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２年８月１２日于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社会民主联盟是地地道道的宗派。它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僵死的教条，而且，由于它摒弃一切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它本身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又错误百出）的工人运动，就是说，它执行的是与《共产党宣言》推荐的完全相反的政策，所以，它就只能成为一个宗派，而绝不能成为别的东西。(p.419)

    费边社分子现在成了真正的障碍：他们在跟着“伟大的自由党”跑，理由是要使这个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这种善良的欺骗也只是在资产者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以前才能得逞。....好在建立独立工党的呼声现在已经十分坚决和普遍，费边社分子的阿谀与金钱这种消磨人们意志的诱饵也将遭到抵制。(p.419)

    致维克多•阿德勒     １８９２年８月１９日于英国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

    我正在这里研究早期的基督教，在读勒南的书（注1）和圣经。勒南是一个异常肤浅的人，但是，作为一个非宗教人士，他比德国大学神学家的视野要广阔一些。可是，他的书简直是一部小说。他自己对菲洛斯特拉特的评语，也适用于他这本书：它可以作为历史资料来用，就象亚历山大•大仲马的小说可以用来研究弗伦特运动（注2）时期一样。(p.427)
    （注1）厄•勒南《基督教起源史》。勒南，厄内斯特•约瑟夫（１８２３—１８９２）——法国宗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闻名。
    （注2）弗伦特运动是１６４８—１６５３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贵族资产阶级运动。运动的贵族首领依靠自己的侍从和外国军队，利用这一时期发生的农民起义和城市的民主运动来为自己谋利益。弗伦特运动被亚•大仲马用作小说《二十年后》的历史材料。

    致维克多•阿德勒    １８９２年８月30日于赖德

    遗憾的是，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适宜一个时期的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下，我们往往不得不采用敌人强加于我们的策略。(p.439)

    工人党只能在工人和市侩之间进行选择，但被选入[国会]的工人马上就被解雇，靠党养活后又容易腐化堕落；被选入的市侩虽则自己养活自己，然而却玷辱党的声誉。(p.440)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２年９月４日于赖德

    在我们的策略中，对当代已经达到现代发展水平的各国来说，有一点是确定不移的：引导工人建立一个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对立的、自己的、独立的政党。....而费边社分子（不是其中的某一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费边社）作了些什么呢？他们所宣扬和实行的是要工人依附自由党，结果不出所料：自由党分给他们四个不能取胜的选区，费边社分子的候选人也就遭到了惨败。怪癖的文学家肖伯纳——作为文学家，他是很有才能和敏锐的，但作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却微不足道，尽管他很正直，也不追逐名利——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写道：如果他们不推行这种强求自由党接受他们的候选人的政策，那他们除了失败和耻辱（好象失败不是常常比胜利光荣似的）就什么也得不到——而他们现在推行了这个政策，二者也都得到了。(p.442)

    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的地方成员比中央领导成员要好。但是，只要领导的立场还决定着整个组织的立场，这就无济于事。(p.443)

    你认为费边社还未定型。相反地，这些人太定型了。这是一个由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从钻营之徒到感情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慈善家——拼凑的集团，他们只是由于害怕工人要取得统治而联合起来，他们尽一切力量通过保障自己的、即“有教养的人”的领导权的办法来防止这种危险。(p.443)

    虽然如此，我并不要求你把这些人当做敌人看待。不过，据我看，你，其他人也一样，不应当袒护他们。(p.443)

    现在应该给腐化分子时间，让他们烂透，使他们几乎自行垮台。(p.444)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２年９月5日于赖德

    博尼埃（注）为人十分正直，但他所受的德国教育使他的法国人的素质有些减损；我已经不止一次地从他的同胞身上看到这种现象。他生活在书堆之中，所以很难公正地对现实运动中的各种事实作出比较。而且，他住在牛津，完全脱离一切运动，加上他对盖得是坚信不移的。盖得的幻想和乐观，象李卜克内西一样，在很多方面对运动本身是很可贵的；他们两人从不悲观失望，但这种素质对于评论时事来说，并不完全适合。(p.445)

    （注）博尼埃，沙尔（ 生于１８６３年）——法国社会主义者，新闻工作者，长期侨居英国（牛津），曾为社会主义报刊撰稿。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２年９月１１日于伦敦

    英国工人受议会妥协精神的感染如此之深，以致他们不后退四分之三或八分之七步就不能前进一步。于是，人们对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突然热情迸发（如你所知，正是那些三年前认为八小时工作日是不可能的人现在喊得最响），这样就几乎使这一战斗口号在目前带上了反动色彩。它成了一种万应灵药，成了唯一应该考虑的东西。....他们为了讨好那些新转变过来的“旧”工联主义者，现在竟不惜牺牲一切更高的东西。对这种屠杀社会主义婴儿的做法之所以更易使人容忍，是因为“新”成员（注）是一盘散沙，没有总的组织，大家互不相识，而且至今尚未产生出能孚众望的人。(p.447)
    （注）指主要是把英国的非熟练工人联合起来的新工联运动。新工联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工人运动高涨时期，在英国工人状况由于１８８３—１８８８年的经济危机和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日益恶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的。新工联的特点是具有战斗的进攻的精神（它们常常在罢工中产生），加入新工联的是无产阶级中一向置身于工人运动外的广大群众。受到恩格斯直接帮助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在新工联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恩格斯在《伦敦的５月４日》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９２年英国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７０和３２４—３２５页）两篇著作中，对新工联主义进行了评述。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９月１１日于伦敦

    有阶级觉悟的大陆上的无产阶级根本不想置身于这样一些人的领导之下，这些人把雇佣劳动制度看作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世界制度。(p.453)

    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９２年９月１２日于伦敦

    单独刊印关于利润率的那一篇，而不等其余各篇，当然不行。您知道，马克思的东西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中单独抽出来。(p.454)

    多年以来，党真是以极大的耐心忍受了他们的咒骂，....不过，百万之众是不会永远忍受五十个傲慢无礼的乳臭小儿捣乱的，这些人竟认为他们有权任意辱骂别人，而又无须提出证据。现在，他们已被驱逐出去，他们尽可以显示一下自己究竟有多大本事了，但是，除了无休止的撒谎和谩骂之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p.455-456)

    当然，政治上决裂了，私人友好往来还是可以保持的。我们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我甚至对待我的笃信上帝的极端反动的家庭也是如此。而且，您总还可以对您的老朋友施加一些好的影响，促使他们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而不再自吹自擂。只要这些先生们继续学习，其中一些比较干练的人是会醒悟过来的。我只是担心盛行于这些先生中间的那种流行性自大狂会阻碍他们醒悟过来。(p.456-457)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９２年９月２２日于伦敦

    要知道，大工业所造成的必然后果之一就是：它在建立本国国内市场的过程中，同时又在破坏这一市场。它在建立国内市场时，破坏着农民家庭工业的基础。但是，没有家庭工业，农民就无法生存。他们作为农民在遭受破产；他们的购买力降到最低点，而他们作为无产者在还没有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以前，对新出现的工业企业来说，将是极为匮乏的市场。(p.467）

    资本主义生产作为一个终将消逝的经济阶段，充满着各种内在矛盾，这些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并日趋明显。这个趋势——在建立自己的市场的同时又破坏这个市场——正是这类矛盾之一。另一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所造成的无出路状态，这种状态在俄国这样一个没有国外市场的国家，比那些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多少有些竞争能力的国家要出现得快一些。(p.467)

    在后边这些国家中，这种无出路的状态，似乎可以通过贸易上的剧烈变化和用暴力开辟新市场来寻求出路。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国家陷入了困境。就拿英国来说。最后一个新的市场是中国，这一市场的开辟可以使英国的贸易暂时恢复繁荣。因此，英国资本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其后果将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移民，可憎的中国人将充斥美洲、亚洲和欧洲，并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如果那时欧洲的整个生产体系还没有改变，那就一定要改变。

    资本主义生产准备着自身的灭亡，您可以相信，俄国也将会是这样。(p.467-46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９月２６日于伦敦

    应当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党代表大会。即使为了遵守党章，你们执行委员会也必须这样做；....而且，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的。这样做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而现在则更加必要。(p.474)

    致弗兰茨•梅林    １８９２年９月２８日于伦敦
 
    有句谚语说得好，某些动物偶尔也会发现一颗珍珠；而在普鲁士的浪漫主义者中，这样的动物比比皆是。(p.482)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２年９月２９日于伦敦

    既然你问我谁能写一篇关于英国各社会主义组织的历史的文章，我就向你推荐杜西，因为只有她和爱•艾威林一起才能胜任这件事。关于这个问题，现有的著作尽管很多，但质量不高，而且其中根本没有关于那些实际上已经发生了的、但又不宜向公众透露的事情的材料。谁没有亲身参加运动，谁就无法评论它，就是说，无法了解它的种种情节，并作出客观的叙述。(p.48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10月7日于伦敦
 
    我现在正好在读汉斯•弥勒的那篇东西（注），....他竟断言，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革命的，从来都不是反动的；这头蠢驴不懂得，如果没有必须加以反对的反动的暴力，也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暴力；要知道，对那些根本无须推翻的东西是不能进行革命的。(p.489-490)
    （注）汉•弥勒《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

    我们党现在已如此强大，在无须担心变质的情况下，不仅可以溶解数量可观的市侩，而且可以溶解“有教养的人”，甚至溶解独立派的先生们，如果他们自己不滚出去的话。(p.490)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２年１０月１４日于伦敦

    为了使大陆上的运动取得胜利，就应当使这个运动既不是纯法国的，也不是纯德国的，而是法德的运动。如果说德国人把如何利用选举权和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教给法国人，那么法国人就应当把整整一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他们传统的革命精神传给德国人。一个民族妄想领导其他所有民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p.494）

    致沙尔•博尼埃    ［１８９２年１０月24于伦敦］

    如果战争爆发，战败者就有可能和有责任进行革命——事情就是如此。(p.504)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３日于伦敦

    街垒和巷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因此，必须制订新的革命策略。(p.50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５日于伦敦

    今冬我得完成[《资本论》]第三卷，这是必须做到的，....现在能告诉你的就是工作进展出乎意料之快。....虽然今后的工作量还很大，但我总算前进了一大步，已经可以看到尽头了。谁也不会象我这样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这项工作一直是我良心上的一个重担。我为这项工作腾出时间作了不少努力——至少要四个月完全摆脱其它任何工作。我知道，如果现在不把这件事做完，今后就根本无法完成，因为起义和战争的年代即将来临。(p.50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１１月６日于伦敦

    整个这段时间我都在认真地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所幸并不是没有成绩的。....这一工作给我带来很大的愉快，一方面是由于文中包含许多光辉的新的论点；....此外，还由于这次工作证明，虽然我年老了，但还能胜任一些甚至比较困难的工作。（p.508-509）

    在资产阶级政治界，许诺言仅仅是为了违背诺言。（p.309）

    英国大众由于对外国事物的极端无知和天生的高傲，所以把外国人都看作是次等人，而把外国的一切事件几乎全看作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对外国的事物隐瞒不提是很容易做到的。(p.511)

    现在谈一谈福尔马尔。我觉得，对这个人抨击得很不高明。抓住了“国家社会主义”这一词不放，这个词并不表达明确的概念，正象“社会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词一样，只不过是新闻界的用语，是既包罗万象，又一无所指的纯粹空话。争论这样一个词的真正涵义，是白白浪费时间；它的真正涵义正是在于它没有任何涵义。....但在政治辩论中，同福尔马尔争论什么是和什么不是国家社会主义，这是对他的一种极大的而又完全是多余的照顾；这完全是无休止的纠缠，是无目的的废话。....要知道正是他对威廉和卡普里维的这种真正的卑躬屈节，才是他的致命弱点，而且是非常致命的。(p.511-512)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２年１１月12日于伦敦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四十年来，只要善于使用，普选权在法国是多么好的武器！这要比号召革命缓慢而枯燥，但是要可靠十倍，而且更好的是，能最确切地指明哪一天应当号召武装革命。甚至可以十拿九稳地肯定，只要工人们合理地使用普选权，就能够迫使当权者破坏法制，就是说，使我们处于进行革命的最有利的地位。(p.513-51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２年１１月19日于伦敦
依赖他人，即使是依赖一个工人政党，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而且，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们永远不担任这种职务，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p.517)

    你们在党内当然必须拥有一个不直接从属于执行委员会甚至党代表大会的刊物，也就是说这种刊物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所采取的某些步骤，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p.517)

    党正在超越迄今存在的严峻纪律的框框；在拥有二三百万党员和不断流入“有教养的”分子的情况下，要求有比至今给予的更多的行动自由，虽然过去给予的行动自由不仅足够了，而且由于规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得到了好处。你们自己同时也使党对这种已经变化了的形势适应得越快越好。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形式上独立的党的刊物。(p.518)

    费边社分子....这些可怜虫的日子很不好过。伟大的肖伯纳５月份曾竭力向你们说明，必须同自由党人结成一伙，不采取这个政策就只能遭到失败和耻辱，而现在，他在民主俱乐部发表的演说中却承认说，自由党人卑鄙地欺骗了他们，选举中得到的只是失败和耻辱，自由党人正在准备——现在已经是同托利党人在一起——欺骗工人了！这些人还想教你们学习“实用政策”呢！(p.519-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