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１2月3日于伦敦

    我认为，既然党的出版人愈来愈想掌握党的全部出版物，包括学术刊物，那就必须使他们不要总是期望大量发行，而不管它是否适合。真正的经济学著作首先应当是详尽研究的作品，因此不能期望大量出售。真正的历史著作、独立研究的成果也不宜一版再版。简言之，我认为必须分为两类：一类是大量发行的，另一类是较慢销售的，象通常售书那样，份数较为有限，售价也相应提高。(p.535)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５日于伦敦

    象他[博尼埃]这样一个狂热的人，在实践中是危险的领导，尤其是当他处在牛津的孤独环境中，一心想为运动做点事情的时候更是如此。况且，他想做的并不是一般的事，而是决定性的大事。(p.541)

    同李卜克内西一样，他只知道黑、白两种颜色，要么就是爱，要么就是恨。(p.542)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５日于伦敦

    啊，巴拿马事件！可以告诉你，我年轻了四十五岁，又经历着第二个４７年。....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作战基地啊！(p.543)
    （注）巴拿马丑闻是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通过收买法国国家活动家、官员和报刊而制造的一个骗局。巴拿马运河股份公司是根据工程师和实业家斐•累塞普斯的倡议，为了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于１８７９年在法国成立的。１８８８年底，这家公司垮台，引起了大批小股东的破产和无数企业的倒闭。后来，到１８９２年才发现，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收买和贿赂手段，法国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和其他身居要职的官员都接受过这种贿赂。巴拿马运河公司的案件被资产阶级司法机关悄悄了结了，被判罪的只限于一些次要人物，以及公司的领导人累塞普斯。“巴拿马”一词就成了表示大骗局的普通名词。

    一个国家，经历了象德国的１６４８至１８４８那样的二百年，即使在工人阶级身上也不能不留下些微市侩的痕迹。我们的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太短促，而且远未完成，以致不能把这种痕迹完全消除。(p.544)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１４日于伦敦

    党的发展有这样一条规律：当党壮大到一定程度时，党在少年时期不得不采取的那些行动本身，就显得不适宜了。（p.547)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２０日于伦敦

    在这里，贪污受贿已经成为常规，并且有着一整套例行准则，只要不超越这些准则，那就能够完全确保不被指控为过分贪污受贿。(p.54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２２日于伦敦

    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束缚。....这种相对的不受警察侮辱性束缚的自由，使妓女大体上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和自尊心，....她们把自己的境况看成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幸，既然已经遭到这种不幸，她们也就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幸，但这决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她们一旦有机会抛弃这个行业，她们就会竭力利用这个机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p.550)

    我认为，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至少不要象在整个大陆上那样，利用强制的手段，通过法律和警察的卑鄙行径而使她们完全堕落。

    应该要求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P.551)

    在我们同志中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热衷于每种新出世的“主义”，沉醉于每个属于资产阶级和官僚阶层的心怀不满的搬弄是非之徒和每一个未经公认的天才诗人和艺术家。因为把自己打扮成一切被迫害者和被压迫者的保护人，从每一种“主义”里发现受到凶恶的资本主义世界制度压抑的救世学说，是件很愉快的事。这恰恰是人们利用和运用他没有研究过的东西的最妙的方法。(P.552)

    在巴黎，每一次革命都会象巴黎公社那样，其本身必然是社会主义的。但巴黎比起外省来波动得并不那么厉害，这是好的。巴黎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漠的，这是因为分散的、不明事态的、有爱国心的工人（因为他们感到巴黎已经不再是世界的政治中心，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看不到有任何出路。(P.55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３１日于伦敦

    在这里，在古老的欧洲，比你们那个还没有能摆脱少年时代的“年轻的”国家，倒是更活跃一些。在这样一个从未经历过封建主义、一开始就在资产阶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年轻的国家里，资产阶级的偏见在工人阶级中也那样根深蒂固，这是令人奇怪的，虽然这也是十分自然的。美国工人正因为反抗了还披着封建外衣的宗主国，便以为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天然就是，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先进的、优越的、无与伦比的。同在新英格兰完全一样，清教主义这一整个殖民地产生的根源，也正因为如此而成了地方爱国主义的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几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美国人在那里多么神气和执拗，也不能把他们那个确实宏伟的未来象期票一样贴现；他们必须等到支付日期，正因为他们的未来是如此远大，他们现在主要的是要为这个未来进行准备；而这一工作正如在每一个年轻的国家里那样，首先是物质方面的，它会造成人们思想上某种程度的落后，使人们留恋同新民族的形成相联系的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种族——这些可恶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马克思总是这样称呼他们——本来就脑筋迟钝，而他们在欧洲和美洲的历史（经济上的成就和政治上的主要是和平的发展），使他们的这一特点变本加厉。在这里，只有发生重大事变，才能有所帮助；如果目前在国有土地差不多已经转为私有的情况下，还能在不太狂暴的关税政策下扩展工业，并夺取国外市场，那末，你们那里的一切也就好办了。....日益发展的工业使一切传统的关系革命化，而这种革命化又促使头脑革命化。(P.560-561)

    美国人早就向欧洲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法国人通过巴拿马丑闻也终于在本国范围内开始领悟这个道理，那里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不声不响地在付诸行动。(P.561)

    不平静的时代就要到来，浪涛已开始日益汹涌澎湃。(P.5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