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随军采访两次攻坚战

    反“驻剿”结束后，报社、支社带信召我去汇报工作。我通过景安区交通站，由交通员带着穿过切断如东县东西部联系的封锁线进入如东县东部。由于过封锁线需等待夜间，事先还要侦察有无敌人通过，我从头天早上出发，路上走走停停，中间吃了两顿饭也算休息，到第二天下午才到报社驻地。36 小时内没有好好休息，加上前十几天的长期劳累，我吃点饭就呼呼睡下，直到第二天上午都没有醒来。报社总编樊发源在中午设法炒了鸡蛋、韭菜、肉丝来慰劳我（这是难得的破例款待）。他知道我太疲劳，不忍心叫醒我。直等到迟中午，我还没有醒来，他才不得不把我叫醒，和我共进午餐。下午我又睡着了，整整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才打起精神来汇报工作。

    我也得知樊发源这一摊工作在前一阶段也够艰苦的了。出铅印报没有条件，就出油印报。他和一两个编辑自采、自写、自刻蜡纸、自印，总算出了几期。可是我在如中时由于交通传递困难，还没有看到一张油印报。分到各地的记者也有了消息。如林枫在通海沦陷区随武工队昼伏夜出，有时碰到敌人还要打“开门仗”（敌人进到门前后趁其不知底细，突然开门冲杀出去），冒尽风险。总之，这一段对大家来讲都是一生中不平凡的。

    两天以后，报社要我去华中主力部队的31 旅93 团当临时随军记者，这就是说马上要打仗了。原来华中主力打开敌人对九分区北线的封锁线缺口后（后来敌人援兵一到，又被重新占领了），就进来了一个整团人马。这是华中军区为帮助九分区打开坚持敌后斗争的局面，派这个团来协助打几仗，拔除一些较大据点，让疯狂一时的敌人“清醒”一下。这对九分区人民来讲当然是个大喜讯，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样，是一次“及时雨”。而且九分区地方武装缺乏的正是攻坚打据点的经验，华中主力来攻坚正是向他们学习的一次好机会。九分区司令部和所属七团也一起行动，各县警卫团也有配合任务。

    我去见93团的团政委，发现原来是我1943-1945 年在东台县当县里专职记者时的县委书记胡辛人同志。1945 年8 月日本投降后，我曾随着他所率领的县团，解放了位于东台县城以南通榆线上的富安镇。那时原来的县团上升为苏中军区主力部队而被抽走了，新建的这个团是把全县九个区的区游击连在一两天里集中起来组成的，干部战士都缺乏正规作战经验，但是马上就担负起对通榆线沿线据点的受降任务。可是过去依附于日军、长驻富安镇的汪伪军看不起他们，还不愿向他们投降哩！我随他们们在晚上进入这个镇。当冲过一顶大桥进入
镇内街道时，队伍密集地、一呼隆地过去，幸而晚上敌人看不清楚，没有射击，我方未有伤亡。就我这个外行也能看出，这是一副初上阵的乱劲。第二天我方包围了有关碉堡，并与伪军代表进行了谈判。本以为他们在四面包围下一定会投降的，结果因麻痹大意，当天夜里给他们突围走掉了。才过了不长时间，现在胡辛人带来的却是一个武器配备较好、有较强战斗力，能独立作战的华中主力正规团队了。胡辛人告诉我，这次他们进攻的目标是南通县的三余镇。这是南通、如东、海门三县的交通要冲，要打破敌人封锁割裂九分区各县的局面，就要把这个据点拔掉。这是敌人除县城外的较大据点，正规军兵力加还乡团武装人数有四五百。计划由他们主攻，九分区七团和各县团打敌人的援兵。胡辛人叫我与团政治处宣传股的同志在一起，以便于他们配合我的工作。接着就是急行军，一夜就跑了100 多里路。我个子小，脚步小，又有点平足，加上背着背包，走路十分吃力，一路跋涉下来，腿力不足，只好借助两臂的摔力前进。路上见洪泽同志也在行进，虽然骑着马，但夜里行军中一副疲惫的样子，看来身体状况不佳。

    第二天黄昏，部队逐步逼近三余镇，战斗于半夜打响。我还是那副装束，未换军装。好在在团里两天了，干部战士认得我是个记者，其中有的干部是我过去在东台县的熟人，所以没有把我当外人。我见到战士利用长木杆排扎起来的长板桥，在炮火掩护下强渡护城河，桥
板不够长就涉水过去。正值春寒时分，要求穿棉军装的战士在冰冷的河水中强渡是件苦事，何况上面还有敌人的火力封锁。但在连队基层干部带头下水的带动下，强渡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多少伤亡就突入了镇街区。我看到炮兵配合步兵，用迫击炮和小炮逐一摧毁敌人的外围工事，最后进入四面有围墙壕沟、四面有碉堡的主阵地。我在天蒙蒙亮时迫近主阵区，经过一片空地时，听到头顶上子弹呼啸而过所发出的“啪啪”似鞭炮的声音，说明子弹打得离头顶很近，也说明敌人正在拼死抵抗。这里的敌人大多是还乡团武装，战斗力是不强的，但他们对人民有血债，怕人民饶不了他们，所以死拼死拼地不肯投降。

    天大亮了，战斗还在继续。由于我军火力装备有了加强，攻坚决战已从夜间改为白昼。大概是由于白天更容易看清敌情，而敌人并没有炮火还击，我方却有猛烈炮火作掩护，不久部队在冲锋号中突入了围墙。战斗总共歼敌四五百名，我方只伤亡二十多人。战斗结束后，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还乡团的死尸，各种各样姿势都有，扔下的武器满地都是，突围出去的一批敌人也被打援部队截住，一个也没有溜掉。这些都是三余镇周围各乡还乡团的骨干分子，把他们歼灭了，周围就少了很多“地头蛇”，给人民减少了很多威胁。街上的茶馆开起门来了，我和宣传股的同事也去喝点茶，还买了点油炸的东西吃吃，说明商民对“新四军”并不害怕，而且对这次打仗还感到高兴。

    我在空隙中赶紧写好解放三余镇的新闻报道，由于有战场上的实感，还写了一篇题为《强渡》的小通讯，马上送给洪泽同志审阅。主稿通过后，还有一篇93 团政治处宣传股同志写的关于揭露敌人内部恐慌情绪的稿件，我乘此送上，洪泽同志看了，也不多说话，就把此稿否定了，我也没有多问，马上发稿去了。后来琢磨，大概是后面那稿暴露了我方截听敌人短波报话机通话内容的做法，以便探明敌军的位置。当时我军处在敌人四面封锁的“塘”里，要掌握敌人踪迹，便于我找空隙穿插，有时就得靠这一招，这做法可暴露不得。

    打扫完战场后，部队又匆匆集中出发了。据说敌人又集结了一批部队向三余镇方向追来。但奇怪的是我方部队并不朝原路退走，而是向东开拔，像游龙一样大摇大摆，全然不像屁股后面还有敌军追赶的样子。估计是指战员们心里有数，他们至少拥有两个整团的兵力，加上各县的县团，暂时处于力量上的优势。这样一直开到海门县敌人的较大据点聚星镇附近，又从上到下进行了攻占聚星镇的战斗动员。这次由九分区的七团主攻，93团打援配合。于是我又从93团转到七团去采访。

    晚上，七团很快占领了外围阵地。但是到第二天太阳升得老高了，对主阵地的攻击还没有得手。要知道这样再拖下去就更被动，因为敌人的援军将到。这时候我看到一个穿黑呢大衣的指挥员不断用望远镜观察着。这个人是华东主力来的一个高级参谋长，就是他带着93团来九分区的。现在他出现在七团的阵地上，忽然向七团指挥员们宣称：敌人有向另一方向集中迹象，看来要向该方向突围，而正面原来防守火力配备最强的地方却处于空虚状态，正是发动攻击的时机。七团指挥员马上作了安排，在猛烈的火力掩护下，部队一举突击成功。我听说这个参谋长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怪不得作战经验丰富。看来战争真是一门艺术，但是这门艺术不容易学，得花血的代价。要使战士少流血，对指挥员的要求是既要细心，又要果断，要做到这步实在不简单。

    聚星镇的战斗歼敌数百人，这是九分区自己的部队打的，算是反“清剿”后头次大胜利，洪泽同志特别高兴，主动派人催我把报道稿送过去给他看。他修改稿件时有说有笑，与上次比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接着，由于增援敌人的迫近，部队又来个大转移。那时三余镇又被敌人占领了，部队只得从离三余镇几十里外接近海滩的地方，插回到如东东部。一路上连续行军的辛劳自不必说，但毕竟打了胜仗，部队情绪十分高涨。93 团又越过封锁线回华中休整去了，我在军分区政治部住了几天，从而接触到一些部队生活。如：兼管军法审判的锄奸科长去连队检查处理一个连队司务长的贪污行为，在那司务长的被子里搜出一串金戒指。遂后，那个司务长很快就被按军法枪决了；组织科长与七团政治处商量哪些人可以补上当排长、副连长，以补上已牺牲的干部缺额。我还参加了七团一营连干部会，听取各连开展立功评选活动的汇报，以及团政治处主任的总结发言。总的感觉是：部队在频繁战斗的空隙里还是坚持做政治思想工作、处理违法乱纪案件、物色培养后备力量。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部队的觉悟水平和战斗力。部队同志的工作就是这样紧张辛劳，必要时还要付出血的代价。就以该团的政治处主任来说，我记得他姓陈，镇江、扬州一带口音，是个知识分子，腿部受过伤，不能走长路，但他没有转入地方工作，还是克服困难，骑着驴跟着部队行动（那时正团级才有马骑）。他的发言对干部思想状况分析得很深入细致。军队有这样一批热爱部队，把全部精力投入军队建设的骨干，无怪我们的军队在伤亡减员中仍能补充壮大，而且仍能保持原来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传统作风。

    在随军采访中有一件事，深刻地印在我脑中，促使我在这次写回忆录时非要补写这一笔不可。这件事发生在南通县团攻打十总店战斗中，还是在93 团攻打三余镇战斗中，或是七团攻打聚星镇的战斗中，我已经记不清了，但反正是发生在这三次战斗中的一次真实事。为了避免张冠李戴，我还是实事求是地作以上交代。有一次攻打据点，为了强渡敌阵地前的河道，突击队员在一个叉河道上推出一只木船，船头叠满棉被。按原来的进攻设想，是用船上堆满的棉被挡住敌人的火力，冲过那河道。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团里的副指挥员就下了突击命令。在我方火力掩护下，只见那船徐徐地前进，但没行多远就停住了，这是因为船头的棉被是新棉被，松软了一些，被敌人猛烈火力打穿，船上八名突击队员牺牲了七个，生还的小伙子也受了臂伤。但他很沉着，用未伤的手慢慢划动着船，把船退了回来。上岸后他还叫大家不要担心，说他的臂伤不重。我亲眼看到这八个战士上船前视死如归、毫无犹豫的勇敢气概，回来的那个战士也并没有表露出害怕懊丧的表情，使我肃然起敬。这也说明军事斗争不比平常工作，一点疏忽不得。我看到那个指挥员下令前，曾一一细心问过突击准备工作各事项，就是没有实地去摸一下船上棉被的软硬，结果造成了这些勇士的伤亡，还延误了进攻时机。可见指挥员工作作风对战斗胜负、部队伤亡多少起着多大影响。因此工作作风问题在某种情况下也是性命攸关的问题，马虎不得。

    九分区取得两次攻坚战斗胜利后，各县团也纷纷出击，或拔除小据点，或打击歼灭小股敌人，取得一定的收获。我方干部群众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倍增，曾趁这个机会对公路封锁线展开大规模的群众性破拆活动，有的区乡游击队纷纷出动打击下乡骚扰的还乡团，甚至一直追到据点的街头。还乡团的嚣张气焰由此被压下去不少，一度不敢再频繁地下乡活动了。当我从部队回到如东县东部的江海报社驻地汇报工作时，那边的形势也好多了。报社已经把打埋伏的部分印刷设备搬了回来，出了铅印报。虽然如此，九分区各县被分割封锁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报社仍派我回如中地区继续进行采访报道。于是我又踏上了新的采访路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