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实，1924年生，原名蔺善达，曾改名刘载恒，后改名刘实，笔名刘景、景留，辽宁辽中人。1939年他辗转流离到位于四川罗江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读中学，因为宣传抗日被列上黑名单，为了避免被捕，秘密离开学校。1941年进入东北中山中学。1942年在重庆学徒、做工，在我党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人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总队长，中共武汉市委委员、工委书记。建国后，历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部长、教育部副部长，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10月当选为全总书记处书记。1983年10月再次当选为全总书记处书记。曾出版《曙光就在前面》、《苏联社会主义竞赛》、《职工思想工作漫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

    颠沛流离寻觅真理

    刘实的父亲是东北军普通军官。他幼年即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刘实出生时，正值直奉战争，父亲随东北军转战各地，以至于连他的出生地也无法确定。1931年随父亲到北京，很快“九一八事变”爆发，刘实家位于辽宁辽中的小房子被日伪军占领。1933年，刘实随父亲到了天津，亲眼看到日本军人当众小便，日本部队开到市政府门前，炮口对准市政府。国破家亡的种种景象，在幼小的刘实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个时候他只是个小学生，但已上街参与抵制日货的活动。

    1935年，《何梅协定》签定，规定北宁路沿线不许驻中国军队，刘实又随父亲从天津撤到保定。从此，刘实心中产生了对国民党卖国当局的仇恨。

    1935年蒋介石将东北军调到陕西打红军，刘实又随父亲到西安、兰州等地。东北军本想打回老家，现在却要去打共产党，东北军中充满了对蒋介石不满的情绪。西安事变后，为分化瓦解东北军，蒋介石又将刘实父亲所在部队调往江苏淮阴。目睹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对国家与民族的前途问题，刘实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1937年，在报考扬州中学时，刘实写的作文即是批驳先安内后攘外的谬论。老师看后，对一个13岁小孩能有这样的认识水平，既感到惊讶，又非常赏识。

    “七七事变”爆发后，刘实父亲被调到山东前线，刘实进山东益都省立十中读书。很快山东失守，国民党节节败退，刘实辗转经山东枣庄、台儿庄，河南确山，湖北孝感等地，一直到达武汉近郊。武汉失守后，又从湖北往陕西进一步撤退。在路上，刘实碰到了山东流亡学生，于是跟上学生队伍，于1939年来到位于四川罗江的国立六中四分校读书。该校当时是有名的小解放区，校长较开明，学校里教师多有进步倾向，有三个教师是共产党员。刘实的班主任方敬是共产党员，教语文。刘实受方敬很深的影响，从此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理论，接受党的教育。方敬讲课的范围很广，尤其是讲十月革命后苏联建设时期的内容，很吸引学生。他还引导学生看一些理论书籍。刘实这个时候就初读了《资本论》。他白天到城外野地读书，晚上用菜油灯看书，睡眠时间很少。除读书外，刘实还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他曾任伙食团团长、学生自治会主席，办壁报，任学生剧团团长兼演员。当时陕北解放区有什么新歌，六中四分校很快就能传唱。1939年初到1940年底的两年时间里，他在这所学校里初步寻觅到了革命的真理。

    1940年底，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连刘实这样十多岁的少年也不放过。老师们劝刘实等人离开。为了避免被捕，1941年初，刘实与两个同学秘密离开学校，步行到了重庆。1941年夏，他们经人介绍到设在四川自贡的东北中山中学读高中。刘实很快发现该校是为蒋介石培养东北人才的学校，此地不能久留。同年底，刘实离开该校，到重庆做了一名小职员。

    山城工运显身手

    刘实在国立六中四分校时即形成了“工人阶级伟大”的观点。当小职员，接触不上工人，因此刘实决定去做工。1942年初，刘实与另一位同学张亮（原名萧力山)一起到重庆小龙坎新基机器厂做学徒工。刘实学车工。后来重庆出版的报纸《新华日报》曾发表刘实的自述《我走进工厂》，编辑部加了按语：“景留（刘实笔名）君是一个并不算贫困的知识分子，他满可以进大学念书的。但是，为了大众的事业，毅然抛弃了书本走进工厂里去……”

    刘实有个同学张子生，进了读书出版社，他同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有联系，带刘实等人去见刘光。刘光非常高兴，约好以后定期见面。刘实逐步认识了南方局青年组的几位同志张黎群、朱语今和闻立志等人。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停止发展党员，而是以“据点”形式组织进步力量开展活动。刘实学车工出师后，不断变换工厂做工，通过交朋友发展进步工人力量。“据点”没有正式名称，也无固定的组织形式，只是三五人经常聚会，渐渐地有了固定的聚会时间与内容。“据点”形成后不扩大，对新结交的进步工人建立新“据点”。这样，据点有总的，有分的，形成葡萄串形式。进步力量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不断发展壮大。

    为了多做工作，刘实尽量上夜班，晚上六点钟进入设在防空洞里的工作场所，早上六点钟下班走出防空洞。这样，白天就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可以往有“据点”的各个工厂跑，可以同刘光、张黎群等同志接头。那时候，他除了过江要乘船，都是用自己的两条腿奔走，常常一天走几十里路。

    刘实曾在民生机械厂所在的江北青草坝半山腰租了一间房子，每到“据点”开会的时候，几位工友陆续从山坡上的小路走进他住的小房子。

    刘实当时所联系的主要是两部分进步工人：一部分是以机械工人为主的进步力量，以地方实力派卢作孚的民生机械厂和李家沱工业区的几个厂为主要的“据点”；另一部分是以印刷工人为主的进步力量，以为国民党当局印钞票的中央印制厂为主要的“据点”。1942年至1945年，在刘实联系下在重庆总共发展了几十个据点，在皖南事变之后非常困难的局面下形成了一支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队伍。

    1945年2月，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违章用电，重庆电力公司派胡世合等工人前去处理，遭特务田凯阻挠，并开枪打死胡世合，制造了震惊大后方的“胡世合事件”。党指示刘实发动工人支援电力公司的工人，开展一场斗争。在刘实的安排下，各“据点”立即分头投入这场反蒋保卫工人切身利益和要求切实保障人身安全的斗争。

    通过他们的“葡萄串”，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他们还油印了大量传单，秘密散发。经过他们口头的和书面的传播，很快就有越来越多的工人知道了事件的真相，普遍激发起义愤，大家众口一词，都要求枪毙特务田凯。

    他们得知电力工人为胡世合设了灵堂，就互相串连，三五成群，先后到市区长安寺的灵堂去上香致祭，同时撰写挽联，哀悼惨死的工人兄弟胡世合，怒斥反动当局的特务统治。全市工人和各界人民的正义呼声，压住了专制统治的气焰。终于，田凯被枪毙了。各个工人“据点”的工友们，互相邀约，参加了给胡世合送葬的行列。送葬的盛大仪式，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巨大力量。

    1945年8月1日，是刘实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刘实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岩庄严宣誓，成为皖南事变之后重庆发展的第一个党员。

    奋战武汉迎黎明

    抗战胜利后，刘实受党组织派遣，到武汉开展地下工作。他和其他地下工作者一起，为武汉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分别派了曾惇、陈克东、刘实三支力量来到武汉。派刘实到武汉的是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他告诉刘实，武汉地下党已经中断了，派你去是开辟工作，重新建党。刘实单身一人来到武汉，凭着介绍信找到帮助落脚的人。随后到处找重庆下来的工人，陆续找到几个，在汉口江边一家“义顺泰油行”承包了修理锅炉等活计。随后，他进入在武圣路的汉昌肥皂厂做修理工。后来，他和同志们不断在江岸机车车辆厂、一纱厂、下新河电厂、三十兵工厂等单位发展进步力量，并且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与此同时，在教师、店员、职员中也逐步开展了发展进步力量的工作。

    1947年11月7日，汉口联勤总部被服总厂工人因为反对侮辱工人和要求增加工资，到武汉行辕去请愿，厂警竟向工人开枪，当场两位工人被枪杀。那时，在这个厂工作的有党员张彦，有进步工人傅言法等。当时联系这个厂工作的邓祥同志和刘实一起商量，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张彦、傅言法同志经过工作，在被服总厂建立了“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设灵堂，举行悼念活动，并印发告全市人民书，向武汉军政当局提出了严惩凶手等项要求。同时，刘实发动武汉各厂工人前往吊祭，送挽联，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声势十分浩大。终于，迫使国民党联勤总部派出少将参议前来祭奠，武汉警备司令也不得不到厂祭奠，并将被服总厂厂长撤职，惩办厂警队的负责人，还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一些其他条件。在斗争取得胜利后，工人举行了出丧大游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