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绵同志是陕西人，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较高职位的官员。刘绵在读书中受到进步影响而向往革命。他留在武汉后就利用父亲好友的关系进入武汉行辕，掌管机要文件收发的盖印工作。于是，他那里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简短的情报他就记在脑子里，长的他就想尽办法抄录下来。这只要被发现，就绝无生路，但为了革命的需要，刘绵同志绝无畏惧。他把这些可贵的情报交到我手上，再由我根据情况加以处理。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进攻我中原军区的军事部署，也经过刘绵落入我们手中。那时，我还没有和曾悼、陈克东同志汇合，如何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到上级党组织或交到正在被围困的中原军区，成了一个大问题。事关重大，真是急人。我与以做生意为掩护的岳健中同志商议，他又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陈枫同志商议，终于下定决心，由岳健中同志只身冒险送入中原军区。之后，与驻在汉口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我方代表就近建立了联系。后来的材料证明，国民党进攻中原军区军事部署的情报，对中原军区突围是很有帮助的。刘绵同志在1947年底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后来离开武汉行辕，参加了在湖南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
张瑾格同志是一位教授的女儿，受到进步影响后决心进入解放区。当决定留在武汉后，她曾在市立医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因为我们女工工作薄弱，就征求她的意见，是否愿意去做女工，从事女工工作。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于是，她断绝了往日的熟人，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到一纱厂做女工。张瑾格同志个性爽朗，意志坚强，到一纱厂后，住在租下的一间阴暗小屋里，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很少有休息天，碰到休息的时候还要与组织上联系，与进步女工一起研究工作，与普通女工交朋友。她生活十分艰苦，身体受到很大劳损，这与她后来长期患病有很大关系。她在女工中发展了进步力量，和别的同志一起为改善工人生活组织过怠工（当时称为摇班）和罢工斗争。她后来和武汉地下市委领导的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邓祥同志结了婚，现在是拄着双拐行动的老人。
那时，广大党员和进步群众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只要党的事业需要，就一往无前，义无反顾。这里只是举两位同志的事例反映那时为实现理想而献身的精神。
三、严密扎实的组织工作
中共南方局派到武汉的三支力量，开始是分头活动的，到1947年夏开始汇合。1947年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曾惇、李声簧、陈克东、刘实为委员，曾任书记。在湖北省工作委员会下建立武汉市工作委员会，刘实、杜子才、王一平为委员，刘实任书记。当时，经常碰面研究工作的是曾惇、陈克东、刘实三人。曾惇同志领导全面工作，侧重抓统一战线工作；陈克东同志负责联系沙市、宜昌的工作，同时担任交通、经费等工作；刘实负责武汉的工运、学运、教职员等工作，联系黄石工矿区的工作。1948年春以后，上级组织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做好武汉市的工作，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就不复存在。这时，先后由上海、北平、天津来了一些学生骨干，帮助开展学运和职业青年的工作。到1948年夏，上级组织派来江浩然、张文澄来武汉参加领导工作，随后就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委员会，曾惇、江浩然、张文澄、陈克东、刘实为委员，曾惇、江浩然、张文澄为常委，曾惇任书记。
在曾惇、陈克东、刘实汇合前，是分头与南方局保持联系的。武汉的三支力量汇合后，就统一与上海局联系。后来，又与设在香港的南方局联系。南方局与我们联系的是组织部部长钱瑛同志，她不苟言笑，待人诚恳亲切，我们都称她为钱大姐。解放后她任设在武汉的中南局组织部长，后来到北京任监察部部长。
武汉地下党从1947年夏开始发展党员。发展对象都经过较长时间党的教育，经过斗争的考验，经过认真的政治审查，才个别吸收入党。到1949年初，发展了500多名党员。这时，我们面对十分艰巨的迎接解放的任务，只靠已经发展的党员是难以胜任的。但在胜利的形势下，发展党员应该更加严肃认真，于是决定把具备一定条件的进步分子发展成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以壮大党的力量。武汉地下市委先后在各界建立了14个外围组织，到解放前发展了2000多名外围组织成员。500多名党员、2000多名外围组织成员周围都联系了许多群众，在迎接解放的宏伟而又繁重的工作中，在解放初期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上，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上，都发挥了坚强的骨干作用。
（根据过去写的材料增删修改写成，完稿于2009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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