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最熬难的反“驻剿”日子里

    我们还没来得及研究相应的对策，敌人大规模的“驻剿”开始了。那时正值春节过后没几天，敌人以两个团的机动兵力“盯”在如中地区，到处安设新的据点，分散驻扎下来，而且每个据点都配有还乡团，天天下来搜捕干部、积极分子，抢粮、抢物。如遇到我方小股游击队微弱抵抗，就穷追猛打，我方人员扑河下沟，他们也下水追赶，过河后找不到我方人员，他们再找老百姓家，卸下门板，搬来桌凳，劈成木料烤火取暖。在大冷天，敌人不惜下到冰冷的河里拼命追赶搜捕，这种做法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可见他们安排考虑的周密和从上到下督促之紧。他们在景安区设置的据点之密集程度，达到每隔五至七里一个，甚至三四里一个，这样给我方干部群众活动的空档就十分狭小。

    各乡游击队突然遇到敌人这样穷追和搜捕，难免有怯战情绪，不敢多放枪或不敢打枪，以免暴露目标，只是凭着路熟和复杂的地形，与敌人迂回周旋，显得十分被动。敌人因而更加胆大妄为，敢于分散开来抢劫搜捕，从过去一个连集体行动，分散到一个排、一个班地活动起来。

    好在那时县警卫团和军分区主力团的一部分发挥了作用。他们在中共县委的统一部署下，带动了各区游击队，组织了几十个狙击小组（每组三五人至七八人，以便于活动和隐蔽），在国民党军队与还乡团出动的路上，到处把枪打响，形成四面“开花”，给敌人造成一些杀伤，夜里还带着乡游击队到敌人新筑据点边吹军号，打枪佯攻，使敌人受到很大威胁，下乡骚扰时就不敢过分分散了。这就大大保护了正在敌人据点间的空挡中进行“跑反”的群众和正在坚持活动的干部。这也说明，敌人是只纸老虎，你要真正进行有效的打击，尽管规模不大，他们一样害怕。武装斗争法宝的重要性在这次反“驻剿”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各级地方武装相互支援、相互带动、相互鼓舞的优越性也得到了体现。敌人也一时难以琢磨透到底有多少正规的“新四军”在里面活动，行动上顾忌很大。

    这次国民党军队下来抓人拉夫、抢劫财物，可不管你是地主富农还是贫下中农。强奸也是见了女人就上，连六七十岁的老奶奶都不能幸免，许多地主妻、富农婆一样被强奸。拿木器家具烤火也不管是谁的，能找到红木的最好，据说红木家具烧时没有烟，烤火时呛不着。于是他们专找富户的好家具来烤火。原来对土改心怀不满的一些地主富农本来盼中央军来，结果“遭殃军”真的来了，又使他们与我方站在一起反蒋。

    “驻剿”十多天下来，给中心区老百姓造成的损失和苦难是罄竹难书的。大概有十几名“跑反”群众被枪杀，几乎有一半人家被抢，被抢后的那副翻箱倒柜的杂乱样令人心酸。对实在抢不到东西的人家，也把灶头上的铁锅打碎，再撒上一泡粪尿。干部、积极分子的住房，一些桥旁路边我军做过抵抗的房舍更是断墙残壁，惨不忍睹。有的男子遭到拉夫而失踪了，许多妇女被强奸。幸亏事先做过一些准备，粮食大都埋藏了起来，老百姓总算保留了必要的过冬、春粮食，藏在老百姓家的公粮也没有大的损失，保证了我方军队和脱产干部的生活用粮供应。由于老百姓到处“跑反”，青壮年被抓去的不多，已经被抓走的也大多逃回。在群众掩护下，乡村干部绝大部分安全无恙。老弱妇孺与敌人明争暗斗，妇女抱成一团集体反抗，避免了不少强奸的发生。这一切说明，坚持斗争就能减少损失，比沦陷后任敌宰割的日子要好得多。“斗则存，退则亡”得到了进一步证明。有的干部、积极分子因而更加坚强起来。还乡团以烧房子来威胁他们自首，他们就索性自己拆掉房子或拆掉主房，保存木料来减少损失，并以此向群众表示斗争决心。区委书记魏志田就是这样做的。

    我在那十几天最紧张的日子里，与魏志田在一起呆了好几天，经历也是非凡的。魏志田原是景安区的农民，兼干打磨匠的活，是抗日战争中培养起来的地方干部，人胖而结实，戴顶绒线帽子，棉袍向上折，用绳子沿腰扎牢腰身，然后再放下长棉袍的下部，这样便于奔跑。驳壳枪就插在棉袍的褶里，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他本已在参军运动中带新兵去军分区报到，九地委考虑到坚持原地斗争需要土生土长的地方干部，就把他调回原地。他在当地有威信，乡村干部和老百姓见有他在，心里就踏实多了。他身边带的通讯员是个老兵，长得高大健壮，胆大心细，能打会跑，眼睛特别好使，远处敌人的活动我们看不清楚，他却能看出枪支数和衣着，实在是个好警卫人才。我这些日子里也和如中的地方干部一样打扮，棉袍也折上用绳捆好，里面形成的袋囊放着用白报纸裁开、用线缝起来的笔记本，衣襟上别了一支钢笔——这当然是记者少不了的武器。棉衣口袋里还放了两枚美式小蛋型手榴弹，以备不时之需。

    由于景安区这个不足二三十华里方圆的地方被安上了六七个“钉子”（敌据点），每个区委所分管的一两个乡中间也被据点分割，所以白天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三五七里。有一次魏志田和通讯员加上我三人在一个名叫老鹳嘴的地方遇到了敌人，转向西，又遇到另一路敌人，南北据点敌人也分别出动，向老鹳嘴靠近，我们与敌人中间只隔着一些“跑反”的群众。而老鹳嘴又是三条路的交汇点，其南紧靠一座木桥。在四边皆敌的情况下，魏志田非常沉着，通讯员负责瞭望，东边敌人迫近时我们就稍往西挪，西边敌人迫近时就稍往东挪，南边敌人迫近时我们就混入老百姓人群中一起过桥往北移，北边敌人靠拢时再回到桥南。由于各路敌人各有各的打算，不是统一行动，使我们有缝可钻。但每次挪动又不能过远，否则就会碰到另一路敌人。这样一直坚持到太阳快下地平线，敌人收兵为止。

    还有一次，我们索性在白天到离敌人新安据点只一里左右的地方找人家潜伏，因为越是靠近敌人据点，敌人越是不防备我们会去。不过虽说胆大，还得心细，至少得随时警戒着。终不免有点提心吊胆。当然，所找的人家是魏志田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他们机警地替我们放哨观察，掩护我们，随时报告敌人的动静，有时因敌人靠近而要我们做好准备，还替我们煮好饭，让我们吃得饱饱的，跑路耐饥。他们的心理上也有矛盾，因为万一被还乡团发现，就会引起一场灾难，这个窝藏的罪名至少会被烧掉房子。为了不给临近有嫌疑的人家看到，他们极力劝说我们呆在家里，不要出门，由他们自己去放哨，监视四周动静。好在一到晚上，

    敌人一般不敢出来活动。

    魏志田又带我一起到各乡去会见干部和群众，问情况，听汇报，了解敌人白天下来的人数、意图，作了什么孽，我方对他们有些什么斗争，有什么损失，等等。再估计明天敌人会到哪里去骚扰，布置如何对付。我也由此得到采访材料。针对各乡游击队在敌人大举活动后有畏缩情绪的情况，魏志田曾集中了几个乡的游击队在双甸附近打伏击战，我也去了。各队半夜进入阵地，但早上太阳升起后敌人未到预定地点来，因怕被敌人发现，又不得不布置分
散游击，再找其他战机。这次虽未打上仗，但魏志田到处活动，边鼓励打气边布置对策，发现少数反动地主、富农有打击威吓贫下中农时，就立即当面予以警告，这在危难情况下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

    各个区委委员们也是如此，在各自分工范围内昼伏夜出，不断巡回各乡村，安慰群众，使群众知道干部没有走，政府没有走，军队没有走，共产党没有走，还在坚持原地斗争。这点看起来很平淡，但起的鼓舞作用很大。因为群众是不甘愿屈服于敌人的，只要干部肯坚持，他们是坚决不肯当敌人顺民的。同时，经常公开活动，对一些反动地主、富农也起了威慑作用，使他们不敢妄作非为。干部夜里出巡虽说只是走走说说，在当时也是有很大风险的。

    如我与张平同志在洋涨乡活动时，由于这个乡及其附近被敌人安了两个据点，一个乡被分割成三片，其中有一片由于地形关系，难以进去活动，与那里的群众有几天未会过面了。张平同志想冒险在夜间进去与群众联系，但女同志究竟跑跳不便，不如男子，我就自告奋勇陪她一起去。当时要经过一片开阔地，而附近找不到群众可以询问片内的敌情，我作为男同志就义不容辞地把手榴弹拿在手里，先去探路。如遇到敌人，先把手榴弹拉开丢出去（虽然我当时从没投过一次手榴弹），使后面的张平同志能够闻声先走，我再把敌人引开，反正我会游泳，碰到河沟就游过去，而敌人在严冬一般没有冒寒涉水的勇气。好在这次未遇到敌人，进去算得顺利，达到了鼓舞群众斗志的目的。群众向我们哭诉敌人暴行，倾诉对“新四军”思念之情，使我难忘。我也出过“洋相”，有一次与乡村干部一起转移时过一顶狭桥，一滑跌在河里，幸而河水浅，但棉裤湿透。到了住地，有老百姓替我烘干，我借了老百姓一副棉裤腿套暂穿，肚皮冻得难受。

    我这个外来的记者能够在这块陌生的地方呆下来而且能坚持采访报道，没有地方干部和群众的协助与保护，是寸步难行的。由此我也体会到培养出一批与群众有血肉联系又熟悉当地情况的地方干部，对率领群众坚持原地斗争的重要性。如中地区的工作基础打得好，共产党在这里深深地扎了根。这点敌人是不能理解的。据群众反映，国民党军官感到吃惊的是：花这么大力气来“驻剿”，为什么老百姓还是跟着共产党走？他们当兵的当然更没有信心，更希望早点离开这片“匪民不分”的危险地区。

    这十几天来，我们白天要提防敌人“搜剿”，要带着群众一起“跑反”（当然也因而受到群众的掩护），晚上还要会见干部群众，了解情况，做思想工作，半夜以后才找稳妥地方休息。睡觉时也一直不敢脱下衣服。这个日子真是度日如年。我们向干部群众宣传时，总讲主力部队会随时来支援我们的，只要北边打好仗，歼灭敌人多，拖住的敌人多，这里的形势就会好转。还有一个数字也使大家念念不忘。那时上级告诉我们，解放战争头三个月已歼敌25个旅，今后只要再歼灭他们50 个旅，就能转入收复大部分失地。每逢危机之时，大家是多么盼望主力部队来支援我们啊！不能马上来反攻，就是来反击一下也好啊。

    那一天终于到来了。1947年2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北边传来密集的枪炮声——我华中主力向如东县北线重镇栟茶、角斜分别进行了伏击战和攻坚战，暂时拔除并收复了栟茶、角斜等据点，一举歼灭敌人数百名。这些据点在景安区的北端，距景安区中心地点十多公里。我们估计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要去增援，也没有精力来附近骚扰搜捕了，还乡团单独活动就没有那么大胆了。那天晚上，我们总算睡了一个痛快觉，十几天来第一次把棉裤、棉袄脱了睡下去，在被子里的轻松感那是没法形容的。果然，第二天，安在景安区中心各据点的国民党军一撤而尽，还乡团失去依靠，也纷纷逃回南、北、中线各较大集镇的据点去了。我方区乡游击队乘机活跃了起来，纷纷主动出击，鸣枪为他们“送行”。我记得洋涨乡游击队曾乘黑打进药师庵据点，发现还乡团刚刚逃跑，里面的被窝还是热的。这些乡游击队由于缺乏战斗经验，还不大敢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但打击还乡团却很起劲。敌人周密策划的“驻剿”计划在十几天里破产了，当地干部群众欢欣雀跃的情景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有个老奶奶还归功于她日夜不断祈求菩萨保佑“新四军”早日打回来，以为是由于对佛的诚心才有这一天的。

    反“驻剿”胜利后，洪泽同志与如东县委书记王野翔带着县团的一个连又到了如中，在景安区召开了如中三个区的区委联席会议，及时总结反“驻剿”斗争经验。我也参加了会议。记得洪泽同志总结出了“三住”的经验，即在敌人严密封锁、到处驻扎的“驻剿”情况下，要坚持原地斗争，要掌握三个“住”：站住（站住脚跟，坚持不离开原地，即使给赶了出去，也要回来在晚上与干部群众会面）、撑住（敌情再严重也要熬住，不怕烧杀，不怕威胁，咬紧牙关撑下去，要坚信敌人在一个地区集中这样多的兵力来“驻剿”是不能长久下去的）、稳住（即开展各项斗争，稳定干部群众情绪）。这实际上是在危难中针对实际，鼓舞信心，做好心理战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就是要把各级干部坚持原地斗争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以稳定民心的示范行动来鼓舞斗志，加强大家的信心。王野翔同志还特别表扬了坚持与老百姓“天天会”（天天会面）的景安区委委员们，其中留在铁果乡、田季乡领导工作的何畏同志受到了提名表扬。后来新华社华中九支社除了把我和季淮提供的反“驻剿”情况作综合报道外，还把“天天会”素材单独抽出来编写成短通讯，向全国广播。这对当地干部群众是个很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