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土耳其的真正争论点
    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１００年来就是这样，直到１７８９年的伟大运动才给它产生了一个充满强大生命力的严峻敌人。我们指的是欧洲革命、民主思想的爆炸力量以及人生来就有的自由要求。从这个时候起，欧洲大陆实际上只存在着两种势力：一种是俄国和专制，一种是革命和民主。现在，革命似乎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活着，人们还非常怕它，就像过去一直就非常怕它一样。....但是俄国如果控制了土耳其，它的力量几乎会增加一倍，它就会比其他欧洲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强大。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对革命事业将是一种莫大的不幸。（p.18）

    马克思：伦敦的报刊。——拿破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
    以联合内阁为代表的不列颠贵族的态度是：一有必要他们就会牺牲英国的族利益来满足自己特殊的阶级利益，让东方年轻的专制制度加强，以期为自己在西方的虚弱的寡头统治找到支持者。(p.22-23)

    马克思：柏林密谋
    政府正在进攻，它今后还要发动进攻；它的把人民消极反抗变为积极反抗的事业，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成功。(p.34)

    恩格斯：欧洲土耳其前途如何？
    每一个人，只要注意研究历史，学会正确对待人类命运中永不停息的变革，知道在人类的命运中除了不固定本身之外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不可阻挡的进程，看到历史的车轮是怎样无情地驰过了一个个帝国的废墟、常常毫不惋惜地毁灭整整一代人；总之，每一个人，只要不是闭眼不看任何煽惑的宣言和谋叛的告示都不能像平凡而明显的历史事实那样起着革命作用，就是说，只要了解和重视我们时代的异常革命的性质，——在这个时代里，蒸汽和风力、电力和印刷机、大炮和金矿的联合作用在一年当中引起的变化和革命要多过以往整整一个世纪，——每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仅仅由于这个问题的正当解决会引起欧洲战争而害怕提出这个历史性的问题。(p.37)

    土耳其问题，正如其他重大问题一样，要由欧洲革命来解决。把这一个乍看起来好像是不太相干的问题也归在这个伟大运动的合理范围以内决不是过于自信。从１７８９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p.37-38)

    这些土耳其人早就被斥责为仇视一切进步的死敌。相反，南方斯拉夫人是该国内部地区文明的唯一代表者。不错，他们还没有形成为民族，但是他们在塞尔维亚已经有一个强大的和比较文明的民族核心。塞尔维亚人有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文献。他们同数量大大超过他们的敌人进行了１１年英勇的斗争，方才获得了今天的内政自主。近２０年来，他们在文化和文明手段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保加利亚、色雷斯、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基督徒都把塞尔维亚看做他们将来为独立和民族生存而斗争的团结中心。(p.38)

    无论俄国的斯拉夫人和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血缘如何相近，宗教如何相同，而一旦后者获得自由，他们的利益立刻就要显示出很大的不同。(p.39)

    马克思：希尔施的自供
    我们攻击了时髦的空谈家，我们攻击这些人，当然不是因为他们对国家说来是危险的革命者，而是因为他们起着反革命败类的作用。(p.46)

    马克思：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
    “国家”，这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钱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它向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借钱，而付给他们一纸凭据，并且规定每１００英镑借款必须付给一定数量的利息。国家用课税的办法向工人阶级榨取金钱来支付这些款子。这样，人民便给自己的压迫者做了保人，使那些借钱给压迫者的人放心借钱给他们压迫人民。(p.50)

    恐怕再也没有什么比所谓财政更带欺骗性了。玩弄这门“神秘科学”的术士们把有关预算和国债的最简单的业务蒙上一层难懂术语的外衣，掩盖着普通的骗术：....所有这些令人厌恶的生意经和一大堆不胜其多的烦琐规定，把公众完全给弄糊涂了。但同时，每一次这种财政把戏都为高利贷者造成加紧进行害人的掠夺活动的有利机会，对于这种机会，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不会放过的。(p.54)

    马克思：菲格斯•奥康瑙尔。——内阁的失败。——预算
    大家知道，凡是百科全书编纂者的纪元到来的时候，总是事实大量积累而思想则相应落后的时候。(p.67)

    马克思：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
    提出的这个预算是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资产阶级的预算。(p.72)

    由于把负担转嫁到不富裕阶层身上，富人的捐税负担就将减轻。富商将会付得少一些，然而，不太富裕的小店主在先前他可以不交直接税的那些情况下也必须纳税了。....他们采取装门面的、毫无价值的治标办法，拐弯抹角地做事，并且逐渐地然而是不断地减轻富人们的捐税负担，而把全部重担转嫁到穷人身上。至于那种认为所得税似乎不触及工人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在我们目前的这种企业主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在碰到加税的时候，总是用降低工资或提高价格的办法来求得补偿的。(p.73-74)

    有一条界线到处被准确地遵守着，人们竭力避免超过它，因为超过它就开始对工人有利，而使贵族和资产阶级受到损害。(p.75-76)

    马克思：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
    寡头政治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政治权力。当路易十四在柯尔培尔帮助之下亲自颁布对手工工场主有利的法律的时候，他只是准备了１７８９年的革命，而回答他的“l’éｔａｔ，ｃ’ｅｓｔｍｏｉ”〔“朕即国家”〕这句名言的，是西哀士的话：“ｌｅｔｉｅｒｓéｔａｔｅｓｔｔｏｕｔ”〔“第三等级就是一切”〕７９。(p.80-81)
    （注）马克思稍加改动援引了１７８９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出版的艾•约•西哀士的小册子《什么是第三等级？》（《Ｑ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ｅ ｌｅ ｔｉｅｒｓéｔａｔ？》）里下面一段话中的第一句。这段话是：“什么是第三等级？——一切。—— 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么？——什么也不是。—— 它要得到什么？—— 一个地位。”

    如果要区分各种收入之间的质的差别，那就一定要考虑它们之间的量的差别，因为在百分之九十九的情况下正是收入的量构成收入的质。（p.83)

    按照曼彻斯特学派对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收入之间的差别所作的狭隘的和利己的解释，我们会得出一个可笑的结论：英国最富的阶级，即工商业阶级的收入，只是非固定收入。(p.83)

    反对派在政府机构中执行着安全阀在蒸汽机中所执行的任务。安全阀并不停止机器的工作，而是保证机器的安全，把不放掉就可能使整个设备爆炸的那部分能量化为蒸汽放出去。激进派也是把人民的要求像把蒸汽放出去那样放掉。(p.85)

    马克思：人民得肥皂，《泰晤士报》得贿赂。——联合内阁的预算
    人民只要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利益，是决不会附和资产阶级或者投靠资产阶级的，但是对资产阶级来说，不得不依靠人民的支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p.95)

    一旦征收直接所得税的机构建立起来并且安排就绪，把政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的人民就将充分使它动作起来，以便建立工人阶级的预算。(p.95)

    恩格斯：瑞士共和国的政治地位
    瑞士也很想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小美国。但是，如果撇开政治制度上表面的类似之处，恐怕再也找不到像美国和瑞士这样两个彼此极不相同的国家了。美国不断在发展，不断在变化，它是一个具有历史使命的国家，对于这个使命的规模，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到现在才开始窥见一些头尾；而瑞士却停滞着，如果不是邻邦的工业成就违反它的本意把它硬朝前推的话，那末，无休止的细小纷争归根到底会使它永远踏步不前。(p.105)

    大多数瑞士人生活的孤立性，使他们根本感不到共同的民族利益。当然，同一个村庄、同一个河谷、同一个州的居民是同心合力的。但是他们从来也不想作为一个统一的民族起来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共同目的而斗争。(p.107)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按：指黑格尔）一向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ｃｏｎｔ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个习俗用话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p.109)
    （注）刻卜勒，约翰（Ｋｅｐｌ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１５７１—１６３０）——杰出的德国天文学家。他发现了行星运动定律。

    “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欧洲各国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和争取比较廉洁的政体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的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决于俄国的威胁及其后果——可能发生的全欧洲的战争。（p.109）

    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
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p.110)

    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那末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不列颠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末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p.112)

    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p.114)

    无论欧洲列强间的冲突怎样尖锐，无论外交界上空的乌云怎样浓重，无论某个国家的某个狂热家集团企图采取什么行动，一旦空气中散发出经济繁荣的气息，国君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或革命，如果不是工商业普遍危机的结果，都不能深刻地震撼欧洲，这种危机的到来总是由英国先发信号，因为它是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p.116)

    现在，英国工厂的数目空前增加，而它的官方的政党都正在完全腐烂下去，法国的全部国家机构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进行投机活动的交易所康采恩，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积聚得到处皆是的不公平现象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将会怎样，我们就不用多说了(p.116)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这样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在印度斯坦的宗教的古老传统里早就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即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札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p.143-144)
    （注）林加崇拜即对湿婆神的崇拜，盛行于南印度的林加崇奉者教派中（“林加”是湿婆的象征）。这一印度教派不承认种姓的划分，反对斋戒、祭祀和朝圣。

    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的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

    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的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的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的狰狞的神像更为可怕。（p.144）
    （注）位于孟买北部的萨尔赛达岛，以１０９座佛教石窟而闻名。

    内战、外侮、政变、被征服、闹饥荒——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的灾难，不管它们对印度斯坦的影响显得多么复杂、猛烈和带有毁灭性，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而英国则破坏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会的意思。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p.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