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6日，武汉人民从蒋介石反动政权的黑暗统治下解放，过上崭新的生活。5月16日是个划时代的日子，我们应该热烈庆祝。
   
    武汉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组织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当时在武汉的，还有我部队和解放区党政组织派来做城市工作的力量，他们对武汉的解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这里介绍的是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组织领导武汉人民反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捍卫人民的利益；在人民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宣传解放区的各方面情况；经过各种斗争培育和锻炼了一批骨干，为解放后开展各方面的工作造就了力量；搜集和研究了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方面的情况，提供给上级党组织，并为解放武汉和解放后的建设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
由于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在我军临近市区时，国民党军队就已仓皇逃跑，使武汉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真空时间。我地下党组织早已料到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就把原来按工人、学生、教职员、职业青年等系统来组织，改变为按地区组织。考虑到三镇可能不是在同一时间解放，武昌解放会晚一点，就把各系统在武昌的力量统一进行领导。汉口、汉阳也按地区建立了领导。武汉地下党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对国民党政府人员、保安部队、警察做了策反工作，让他们站到人民一边来。在这些工作下，武汉出现了保卫城市、迎接解放，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生活正常的局面。

    白崇禧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原来有一个恶毒的庞大的破坏计划，除了要把兵工厂设备、电讯设备等运走，把机车从汉口开过江，破坏江汉关码头等等之外，还要炸毁江堤，水淹汉口。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在武汉上下游迅速渡江，由于武汉人民在地下党领导下进行了各种防护措施，他们除了江汉关点燃了几艘趸船的炸药外，全部破坏计划未能实现。当时，在武昌的三十兵工厂，由于工人对拆卸和装运兵工设备采取怠工拖延的办法，只有少部分运离武昌。这个厂的工人在临近解放时建立了武装纠察队，不仅保卫工厂，还开赴街头，震慑妄图进行捣乱、破坏的敌人。在汉口的武汉电讯局，职工把重要的电讯设备搬进宿舍和其他隐蔽的地方，还组成了拥有武装的职工纠察队，以对付前来进行破坏的国民党军队。这时武汉电讯局的局长已经听从我们的指挥，他的办公室就成了我们保卫城市、度过真空的指挥部。在江岸机车车辆厂，工人把机车分别开到各处隐蔽起来。工人们还劝告前来破坏的士兵，要他们快跑，不然就跑不掉了。那时，武汉的二厂、学校都采取了各种可能的防护措施。至于警察局，在我策反工作下，照样执勤，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使武汉在真空时刻没出现混乱现象。

    当我人民解放军进到武汉近郊时，武汉地下党就派人与先头部队取得联系，向他们提供了市区的情况，帮助军队顺利入城。武汉解放后，地下党帮助军事管制委员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与各界人民建立联系，迅速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机构和官僚资本企业，保证了绝大部分企业、市政设施正常生产和工作，使人民过着正常的生活。
   
    武汉地下党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重新建立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靠什么重建和发展的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靠与人民建立和保持最紧密的联系，靠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奉献精神，靠严密扎实的组织工作。

    一、与人民建立最紧密的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分别派了曾悖、陈克东、刘实三支力量来到武汉。派我到武汉的是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他告诉我，武汉地下党已经中断了，派你去是开辟工作，重新建党。他给了我两封介绍信，是进步同志写给武汉熟人的，帮助我在武汉落脚。我当时是单身一人来到武汉，一下船，四顾茫茫。我凭着介绍信找到熟人，随后到处找重庆下来的工人，陆续找到几个，大家搭伙，在汉口江边一家义顺泰桐油行承包了修理锅炉等活计。我们几个人多是钳工和车工，只有一个人干过冷作（铆工），就由他带领大家干起敲敲打打的冷作活计。当时住的是斜矮的楼梯下面的小屋，吃的是凑合做出的极简单的饭菜，但有了几个人在一起，晚上在通铺上可以议论一些事，就不是势单力孤了。随后，我进入在武圣路的汉昌肥皂厂做修理工，就有了比较稳定的职业。

    这时，原定从重庆回到武汉一起开展工作的先后来了十几个人，加上早已到大冶电厂工作的张维明、杨福潮等三四个人，一共有二十来个人。这其中有两人是中共党员，就是张维明和邓祥，其余十多名是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的队员。有了这些同志，加上新结识的朋友，我们就在江岸机车车辆厂、一纱厂（后来改为国棉六厂）、下新河电厂、联勤总部被服总厂、三十兵工厂、海军工厂等单位有了进步力量。这些同志在周围结交朋友，逐步影响他们觉悟起来，并且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组织工人开展斗争，保护工人的利益，逐步扩大斗争的影响。与此同时，在教师中、店员中、职员中也逐步开展了发展进步力量的工作。
   
    1947年，武汉大学发生“六一事件”，学生运动掀起高潮。武汉大学学生中，有在四川发展的两名党员，即工一平（王尔杰）、赵梦兰，他们和进步学生一起，是斗争的核心。但这两位党员的关系还没有交到武汉地下党组织，武汉的三支力量也还没有汇合。当时我想怎么和武汉大学生建立联系呢？就用邓祥同志出卖父亲留下的房子的钱，在武大所在地珞珈山开了一个饭馆，名为珞虹餐厅，由在武汉行辕工作的刘锦做经理，由邓祖安、李平直接做餐厅工作。这个餐厅没有起什么作用，两位党员关系交到武汉地下党组织后就停业了。
   
    到1947年秋，我们已经能够在工人中发动和组织大规模的斗争了。1947年11月7日，汉口联勤总部被服总厂工人因为反对侮辱工人和要求增加工资，到武汉行辕去请愿。厂警竟向工人开枪，当场两位工人被枪杀。那时，我们在这个厂工作的有党员张彦，有进步工人傅言法（他随后被发展为党员，又名李启新，武汉地下党派他代表武汉工人参加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他们周围还有一些朋友。当时联系这个厂工作的邓祥同志和我一起商量，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进一步发动工人群众开展斗争。张彦、傅言法同志经过工作，在被服总厂建立了“一一﹒七血案支援委员会”，设灵堂，举行悼念活动，并印发告全市人民书，向武汉军政当局提出了严惩凶手等项要求。同时，我们发动武汉各厂工人前往吊祭、送挽联，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声势十分浩大。终于，迫使国民党联勤总部派出少将参议前来祭奠，武汉警备司令也不得不到厂祭奠，并将被服总厂厂长撤职，惩办厂警队的负责人，还答应了工人提出的一些其他条件。在斗争取得胜利后，工人举行了出丧大游行（也称摇龙送葬）。据当时了解，沿途围观群众有十多万人。这就是武汉工运史上有名的“一一﹒七血案斗争”。

    二、崇高的理想和高度的献身精神
   
    我到武汉不久，南方局青年组就把刘绵、杨蕴、姜一林、张瑾格四人进步群众关系转到我这里。这四位是重庆和西北的大学生，响应我党号召，前往中原解放区，支援解放区的建设。到武汉后，国民党军队封锁了通往解放区的道路，他们就留在武汉工作。这四位同志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都为党做了许多工作。我这里只就刘绵和张瑾格两位同志所做的工作，做一些简要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