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的书信 1891年1月—1892年12月
致保尔•拉法格 1891年1月31日于伦敦
你们那里是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击败保皇派,不得不给你们一些政治权利,而这些是我们在德国根本享受不到的。....德国社会党人最好的示威,是他们自身的存在和稳步地、持续地、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我们还远远不能经受住一场公开的斗争;我们对整个欧洲和美洲的义务,不是使自己遭受失败,而是时机一到,在首次大战役中获得胜利。我要使其他一切都服从这个考虑。(p.19)
致卡尔•考茨基 1891年2月11日于伦敦
另外,还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p.33)
致卡尔•考茨基 1891年2月23日于伦敦
担心这封信(注)会给敌人提供武器,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是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呵!(p.36) (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拉萨尔的整个伟大名声是由于多年来马克思容忍他把马克思的科学研究成果据为已有并用来装扮自己,而且他由于缺乏经济学素养,还歪曲了这些成果,如果这些人不了解这一点,那并不是我的过错。但是,我是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所以我有一定的义务。
同社会主义者拉萨尔形影不离的是蛊惑家拉萨尔。透过鼓动者和组织者的拉萨尔,到处显露出一个办理过哈茨费尔特诉讼案的律师面孔:在手法上还是那样无耻,还是那样极力把一些面目不清和卖身求荣的人拉在自己周围,并把他们当做单纯的工具加以使用,然后一脚踢开。1862年前,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的波拿巴主义倾向的、典型普鲁士式的庸俗民主主义者(我刚才看了他写给马克思的那些信),由于纯粹个人的原因,他突然改变了方针并开始了他的鼓动工作。过了还不到两年,他就开始要求工人站到王权方面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性格和他相近的俾斯麦勾结在一起,如果他不是侥幸恰在那时被打死,那就一定会在实际上背叛运动。(p.37-38)
历史的批判是不能永远保持毕恭毕敬的姿态的。(p.38)
大自然本身总不会叫树木长得戳破了天。(p.3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91年3月4日于伦敦
关于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对于在《新时代》上发表马克思关于纲领的信(注)深为不满一事,你大概已经听到很多了。这个文件所引起的波动至今尚未平息。我暂且让这些人出出丑,而在这方面,李卜克内西在《前进报》上也卓有成效。到时候,我当然要答复他们,但避免不必要的谩骂词句,不过没有一点儿讽刺也未必能行。自然,所有在理论方面值得重视的人都站在我这一边——只有倍倍尔除外,他确实不是完全没有根据地感到我挫伤了他,但这是不可避免的。(p.42) (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致保尔•拉法格 1891年3月6日于伦敦
您引证斯密的....那一段里,他不是根据产品所包含的劳动量,而是根据该产品所能换取的劳动量来确定产品的价值。这个定义是旧体系的整个矛盾所在。(p.46-47)
致菲力浦•屠拉梯 1891年3月7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发表这篇文章(注),我仅仅是尽了对已故的马克思和对德国党应尽的义务。(p.49) (注1)屠拉梯,菲力浦(1857—1932)——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政论家,意大利社会党创始人(1892)和领导人之一,后为社会党改良主义右派首领之一。 (注2)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891年3月21日于伦敦
对英国人来说,为争取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进行宣传,是通向社会主义运动的途径。一旦他们为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在内,取得八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而他们已接近做到这一点),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停步不前;这将意味着同旧的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观点决裂。(p.56-57)
致麦克斯•奥本海姆 1891年3月24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只要政权在有产阶级手中,那末任何国有化都不是消灭剥削,而只是改变其形式;法兰西、美利坚和瑞士等共和国,同君主制的中欧和专制制度的东欧相比,情况并没有丝毫差别。为了把有产阶级赶下台,我们首先需要使工人群众的意识来一个转变,而这种转变尽管比较缓慢,但现在无疑正在进行;为了完成这种转变,需要生产方法更迅速的变革,机器用得更多,更多的工人被排挤,更多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破产,以及现代大工业的必然后果更加明显和更为普遍。(p.58-59)
这种经济变革进行得愈迅速、愈彻底,一些措施也就愈快地成为必不可免,这些措施从表面看来只是为了缓和突然发展到深重的和难以忍受的程度的灾难,但事实上将导致现有生产方式自身基础的破坏;而工人群众将通过普选权迫使人们倾听他们的意见。到那时,首先需要的将是哪些措施,这要看当时当地的条件而定,——关于这一点,事前是无法概括地讲什么的。但是我认为,真正导致解放的措施,只有在经济变革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意识到自身的地位,从而为他们取得政治统治开辟了道路的时候,才有可能。其他阶级只能干些修修补补或掩人耳目的事情。(p.5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91年4月8日于伦敦
一个行动纲领,如果不同人们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即使它在理论上是基本正确的,那也毫无用处。(p.74)
致卡尔•考茨基 1891年4月30日于伦敦
李卜克内西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能力。他的调色板上只有黑白两种颜色,没有浓淡的变化,这有什么办法呢?(p.80)
不能只承认运动中令人愉快的方面,有时也得容忍暂时的、使人苦恼的事实。(p.80)
在一个大党内不能继续存在严格的宗派纪律,这也是件好事。(p.80)
美国的民军制度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志愿国民自卫军。早在十年前,海德门就从美国给马克思写信说,那里的资产者正加紧进行军事训练,以防范工人对他们的进攻。(p.81)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1891年5月1—2日于伦敦
我不得不再一次——但愿是最后一次——谈谈马克思的纲领批判。“对发表纲领批判这件事本身,谁也不会反对”——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李卜克内西永远也不会甘心情愿地同意发表,而且还要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1875年以来,这个批判对他一直是如鲠在喉,只要一提到《纲领》,他就想起这个批判。他在哈雷的讲话通篇都是围绕着这个批判的。他在《前进报》上发表的那篇华而不实的文章,只不过表明他对这个批判心怀鬼胎。的确,这个批判首先是针对他的。根据这个合并纲领的腐朽的特点,我们过去认为他是该纲领的炮制者,而且我至今还这样认为。正是这一点使我毅然采取单独行动。(p.82)
马克思写这个批判只是为了拯救良心,丝毫不指望有什么效果,正如结尾的一句话所说的: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p.83)
纲领中这些含糊和混乱的词句是从哪里来的,你感到奇怪。其实,所有这些词句正是李卜克内西的化身。为此,我们跟他已争论了多年,他对这些词句非常欣赏。他在理论问题上从来是含糊不清的,而我们的尖锐措词直到今天还使他感到恐惧。可是,他作为人民党的前党员,至今仍然喜欢那些包罗万象而又空洞无物的响亮词句。(p.84)
我决不能同意:在十五年的耐心等待之后,为了照顾情面和避免党内可能出现的不满而把这些问题上的历史真相掩盖起来。这样做,每次总得要触犯一些善良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们对此要大发怨言一样。....他们公开指责我们的岂止这些,而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p.87)
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有什么区别呢?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我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p.88)
李卜克内西总是走极端,——在他看来,要么全是黑的,要么全是白的。(p.89)
致劳拉•拉法格 1891年5月4日于伦敦
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及其独特的发展方式来说,非常突出的是,在这里和美国,凡是或多或少懂得一些正确的理论——这是就其条文而言——的人,都只能成为一个宗派,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活的行动理论,即同工人阶级在其每个可能的发展阶段一道工作的理论,而只把理论当作一堆应当熟记和背诵的教条,象魔术师的咒语或天主教的祷词一样。因此,真正的运动是在这个宗派之外进行的,而且离它越来越远。(p.93-94)
我们为什么要不顾自己仅有的同盟者,....为什么要这样得罪我们仅有的同盟者呢?(p.97)
致保尔•拉法格 1891年5月19日于伦敦 在那些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里,危险的是每个受社会主义影响的新地区都试图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革命。根本没有必要推动他们前进,相反地,应该抑制他们。(p.9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91年6月10日于伦敦
这里运动的进展情况很好。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日益占首要地位,这要特别归功于杜西。运动正在以英国的方式——持续地、一步一步地、然而是坚定地进行着。有一种可笑的现象,就是在这里,也象在美国一样,有些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把我们运动的思想变成必须背熟的僵死教条,——这些人不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你们那里都是一个纯粹的宗派,这很值得注意。(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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