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由于我们在前面论述的时候对张国焘关于西路军问题的回忆在引用的同时，已经作了分析和说明，因而我们在这里就略去了对张国焘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不过，我们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后来张国焘叛党了，他在回忆录中对毛泽东无中生有地作了大量攻击，但是在西路军问题上他表示承担责任，并没有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推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这还是应该肯定的。

    4、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述。

    （1）对陈昌浩在西路军问题认识上的评点。

    陈昌浩在回到延安后一九三七年九月三十日写的《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中在总结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时说：

    （一）首先说明：四方面军经过长期战斗，番民生活，草地行军，又战又行至于河边。[评点：对，四方面军是经过南下折兵过半，三过雪山草地，在艰难的情况下仓促西渡后踏上西征之路的。]自西路军成立之后，从渡河（1936年10月29日）之日起，直到祁连山战斗（1937年3月13日）分散止，以不满八千之战斗部队（渡河全人数为二万一千三百人）与优势顽强之骑兵近万、步兵两万之回敌，连续血战共近五个月，战斗不知若干次，战斗之烈为四方面军十年来所未见。[评点：这里陈昌浩说西路军战斗部队的人数不准确，要按战斗部队占西路军人数的百分之六十来计算，西路军战斗部队应为一万三千余人。我们从陈昌浩的这个报告中也可以看出马家军正规军也不是以骑兵为主，有些人说马家军以骑兵为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于陈昌浩说西路军战斗之烈是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所未见的，则符合实际情况。]西路军上至指挥下至战士，无不坚毅不拔，艰苦奋斗，抱定共产党与苏维埃的旗帜，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为企图完成创造甘北根据地与“接通远方”之艰巨行动，克服任何红军所未遭受之困难而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终以饥疲之师，在弹尽粮绝境地，而根本失败。[评点：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战斗精神的肯定是必要的，但要说西路军是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行动，则与历史事实存在出入。]前后直接战死者约万人，抛弃遭受敌戮者几千人，被敌俘去者几千人，存留在新疆者六百人，散留民间者两三千人，逃回者几百人，敌俘由西安解送回家者千余人。枪支损失者六七千，干部已死伤知者一部，未知者不知其数。[评点：这个数字并不准确，现在已经基本上把这些数字搞清楚了。]西路军这一根本失败，不但四方面军力量丧失过半，而影响到全国红军主力亦为惊且大矣。[评点：陈昌浩的痛心是真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毕竟是西路军的第一责任人，对西路军的损失负有主要责任。]我不敢以“胜败兵家之常事”而言慰自欺，亦不愿以“兵败之辱”而自弃自馁。[评点：应该这样。]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共产党人，一定要在失败的惨痛中研究其经验，考获其得失，学习这一教训，历举其中错误献之我党以教育红军与党的同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评点：在检查报告中他也基本上做到了。]吾不必由上述报告中再提出通盘结算，只说到西路军失败原因与教训：

    从客观原因研究起来：

    1、马步芳、马步青曾得少数民族之回军，然割据青省、甘北多年，借地势之优越，剥削之奇迹与顽强野蛮之回民之团结，怀历史上汉族统治者杀戮之痛，挟十年来“剿赤”、“防共”，尤其对“打通国际”呓语之毒，其对我共产党与红军视为深仇大敌，特别是我们侵入其地盘无异于推翻其统治，其必然团结一切民族的、政权的、军事的及社会的各种“反共”力量以对我，实为意中之事，所以“二马”在日本军国主义、亲日派以至蒋介石策动与援助之下，积极蛮横与我拚战到底毫不为怪。[评点：地盘是军阀的命根子，只要是在他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必然会招致他们的拚命反抗，任何军阀都一样。二马不过独处西北，更有其特殊性罢了。不过，问题是作者认识到这一点没有？程世才曾批评无原则的统一战线是不是就是指当时西路军领导人对此缺乏清醒的认识？]

    2、不能实现停战与统一战线之客观性。回民为少数民族，甘北为其生命源泉，敌在地利、社会诸条件均对我不利，当时我们正为倡“和平统一”、“救亡抗日”，已经宣布不得已之自卫战。对回族则力言不侵犯其利益，联回以抗日，然而我们甘北之行，都使回军感觉我们是向他侵犯，是背弃和平，是背约争进，是想取甘北而灭逐回军。“二马”这一狭隘政治观点，并不理会我们向他的解释、联合与统一战线，即决心以主力与我激战。[评点：和是建立在能战基础上的，如果不给敌人以根本性打击，是难以和敌人握手言和的，作者当时认识到这一点了吗？]
 
    3、“二马”兵力之强大，及在甘北地区作战之优越条件：“二马”骑兵在中国一般范围来说并不算很多，也不算最强，然而他以割据之势、自强之策，在战胜孙殿英之后，扩充实力与不遗余力，其意不只在对付我们，还想在“保持地盘”意志之下，借以对付中央，防范新、蒙。其力之足，的确出乎我们意外。渡河前之任何战斗，然最甚者，还是甘北地形、天候、经济、房屋之特殊情况，刚刚便利于马军之活动。攻守“借此以自卫”。因为骑兵之迅速运动，骑、步、炮兵之协同攻防，胜则猛打猛进，败则一举而逃。其轻装，其作战力，其运动之速，其地形之熟，其人物、资源之不竭，其弹药粮草之有备，战术上长于运动战，长于奇袭，长于封锁，亦利于防守，民族之团结，民气之野悍，刚刚是甘北地区作战之所必须，故“二马”兵力在数量与技术上有其特点，其在甘北地区作战有其优越条件。[评点：敌人骑兵的机动性与河西的地形、村落及经济条件确实有其特殊性，对我不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就必须进行战略战术的创新，研究打骑兵的战术要领。]

    4、我军在甘北地区与二马作战之客观困难条件（甘北地形之奇特，气候之奇寒，人烟散聚无定，沙漠之辽阔，堡寨之坚险，山势之荒野，饮水之缺乏，粮食之少与被封锁，故一般来说不利于野外作战，不利于游击活动，不利于死守一地，不利于孤军作战；以我军之实力，人多兵少，枪少弹缺，饥渴疲乏，行动迟缓，无补充，无后方）与特长（长于游击战游击集团之围，声东击西，轻装速行，少以行牵制，多以行突击，秘密企图，且战且息……），不能在此取得优势，加之远离主力，无任何之策应，无任何之接济。胜则两伤，败则独败，溃敌虽易，灭之诚难，既不能缴械于战场，又不能补充于当地，故遭遇此强大野蛮之敌而且处于劣势者甚多，这些客观原因在失败教训中是具有一定的地位与值得研究之价值的，以上是客观原因。[评点：这些客观困难是现实的，也是严峻的。这就要求西路军领导人对此作出审慎评估，西路军到底能否在河西生存下去，能否歼灭敌人，否则必须及早离开河西。我们要问的是在西路军领导人匆忙西渡，执意西退的情况下，处此困境却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放弃东返的机会，而不肯离开河西呢？而且在西路军已经拉走红军三分之一力量的情况下，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要求河东红军主力西渡黄河，向河西进军呢？这是为什么呢？]

    （二）主观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决不能以客观原因来完全了解说明失败的整个根由与现象，西路军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基于主观上的严重错误，上述各章已详言之，此地亦必概略。[评点：对，陈昌浩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他在这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总述主观根源如下：

    1、从主观错误的历史根源与政治上的估计说起，正如中央反国焘路线决议所提出“西路军失败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评点：陈昌浩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了吗？]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是很严重的，反映到红四方面军的各种结构与生活中。而我个人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虽然在某种情况下，表示过反对国焘的军事退却计划，然而主要是我自己在对于当时政治形势估计上，敌我力量的判断上，由是而联系到在苏维埃运动与民族统一战线的动向及前途上，产生了与国焘路线不谋而合的（而不是完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评点：陈昌浩正视错误，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这种观点表现在对民族统一战线信仰不足，估计当时在河右岸打不出什么结果，因此渡河时期前后不能继续反对国焘退却路线，不能□□□完全执行中央与军委的指示（如宁夏战役计划，如渡河后率两个军东返……），不能拒绝国焘所指示的带三个军渡河的行动，客观上还是受着国焘路线的支配，分开红军主力，实行渡河，不坚持不坚决迅速向中卫出动，不及时或再渡过河岸来，不坚持西安事变后向东行动的意见，对和平表示失望，对红军主力希图退过河西等等。[评点：陈昌浩是在用史实来说明自己主要在渡河期间执行了张国焘的西退路线，他的这些话基本上可以获得现已公开的档案文献资料上的印证。]我的军阀主义表现，说军委分散四方面军主力，把西路军受到损失的罪过加到军委身上，对中央的军委的指示执行的不充分，以及自己在领导中多少还有些过去军阀主义的残余，这充分说明我本身之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我主观上的第一个政治上的错误。[评点：军阀主义是张国焘路线的又一内容。陈昌浩对军委的指责可以从我们前文引用的电报中看到。陈昌浩在这里根据张国焘路线的两大特点运用西路军的相关史实来说明自己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2、战略上的错误：从上述之政治观点的错误出发，加上对战斗环境之诸多不正确估计，就必然得出这样战略上的严重错误，[评点：将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与政治上的错误联系起来，揭示了战略战术错误产生的根源。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对所犯的错误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并从根本上得以纠正。]主要表现在：

    （1）未坚持集中兵力在渡河之后乘机退敌，先头部队与敌主力尚未集中之前，集中向中卫方面前进，靠近主力随时东渡，来呼应与团聚河东岸主力，以便主要战胜与打击当时河右岸之蒋介石部队，更有利的施行停战抗日与促进民族统一战线之局面，以致丧失时机而不能不单独西进。[评点：陈昌浩在这里指出了西路军未能在西渡后集中兵力乘机击敌和向中卫前进策应河东主力以便随时东渡，从陈昌浩的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河西部队东渡是有可能性的。问题在于他们违背中央执行宁夏战役必先击破南敌的方针，令红九军、红五军过了河，在这种情况下怎么会再让河西部队返回河东呢？尤其这样还不如不渡河嘛。因而我们认为这并非他们主观上的失误，而是有意为之。其中奥秘即使在检查中也是不便于明言的。]西进在当时说来是正确的，因为既已失去东进之机，而不能不西进。[评点：问题是当时果真丧失东进的时机了吗?如果作者认识到西退会导致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还会西退吗？西退的动机和依据是什么呢？当时对西退的困难及风险有足够的估计吗？从后来披露出来的西路军领导人轻视马家军的史实，以及西路军领导人主动要求西退的电文来看，显然他们要求西退有着更深层的动因。]西进本身主要还是想联合回军抗日，接通远方，造成西北更巩固之根据地，这一根据地在接通新、蒙，打通中国革命与新疆联络，并图取得远方之帮助，在当时中国革命要求上说来，是很重要的。[评点：问题不在于重要不重要，而是能不能把它拿下来。如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即使再重要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认为西进是根本错误，这不但违犯了当时的中央与军委之指令与要求，而且恰恰受了“二马”之政治攻击。[评点：这里具有为西退辩解的成分。中央是“指令”西路军西退的吗？中央最终同意西路军西退的原因极为复杂，作为拥有决定权的西路军第一负责人，他应该知道当时中央与西路军领导人在西路军西退方面的分歧及相关情况，可是他在这里用中央的指令和要求来为西路军西退进行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由于西路军要在二马的地盘上建立根据地，因而二马对西路军的诋毁是必然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二马的政治攻击就认为西退是正确的呀！]如果真正西路军完成了这一任务，或者能够保存实力进而达到与“二马”和平解决，如果有了我们力量在甘北立足，这对于今天中国实行抗战，对于衔接内地与新、蒙及中国与苏联联络上是有莫大意义的。[评点：问题是没有成功，而且失败了，遭到近乎全军覆没的命运，这就该反思了。西路军的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在这种失败中西路军领导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之基本条件。[评点：也就是说只有消灭敌人才能获得生存，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联系。这不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的指示吗？可惜陈昌浩领悟的太迟了。]如果正确估计到甘北敌情、地形及战局内容与战略要素，不能击灭当前之敌，是不能希图完成某种战略任务，何况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少给予严重或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的，然在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激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作不利之决战；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唯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评点：陈昌浩坦率承认了当时西路军领导人没有认识到不消灭敌人是不能完成打通远方任务的。这种认识上的局限导致了西路军领导人在对马家军作战中采取一种避战态度，在获得苏联援助前不愿意与马家军决战，担心损耗实力而完不成西退任务。这样他们就把战胜马家军的希望寄托在获得苏联援助上了，因而我们看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西路军领导人缺乏自信心，没有把中心放在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上的批评，是多么的英明与正确！]

    这样观念，若有相当根据，然在实际上既不能逃避决战，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评点：可惜此时才认识这一点，当时中央反复告诫西路军领导人不要依靠外力援助，要把在河西的生存放在依靠自我奋斗上，集中兵力通过歼灭战来消灭敌人，怎么就听不进去呢？看来敌人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战场上的胜负最有说服力。]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地区集结兵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尤其是这一观念中深到五军指战员中，而消弱了他们备战的意志和行动，成为五军失败主因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评点：是啊，认识的错误导致战术的错误。特别是中央反复提醒的情况下，仍然犯同样的错误，这是令人痛心的，教训是深刻的。]

    即使进入肃州以西，“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击退敌人如何能够取得东西到手呢？这一教训是值得注意。[评点：对，消灭敌人是中心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