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再从头干起。(p.5-6)

    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决定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p.6)

    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p.6)

    自从１８１５年以来，德国资产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p.9)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工业家阶级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很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运动中，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p.10)

    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p.10)

    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一方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一方面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惟恐不合时宜地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可以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p.10)

    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p.11)

    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p.11)

    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极难达到大多数意见的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动的城市居民的引导和推动。(p.13)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三十六个大大小小的邦，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但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了。(p.13)

    １８３０年的事件９ 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学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大谈其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在这批人中间，特别是在低等文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他们用一些能够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他们作品中才华的不足。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畏首畏尾的流露。(P.16)

    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P.16)

    1８４７年末，在资产阶级中间是很难找到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的。（p.23）

    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它最多只能造就在种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获得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能给予在别的大学里可望受到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p.33)

    各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总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这种联合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一当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动起武来。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构中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阶级对抗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产生和迅速的成长，它们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五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一百年还走不完的途程。(p.38)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上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p.50)

    侵略军的铁蹄或外交方面的审慎周密的掠夺行为，也不仅仅跟随在那种由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下而缓慢地但是确实地发生的民族性破坏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p.52)

    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癖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这样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公然想使文明的西方从属于野蛮的东方，城市从属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从属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现实;....。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的发明是最适合于俄罗斯政策的目的的），这在中欧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了。(p.56-57)

    当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３日巴黎的流血斗争开始的时候，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愈来愈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件事实：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阶级之间进行的；....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要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p.62)

    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任何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p.73-74)

    最后一个重大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立场；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p.75)

    “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许多人的喜爱。(p.78)

    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ｓａｖｏｉｒｖｉｖｒｅ〔礼仪〕的学校。(p.80)

    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p.82)

    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p.82)

    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p.82-83)

    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这些垂死的民族，....都力图利用１８４８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数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万第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p.85-87)
    按：万第(或译旺代）是法国的一个省份，在大革命时期曾是反革命暴动的策源地。

    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p.94-95)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法不放，也是很自然的事。这一阶级的要求，一向是比自由派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更进一步的；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它为争取自由不惜鲜血和生命；但是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他却觉得再舒服也没有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失掉了，但他至少可以自慰的是：无论如何事情总算已经做了(p.98)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１８４８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ｄｅｌ’ａｕｄａｃｅ，ｄｅｌ’ａｕｄａｃｅ，ｅｎｃｏｒｅｄｅｌ’ａｕｄａｃｅ！〔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p.102)

    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执行机关；....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p.103)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力量，是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城市工人。一部分最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一般是在冲突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的青年，大多数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例如大学生，这些“知识的代表者”（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就首先丢掉他们的旗帜，除非他们由于被授予官衔而留下来，但是对于这种职务，他们当然很少具备必要的才能。(p.105)

    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决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１８４８年资产阶级所做过的）巩固其阶级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阶级都力图使事情达到危机状态，这一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工人阶级都是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它的力量。(p.105-106)

    这个小资产阶级（它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了），可以被认为是１８４９年五月起义的领导阶级。....从它们活动的范围就正可以判断，德国的小资产阶级究竟能够做些什么。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也不能做。(p.106)

    长于吹牛的小资产阶级，在行动上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细小规模，深深地影响到这个阶级的性格，使它缺乏魄力和进取心，所以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这些特点。....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所以１８４９年５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p.107)

    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怯于行动，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应该做的。(p.112)

    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p.114)

    那些代表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的利益的民主派，遭到永久的耻辱。....它的失败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开始以来的一切重要运动中一贯表现出明显的怯懦；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表现了同样的短见、畏缩和动摇，这些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更有远见。他们比自由派更加盲目，更热中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想，更易受欺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零度以下了。(p.114)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p.121)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p.121)

    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p.121)

    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p.122)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迥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起来。(p.123)

    十九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十九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们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p.124)

    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ＨｉｃＲｈｏｄｕｓ，ｈｉｃｓａｌｔａ！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p.125)
    (注）ＨｉｃＲｈｏｄｕｓ，ｈｉｃｓａｌｔａ！（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转意：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 这是对一个说大话的人讲的话，他硬说自己曾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引自伊索寓言中的《说大话的人》）。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是上述引文的代用语（Ｐδ 在希腊文中是一个岛名，也作“玫瑰花”讲），这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使用的。

    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一个特别集团，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ｉｎｐａｒｔｉｂｕｓ〔不存在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注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p.125-126)

    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p.126)

    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这些企图愈来愈软弱，成效也愈来愈小。....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些形式的运动，即放弃利用旧世界本身内的一切强大手段来变革旧世界的思想，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生存的有限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p.129)

    这次失败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p.130)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汝将以此获胜！”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p.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