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２年１月６日于伦敦

    你们美国运动的发展时而出现高潮，时而出现低潮，使人常常感到失望，因而也容易引起悲观情绪。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欧洲运动，整个说来是在阔步前进；其中心是德国的运动，它以不可抗拒的必然之势稳步发展，因此我宁可倾向于另一个极端[--乐观]。(p.245)

    只要没有人在什么地方干出蠢事，对俄战争就可望推迟三至四年。德国的稳步的发展向我们预示，胜利将在最顺利的情况下到来，尽管会稍晚一些，然而一定会到来。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孤注一掷，而在发生这种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却不得不那样做。（p.245)

    土地是投机倒把的基础，美国的投机狂和投机的可能性本身，是把美国本地工人控制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下的主要手段。只有当再也不能指望从投机活动中得到任何东西的一代美国本地工人出现时，只有到那时，我们在美国才会有牢固的立足点。(p.245-246)

    美国佬....的“固执”是由于理论上的落后和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一切理论的轻视所造成的。他们因此而得到的惩罚是，迷信哲学上和经济学上的种种谬论，陷于宗教上的教派性和经济方面的愚蠢实验，而某些资产阶级集团则从中渔利。(p.246)

    路易莎请你今后只给她寄《妇女报》（波士顿），....为了办维也纳的《女工报》（她和劳拉、杜西一起组成总司令部），她需要这份报纸。她说，连想都没想过要把美国妄自尊大的女市侩们的胡言乱语硬塞给女工们。由于你盛情寄来报纸，使她对情况又有所了解，并使她确信，这些女士们依然是那么高傲自大和目光短浅。(p.246)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２年２月１日于伦敦

    写一部关于路德的作品——以其活动和著作为依据，——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无论是揭露新教的神话，还是揭露扬森（注1）（他目前在德国享有盛名）领导的天主教反对新教的那种狭隘的斗争，都是非常适时的；同时，从我们的观点说明宗教改革运动是一个何等的资产阶级运动，也确实是必要的。其次，一方面把卡尔施塔特、再洗礼派和农民战争之前的路德和这一切之后的路德专门作一比较，（注2）另一方面把１８４８年以前和以后的资产阶级专门作一比较，详尽地探索路德的这个转变是怎样逐渐发生的，这是十分重要的。(p.260-261)
    （注1）扬森，约翰（１８２９—１８９１）——德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写有德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注2）路德最激进的最初活动时期，广大民众把他的学说看做他们的革命情绪的反映。自１５２１年底至１５２２年初，路德领导的市民宗教改革越来越脱离平民和农民，路德本人也逐渐转向支持宗教改革的德国诸侯方面。１５２１年１２月，路德公开反对德国神学家安•卡尔施塔特在宗教改革中心维登堡所进行的彻底的教会改革，这是统一的宗教改革队伍发生分裂的一个征兆。

    在德国的１５２４—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期间，路德公然投向起义农民的最残暴的敌人方面，他反映了德国市民阶层主要部分的情绪，这些人由于害怕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转到了封建反动势力方面。再洗礼派（即改信他教派）是这次农民战争以前在人民大众革命高潮中在德国产生的平民教派，它通过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对封建压迫的社会反抗。再洗礼派否认教阶制度和教会圣礼仪式，否认法庭、服兵役和对官方的服从，要求成年时再受洗礼（由此而得名再洗礼派），宣扬世界变动的临近和财产公有。１５２０—１５２１年，一部分再洗礼派投身积极的革命活动，后来参加了农民战争。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２月２日于伦敦

    大婶[艾.莫特勒]要我以回访报答来访（只重形式的庸人礼节），而我们不拘小节的共产主义者对这类事情，首先是根本没有这种习惯，其次是完全不可能这样做。这种庸人的观点，这里所说的ｓｏｃｉａｌ ｔｒｅａｄｍｉｌｌ，即社会应酬，只适合那些无所事事的人们，而愿意工作的人是不可能，也不会做这种事的。即使在曼彻斯特的资产者中间，我也没有这样做过，现在就更不可能了。如果有事要找某某人，那就去找他，如此而已。（p.263）

    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９２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我仍然认为，您断言总体的大生产的剩余价值率必定相等，这未免走得太远了。我看，那些促使利润率相等的经济杠杆，比促使剩余价值率相等的那些杠杆要有力得多，其效力要快得多。但是，这种趋势是存在的，而且差别实际上只是很小的，归根结底，一切经济规律只是那些逐渐为本身开拓道路而且相互交错的趋势的表现。（p.267)

    某些对党的事务的发展表示不满的大学生先生们又开始学习了，这当然很好。....他们还应当发现，他们在工人面前所极力炫耀的“学识”，还是差得很远的，而工人们本能地、“直接地”（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掌握了的东西，他们这些大学生要费很大力气才能获得。(p.270)

    致菲力浦•屠拉梯  １８９２年２月６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我认识这个大名鼎鼎的博维奥（注）吗？....您说得很对，他是一个维克多•雨果式的人，胸怀开阔，目光远大，甚至能同不赞成他所坚持的意见的人和睦相处。他成为贵国青年崇拜的偶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要是个青年人，也会发狂似地崇拜他，把他奉若神明。遗憾的是，我已经不是十七岁，而是七十一岁了。(p.273-274)
    （注）博维奥，卓万尼（１８４１—１９０３）——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和反教权主义者，１８７６年起为议会议员，那不勒斯的大学教授。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２年３月５日于伦敦

    法，尤其是民法，当然比警察专横更严格、更严厉，因为警察专横正因为是专横，有时还可能表现出一些仁慈来。（p.28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３月８日于伦敦

    对于正在逐步组成的反动的一帮，我们现在还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当我们自己还无法能动地创造历史时，我们所希望的是历史的发展不致停顿，为此，就需要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相互倾轧。（p.293-294）

    好在至少巴黎和伦敦地方参议会的人最清楚不过地懂得，他们依赖于工人选民，所以他们不会极力反对那些现在已经可以实行的要求，如在公共工程就业，缩短工作日，按照工会要求规定工资水准等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使群众免受那些坏得多的社会主义——真社会主义——的邪说异端影响的唯一的和最好的手段。(p.295)

    前几天我得到了一本梅林（注1）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三版，我看了一下历史部分。他在《资本和报刊》一书中，由于一件有名的怪事实现了他的转变，当然是有些轻率。但这使我们很满意；我们没有什么要责备他的，而他本人对自己是否会有什么要责备的，那是他的事，与我们无关。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就会公开声明我的立场的转变；这丝毫没有什么可耻的，而且可以避免很多纠纷，避免气恼和浪费时间。不管怎样，他如果真的要脱离政治，那是荒谬的；他这样做只能为当权者和资产阶级帮忙。他为《新时代》撰写的社论确实是十分精彩的，我们每次都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等待这些社论。绝不能让这样一支犀利的笔销声匿迹，或者浪费在对一些鄙俗的小说家的批评上。(p.297)
    （注1）梅林，弗兰茨（１８４６—１９１９）—— 杰出的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写有许多关于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著作，马克思传的作者；《新时代》杂志编辑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在创建德国共产党时起卓越的作用。
    （注2）恩格斯暗示所谓“林达乌的怪事”。保尔•林达乌作为有影响的资产阶级记者、剧评家、剧作家和诗人，利用自己在戏剧界的地位，对自己以前的情妇、柏林戏院的女演员爱莎•沙别尔斯卡娅进行报复，使她找不到任何工作。１８９０年８月，沙别尔斯卡娅向弗•梅林请求援助。梅林在下列著作中进行了揭露：《林达乌的怪事》１８９０年柏林版；《资本和报刊。林达乌的怪事的结局》１８９１年柏林版。

    致尤莉娅•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３月８日于伦敦

    我渴望再次看到一个真正的德国女无产者，而人们一直向我描绘的您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的妻子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统的爱尔兰无产者，她对本阶级的天赋的热爱，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时刻，这种感情给我的支持，比起“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总要多些。（p.299）

    当你到底已处处显得苍老时，还没有忘记怎样开怀大笑，确实是应当感到高兴的。(p.300)
    （注）倍倍尔，尤莉娅（１８４３—１９１０）—— 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妻子。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２年３月１４日于伦敦

    多么需要一阵强劲的革命之风，把这群可怜虫（注）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而这是一定会来的，尽管来得很慢很慢。（p.303）
    （注）按指法国的可能派布鲁斯、英国的机会主义者海德门之流。

    集合群众，踢开首领。这些首领后面没有群众，他们本身都是一些极不受欢迎的伙伴。....这些人投靠布朗热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背叛，....我确实曾经认为他们使自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是一件好事。(p.303)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９２年３月１５日于伦敦
 
    人们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末，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p.305)

    在当时的条件下，本国的工场手工业只有靠牺牲农民的利益才能建立起来。农民的自然经济被破坏，为货币经济所排挤。国内市场建立了起来，同时，至少在一定时间内又几乎完全被破坏，其原因在于这个过程的本身和经济必然性赖以实现的从未有过的力量的作用，还在在于对钱和人的需求增加，这是采取征兵办法建立常备军的结果，正如现今因实行普鲁士普遍义务兵役制引起对钱和人的需求增加一样。(p.305)

    今天，大规模使用机器耕种土地已成了一种常规，而且日益成了唯一可行的农业生产方式。所以，看来农民在今天是注定要灭亡的。(p.306)

    恐怕我们将不得不把公社看作是对过去的一种梦幻，将来不得不考虑到会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的俄国。毫无疑问，这样就会失去一个大好机会，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最有意思的是，在俄国，正是那些喋喋不休地断言俄国的原始结构同腐朽的西方的结构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的人们，正在竭尽全力来破坏这些原始结构，代之以腐朽的西方的结构！(p.306)

    至于说到无林化，那末，它和农民的破产一样，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欧洲没有一个“文明”国家没有出现过无林化。美国（注），无疑俄国也一样，目前正在发生无林化。因此，我看无林化实质上既是社会因素，也是社会后果。(p.307)
    （注）在美国，我四年前亲自看到过这种情况。在那里，人们拚命在减弱它的影响，纠正已犯的错误。（恩格斯原注）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３月１６日于伦敦

    梅林发表在《新时代》上的《莱辛传奇》我已读过，感到十分满意。这的确是一篇出色的作品。要是我的话，有些地方不会这样去说明和强调，不过一般说来，他还是抓住了要领。令人鼓舞的是，二十年来唯物史观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现在终于开始得到恰当的应用——作为研究历史的引线来应用。....梅林有他自己专门的题材，即他更为详细研究过的德国历史中的普鲁士这个角落。一般说来，他的观点比较不受拘束，首先是他的表达方式比较果断和明确。....据我所知，这是对普鲁士传奇这个堡垒第一次最好的正规的围攻；说的是莱辛，指的是老弗里茨（注）。而普鲁士传奇一定要打破，然后普鲁士才能溶合于德国。(p.310)
    （注）弗里德里希二世。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１８９２年３月３０日于伦敦

    我觉得，美国本地工人的特殊地位是你们美国的一大障碍。....这样一个阶级已经发展起来了，并且大部分人加入了工联。但它仍旧处于贵族式的地位，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把不需要掌握专门技术的低工资工作给移民去做，这些移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加入了贵族式的工联。但这些移民分属于许多个民族，他们之间语言不通，大部分人连美国话也不懂。而你们国家的资产阶级比奥地利政府又更善于挑拨一个民族去反对另一个民族——挑拨犹太人、意大利人、捷克人等等去反对德国人和爱尔兰人，挑拨每个民族的人去反对所有其他民族的人。因此我认为，纽约工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之大是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此外，在纯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毫无安宁闲逸的封建背景的社会，对在生存斗争中濒于死亡的人完全无动于衷。说什么这些可憎的“荷兰人”（注）、爱尔兰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和匈牙利人本来已经够多了，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需要，而在后面还有中国约翰，他的生存能力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什么东西都能用来充饥。(p.316)
    (注)当时在美国称德国人为“荷兰人”。

    在这样的国家里，往往在出现涨潮之后出现退潮，这是必然的。不过涨潮越来越猛，而退潮所起的作用则越来越小，所以整个说来，事情还是在前进。有一点我认为是无疑的：毫无资本主义以前的糟粕的纯资产阶级的基础，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甚至在把税率提高到荒谬程度的现行保护关税制中也表现出来的巨大发展力量，有朝一日必定会导致震惊全世界的转折。一旦美国人开始做了，他们就会以巨大的力量和飞快的速度做下去，使我们欧洲人相形之下显得十分幼小。(p.316-317)

    致奥古斯特•济格尔         １８９２年５月２８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假如您想继续致力于工人事业，您就得努力学习英语，做到能够同苏格兰工人交谈而不怕产生误会，并且要每天甚至尽可能时时刻刻同苏格兰工人保持接触。您会发现，苏格兰工人都是一些十分可爱、十分坚强的人，只要同他们好好商量，他们是很靠得住的，因此，同他们是完全可以搞得很融洽的。(p.350)

    假如您能先详细了解一下这里工人的状况，那会有极大的好处，这样，您将来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向德国人说明，只要他们学会捍卫自己的利益，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下，他们的生活也会好得多。（p.351)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９２年６月１８日于伦敦

    历史上确实没有一件事实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漫长的和曲折的道路。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些事实照样要继续存在下去。而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p.362-363)

    勿庸置疑，当前俄国现代“大工业”的突然增长是由人为的手段——禁止性关税、国家资金等等引起的。....法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都是这样，甚至德国从１８７８年起也是这样。尽管这个国家在１８７８年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时，几乎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当时这样做是为了使资本家能够迫使国内消费者按高价购买商品，以便他们能够按低于生产费用的价格在国外推销同样的商品。美国为了缩短其企业家尚不能按照平等条件同英国竞争的时间，也采取了同样的作法。(p.363)

    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p.364-365)

    在我看来，很明显，“俄国的大工业必将扼杀农业公社”，假如不发生其他有助于保留这种公社的巨大变化的话。问题是，俄国社会舆论是否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以至于能使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在保留公社的情况下得以发展，同时又能把公社改造成为组织这种现代生产和变这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为社会主义形式的适当而又有利的工具？您会同意，对实现这种改革，哪怕只是一种考虑，那首先你们国家的社会舆论就要有一个巨大的进步。在资本主义生产连同这次危机的后果还没有使公社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之前，能否发生这种变化呢？我丝毫也不怀疑，在许多地方，公社在１８６１年受到打击以后，已经恢复过来了。但是，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家庭工业的破坏、公社对牧场及森林的无权地位、自然农民经济向货币经济的演变以及富农与恶霸的财富和权力的增长等等对公社的打击连续不断，而公社是否能经受住这些打击呢？(p.365-36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６月２０日于伦敦

    在运动刚刚兴起的地方，挤到最前头去的起初的那些头目往往是一些钻营之徒或者坏蛋。(p.371)

    很可能他认为改变一下策略会有好处，因而想和我们接近。这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事，因为正如我对谁都说过的那样，我倒宁愿海德门是敌人（这是他比较无能为力的时候），而不是朋友（这样对他就得密切注意，因而要花费许多时间）。(p.372)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２年６月２５日于伦敦

    狄茨把畅销看得过重了。如果他想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者，他就应该开一个分部，专出非畅销书籍。否则就得另外找人出版。真正的科学文献不可能上万册地推销，出版者应该考虑到这一点。(p.37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7月5日于伦敦
托利党都是一些蠢驴，有时他们能在迪斯累里这样杰出人物的影响下采取一些自由党不能采取的大胆步骤。如果没有这样的杰出人物，他们那里就象现在这样，占优势的都是一些蠢驴。(p.382)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7月6日于伦敦

    你们那里俾斯麦的丑闻闹得越来越精彩了。....难道我们就不能让俾斯麦这个断了腿的老蠢驴尽情地出一次丑吗？....普鲁士精神竟这样深深地溶化在人们的血液中，简直令人难以置信。(p.388)

    《前进报》简直是发疯了。它今天写道：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各殖民地和印度，这些地方加在一起叫做大不列颠。而这个名称指的只是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甚至爱尔兰也不包括在内（正式名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别的就更不用说了！难道这些人非得把他们自己和我们变成全世界的笑料吗？(p.38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7月7日于伦敦

    世界历史的绝妙讽刺是：两个老党都不得不求助于工人，向他们作出让步，以便继续执政或夺取政权，同时它们又都感觉到，它们这样做正好帮助了它们的继任者。不过它们又不能不这样做！同在历史的发展中初露头角的令人震惊的幽默相比，我们那一点点机智又算得了什么呢！(p.392)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7月23日于伦敦

    对[福尔马尔]这种人，在他们自己还没有彻底暴露以前，采用纯防御的策略是最好的策略；在他们彻底暴露以后，发射速决的、毁灭性的炮火，展开决定性的白刃战。正是在这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需要把炮弹和后备力量储备到最后需要的时候。(p.405)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１８９２年７月２８日于威特岛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对您的不幸，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因为十八年前，我也失去了七十七岁的母亲，我了解一家之母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的成员起着什么样的纽带作用，即使在子女们亲密无间的情况下，她也是必不可少的。一家之母把晚辈联结成为一个大家庭；母亲去世以后，各自分居的新家庭开始感到独立得多，于是相互间的来往也无意中越来越少了。（p.412-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