加“四清”，一见到便热情地握住赵老师的手说：“赵老师，欢迎你。我们是挖煤的大老粗，不懂太多规距。矿上的干部知不知道你来啊?”赵老师说：“千万别跟矿上说。有你这个老劳模接待洗澡我就满意。”到了澡堂，我舅舅也跳进池里，帮着赵老师搓背、打香皂，一块儿聊得很投机。我们准备出塘穿衣时，赵老师发现隔壁就是井下工人的大澡塘，一定让舅舅领他去和工人一块儿洗。我明白赵老师不是没洗好，而是想和井下工人再聊聊。赵老师又泡在大池塘，和工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回到曲里太阳已快下山了。

    几天后，我在赵老师坑上看到一叠稿纸，头页上的标题是《和农民轮换煤矿工的谈话》。我从赵老师的暗访日记里领悟到一个人民作家的胸怀和社会责任，觉得赵老师让我从心灵上真正走进了社会主义。

赵树理当年常在漳河两岸散步

    迟到的变相“小锅饭”

    随着天气变冷，干部们听说赵老师身体不太好，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四清”工作队的人大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赵老师已50多岁，是他们年龄的两倍多；大家晚上开完会以后都能按时睡觉，赵老师还要伏案写作，费心思考；大家白天是在办公室查阅帐本，打算盘，顶多走出去搞搞外调，而赵老师总是想和社员们经常下地；社员们收工后回了自己温暖的家，赵老师还要跑好多拐弯路去考查情况；大家的工作有明确分工，干完一件算一件，赵老师是大事小事交叉管。他说过，如果脱离了群众，谈何当作家！所以，大家出于对他的关心，为了他的健康，秘密订了个不成文的规距：凡是派到赵老师饭的农户，每吃两天大队补贴相应的白面和大米。如果是重要节日，大队还要秘密补贴一斤猪肉，有肉补肉，没肉补钱。大家还商量，此事如果被上级知道，由贫农出身的复原军人、共产党员原学金等出面担保，接受检查和处分。自愿担保的老雇农张江荣说：“这年头吃的喝的虽比60 年好多了，还断不了从河南买回的红薯片，磨成粉掺在面头吃。赵作家处处为咱老百姓，咱不心疼谁心疼！”

    在赵老师临离开曲里的最后日子里，他越来越觉得奇怪：原来中午吃的是杂面、红薯面，现在吃的是拉面，原来早上一般都同吃玉米面疙瘩，现在吃的是白大米。几天下来，他再不闹肚子了，消化也转好了，心情却越来越复杂了。他每当吃到谁家便叮咛：“你们吃啥我吃啥，不要当我外人看。”绰号叫“大哑吧”的张来生发了话：“咱曲里村副业搞得好，一个劳动日能分一块多。人心都是肉长的，把你的身体拖垮了我们不忍心。”

    不到半个月，变相的“小锅饭”被赵老师揭破了。大家非常后悔，互相埋怨变相“小锅饭”弄得太迟了。爱逗笑话、说顺口溜的李富有、郭买成还有我一块儿凑了顺口溜送给赵老师看。

    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没明没黑把心操。
    村里头转地里边跑，黑夜灯下还写稿。
    让他改善吃点好，他说粗米茶饭才是宝。
    过节饭菜吃点肉，他说小灶不准要。
    老赵本来胃不好，五十多岁年纪高。
    他和农民心连心，这样的作家哪里找？

    给吃派饭家户的补贴虽然取消了，可社员们仍和往常一样，备好饭菜，欢迎赵老师到自己家一块儿吃上两天改善饭，以表对赵老师的爱戴。

    为老支书赠对联

    “四清”运动中，老支书张存昌的清不清问题始终牵动着人们的心。解放前至今他一直是党的村干部，“四清”运动一开始表现就积极主动，最终没查出什么违法问题和路线性错误。

    不过，老支书因集体出资翻修了他家的三间瓦房，引起一场不小风波。原来，公社要在曲里村建立供销分社（代销社），选来选去找不下合适的地方，如果新修一个，当时集体经济还没这笔预算。最后张支书提出把自己已垮塌的三间临街南房让给生产队做供销社，理由有三：一、家里人口少，儿子还小，住不着。二、他家位居村中心，方便全村人到供销社购买东西。三、房子面临大街，场面宽敞，方便停放车辆。几年前经支部会议研究同意，由集体出资翻修了这三间瓦房，从此这里就成了曲里人的购物中心，什么烟酒茶糖、油盐酱醋、针头线脑、鞋帽布匹、农具农药，应有具有，给社员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方便。

    “四清”运动一开始，这三间翻新瓦房便成了运动的焦点新闻。工作队根据群众反映，认为这是张支书利用职务之便，由集体出资为个人谋私，翻修垮塌多年的房子。张支书自己认为这是受1958年“共产风”的影响，为群众集体利益做奉献。赵老师出于作家的特殊身份，一来为文艺创作汲取生活素材，二来也为张支书这一特殊时代的革命行为闹个清白，便暗访供销社职员戴金凤，想查一查张支书是否在供销社分过红，或是享受过租房金。结果都没有。随后，赵老师和工作队找到张支书，问他这三间翻修瓦房现在产权应该属于谁。张支书慷慨地说：“过去是为集体和群众利益自愿奉献。原先的承诺忠言不改，供销社的房子就归集体所有了。”老支书的一句话让此案一槌定音，也让所有干部群众感动。

    赵老师向张支书打趣道：“你家大门上的对联每年由谁来写？”张支书说：“不是会计李新柱，就是张来旺。”赵老师说：“那好，我代表‘四清’工作队，代表贫下中农赠你一副大门对联，你一定要在春节时用啊！”说着撕了一张稿纸，即兴写下：

    上联：只为集体聚金山
    下联：不谋个人半块砖
    横批：舍己为公

    过春节时，大家虽没看到张支书贴上老赵的对联，这副对联却成为对老支书张存昌及老伴靳福英的巨大鞭策与鼓舞。第二年，张存昌成为长治市的模范书记，老伴靳福英成为长治市的模范干部家属，双双参加了市里召开的劳模大会。曲里大队也被表彰为先进集体，还获奖了一头优种黄牛。黄牛来村时，头顶戴着大红花，牛角上系着红绸布，老支书和老伴也双双戴着大红花，由公社干部和社员敲锣打鼓迎送到村。

    1965年，根据“四清”复查的精神，为了纠正1958年以来“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这三间用做供销社的瓦房物归原主。供销社按政策要支付多年来的房租金，张存昌和老伴坚决表示一分不要。

    赵老师心中的“绰号”人

    赵老师有一个特殊的本领，他一进曲里村，就能了解到村里的内幕。他的记性也很好，哪家与邻居有宿仇，谁家父子关系不和、妯娌拌嘴都知道，社员也少不了求他去调解。因此，他能很快掌握村里的历史背景、人缘关系。

    在曲里最后的日子里，赵老师有时到地委等开会，一个礼拜才能回来住几天。有天他从长治返回曲里，不顾疲劳和我聊到深夜。他拿出两张写满先进人物绰号的稿纸说：“小张，这是人民公社化以来曲里村的正面英雄人物，你能否把他们对号入座，填上他们的真实名字，然后再写出他们的特点？”我一看其中几个绰号是我给赵老师提供的线索，很轻松地用两天时间就圆满交了答卷：

    “细磨石”——张长林

    老党员，当过生产队长、粉房主管、保管员。勤俭持家，爱护公物，精打细算。他常说：“新三年，旧三年，逢逢补补又三年。”他与人相处不论私和公几角几分都要算清，年轻人开玩笑说：长林叔可惜没学过“代数”，不会用小数点。

    “三把锁”——张富库

    老雇农，旧社会家穷得卖儿卖女，老伴年纪轻轻上吊自尽，自己流落他乡扛长工打短工。冬季为了避寒混饭就住进戏班，还是打鼓板的能手。被卖的儿子当兵参加革命，入了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64 军副军长。长治解放后，政府帮他回到家乡，被选为贫下中农代表。村里的各种贵重仓库及粮仓的钥匙都挂在他的腰间，没有他和另一位代表开锁，大保管是不能进出库房的。铁面无情，敢做敢为。

    “铁老包”——张金库

    老党员，支委、治保主任，当过村长，善于学习，知法懂法，严于律已，家风严格，办事果断，铁面无私，有时得理不让人，得罪过了不少人。与邻村发生地界、河流、山权等纠纷，有人怕得罪了邻村的干部，给家人惹来麻烦，而他不惧恐怖，敢于上阵。打官司上法庭，十次九赢。为村民争气，为村威赠荣。他敢于两次揭发举报顶头上司公社干部的问题，在遭到打击报复时不向邪气低头，舍生忘死追求真理，受到群众拥护。

    “急三枪”——郭实成

    党员，外地移民，曾任团支书、林业技术员、林业队长。遇事急躁，招之急来，来之急上，不管效果和后果好坏，咚咚咚先放三枪。“大神奶奶”——姓名不详，也称“大奶奶”老贫农，幼儿园保姆、幼儿园长，纯朴善良，贫下中农代表。解放前幼小时逃荒要饭，有时隐身庙宇守神，以供品为生。解放后翻身做主人，是党和政府第一批培训的乡村接产妇，村上比她小十几岁的男男女女全由她接生，所以村里人统尊称她“大神奶奶”。“大”是年岁大、辈份大、资格老；“神”是她能用秘偏方给婴儿、幼儿、儿童治各种疾病，能看出孕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是双胞胎，碰上孕妇难产等麻烦事，能得心应手，临危处理。敢说真话，不说偏理。

    “周而拐”——周贵宝

    贫协主任，老采坩工。爱说反转话，在碰到损害群众利益的焦点话题时，爱用拐弯话坚持真理、主持正义，替大多数群众出气，后被俗称“周而拐”。

    “误顿时”——李明彦

    乡医。旧社会兵荒马乱时外出闯江湖，流落宁夏、内蒙古包括海拉尔草原一带，因长期骑骆驼、骑马，走路两腿成“公”字形。解放后返乡，以从少数民族学来的医术何带回的中草药为村民服务，随叫随到，不摆普拿架。打针输液样样精通。谁家有急病半夜敲门，他总是大声随喊“误顿时”（稍误一会儿）。因李医生看病、开药方、打针输液常常不离口误“ 误顿时”，人们背地里再不叫他李医生，统统开玩笑地叫他“误顿时”，有时人们见了他的儿子、孙子也逗笑地喊“误顿时”。

    “浠不吃”——张小奋

    贫农，半文盲，马车车夫。生活简朴、乐于助人，与人处事时吃硬不吃软。村干部爱从他口里听消息，在弱势人群中爱逞能，故被称“浠不吃”。

    “聋耳朵”——原学金

    老贫农、老党员、老八路，解放后转业务农。在部队是炮兵战士，耳朵被震聋。当过保管员、生产队长、贫下中农代表。吃苦耐劳，见义勇为，人们称赞他“耳聋心不聋，一心为了公”。

    “金皇后”——李春来

    老党员，中农，种地能手。勤奋实干，不说空话，曾最早引进玉米优种“金皇后”获大丰收。当过生产小队长、生产大队副主任等职。

    赵老师拿到我写的答卷之后说：“以前老有人批评我写的‘中间人物’多，英雄人物少。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能让鬼变成人，尤其经过社教运动，更会焕发社会主义新貌。等我把《十里店》写完后，再来曲里写一部《十里店》下集，把曲里的新人物好好写一写。”

    谁知赵老师走后再也没能来，我只有常在睡梦中见梦见赵老师又来到曲里村。每次他都在梦里一再劝我尽快写出《十里店的变迁》，我在梦中告诉他：要写就写《今日十里店》吧。

    心系曲里村 情铸《十里店》

    1964年上半年，黄碾公社党委书记李长旭来曲里蹲点包队，让负责派饭的张秋胜特意把饭派到我家。晚饭时，李书记避开家人给我讲，是赵树理老师建议他来曲里包队的，并拿出赵老师的信让我看。信中主要说了两点：第一是为巩固“四清”成果，探索“四清”运动斗争的复杂性，一把手应在曲里蹲点。第二是让我利用教学课余时间，协助李书记写一份《“四清”运动后的曲里村生产大队》材料。李书记说：“调查报告要详细具体，要有正反两方面的人和事，把你知道的、听到的、见到的都写进去。如果觉得素材不够，过两天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座谈会，你必须参加，更要记好笔记，为写好材料充实内容。”李书记还告诉我，赵老师把在曲里写的《结婚前后》改成了《十里店》，为避免曲里村干部群众与书中人物对号入座，引起矛盾，他正在陵川县黑山底村下乡修改剧本。

    写这样大的材料我还是第一次，所以用了20多天才写成。赵老师看后还来信表扬、鼓励我，说材料写得不错，让我代他向有关同志问好。

    1964年12月，黄碾公社的13个生产大队整体划归潞城县王里堡公社。

    1965年底，王里公社党委因公社干部集体分发米面、衣物等腐败福利，被县里调查处理，调换了党委主要领导。县委书记宁田锁来到曲里大队包队蹲点。一个星期日上午，我独自安静地坐在大庙的学校办公室看书，忽听庙院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走出一看，原来是县委书记宁田锁和新来的公社党委书记申启宏。他俩都扛着劳动工具，直截了当说了来由：赵树理老师在修改《十里店》过程中，一直想念着曲里的人和事，因剧情人物省、地领导争议不定，他从宁书记口里得知“四清”后王里堡公社出了违纪问题，非常关注，更让他坚定了在《十里店》里揭露露头的资本主义反面教材的决心。他很想重返王里堡公社及曲里村多住一段时间，但又没时间，所以托俩书记给我派下差事，让我再写一份《“四清”后的王里堡公社》报告。

    我当时有点犯愁。写曲里的事我心里有底，写王里堡公社的事，我还真的没谱。宁书记看出了我的心思，便说：“启宏书记给你带的草稿就是公社‘四清’后的情况，你把曲里村的人和事容纳进去就行了。”我想，县委书记都说话了怎敢不写呢？写此文字虽熬夜很累，但毕竟年轻气旺，念起赵老师在曲里对我的帮助和亲切关怀，想到这也是锻炼提高自己的机会，想到这是赵老师对我的信任和器重，想到能和公社、县委书记打交道还能抬高我的“自卑”身份，所以接受了任务，用了一个星期就向两位书记交了差。赵老师收到文字材料时大约是冬季，还邀县委书记宁田锁、公社书记申启宏、曲里大队老书记张存昌和我一块儿坐着宁书记的小车到长治观看《十里店》彩排。那晚上赵老师很忙，他只给我说了一句话：“小张，我跟宁书记商量过，想把你调王里堡公社工作。”我一边看《十里店》彩排，一边在心里预感着什么……

    1965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学校已放了寒假，老书记张存昌通知我晚饭后到大队部参加会议。老书记讲了生产队的工作后，公社申书记宣布县委组织部决定调我以“四清”巩固工作队员身份到公社工作，我的岗位由张仁旺接替。张存昌这时紧贴我的耳朵说：“是赵树理老师给宁书记推荐你的。咱曲里村变成了《十里店》，王里堡今后成了老赵的家。”

    和赵老师的最后一面

    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我参加了王里堡公社成立的“工农红卫兵”，也参与了公社夺权。

    1967年春节过后的一天，夜空飘着大雪，几个青年忽然把我带到公社会议室，要对我进行批斗。我当时20岁出头，长得骨瘦如柴。主持批斗会的人宣布我的“罪行”：第一，我有香港来信，私通海外等罪名。第二，我是宁田锁、申启宏的私人黑秘书，共同勾结反动作家赵树理暗地整过他们的材料。第二天一早，他们给我挂上大牌，还做了顶很高很高的纸帽子，结果帽子没等给我戴上，抱打不平的革命群众便给撕掉了，并强烈声讨某人在迫害革命小将，是阴谋搞个人报复。不过，他还是让我敲着铜锣鸣锣开道，后边跟着宁田锁、申启宏、席文保、任双喜，各拍打着一种乐器和我一块儿游斗。对我接二连三进行政治迫害、肉体摧残，还将我送交曲里大队戴帽管制劳动，更可笑的是宣布把我开除出“工农红卫兵”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并开除了我的工作。那几天，公社各大队的革命群众发现那个人是在利用文革破坏文革，还发动农民进城武斗，后来把公社的集体企业也折腾倒闭了……群众不怕他的恐吓监视，纷纷给我借钱借粮票，让我到省里和北京告他们。从此我走上漫漫上访路。

    到了省文革领导组后，想不到招待那么热情，对案件非常认真负责，给我安排吃住，感冒了还给我送药，回来时还给我买了火车票。在太原上访的日子里，我多想见见尊敬可亲的赵老师啊，但三次找到太原南华门15号的文联家属院，就是见不到赵老师。第四次去的那个晚上，正巧碰见他被特别批准从文联的牛棚回家备药。一看他面色憔悴，我心里很难过。他简略地对我说了两件事：第一说他自己正陷入前省委主要领导批准、报纸点名批判之中，他坚决要用生命捍卫毛主席的“双百”和“两为”方针。第二说我很年轻，要有革命小将的敢闯精神，别被坏人吓倒，要经受运动的考验。潞城王里堡公社搞过“四清”社教运动，斗争的反复因素不免会带到文革中来，一定要警惕走资派势力的陷害。最后他安慰我说：“运动过后我一定会再去曲里村看望群众。”

    没想到，这成了我和赵老师的最后一面。1970年9月23日，赵老师和我们永别了，终年63岁。他曾痛心地说过：“我是生于《万象楼》，死于《十里店》。”

    《十里店》是赵老师在曲里蹲点后，生前写出的最后一部巨作。他永远是潞城市曲里村的荣誉村民。

    2014年1月 写于珠海
    （张双俊，高级记者，中国摄影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