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决定已不再取决于议会，也不再取决于议会选举。....他们把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合法投票方式看做是一种过了时的仪式；要是有一天议会开始抗拒外来压力并强迫国民接受按这一狭隘的选民圈的意旨制定的法律，那他们就会加入到对这整个过时的制度的总冲击中来。(p.404)

    马克思：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
    现代工商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历时五年到七年的周期性的循环，以经常的连续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沉寂，然后是若干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过度扩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p.416-417)

    如果我们假定贸易自由能够彻底消除工业循环和与之相联系的盛衰交替现象，那末，在现在的制度下要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摆脱贫困就必须使对外贸易额每年再增加５０００００００英镑，即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这些神志清醒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竟敢侈谈“空想主义者”。——其实没有比这些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更大的空想主义者了。
    与１８４１—１８４８年的平均数字相比，实际上贫困现象是加剧了，尽管有自由贸易、饥荒、繁荣，尽管有澳大利亚的自然金块和川流不息的移民。(p.418)

    只要看一看医学杂志《手术刀》就足以使人相信，食物掺假和食物掺毒一直是同贸易自由平行发展的。在伦敦每周都由于《手术刀》揭露新的秘密而引起新的恐慌。这家杂志成立了一个由医生、化学家等等组成的完备的调查委员会来检验在伦敦销售的食品。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中经常公布咖啡、茶、醋、胡椒、酸辣菜等掺毒的情况——可以说所有这些食品都掺上了毒。（p.418-419)

    显然，资产阶级贸易政策的两个方面，即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都同样地无力消除那些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的和自然的结果的现象。

    这一点是应当永远肯定的，而资产阶级的幻想家却不然，他们一方面把只不过是工商业循环中的每个繁荣时期所必然伴随的东西看作贸易自由的结果，另一方面指望从资产阶级的繁荣中得到这种繁荣所不可能给予的东西。(p.419)

    对于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商业史哪怕有最粗浅的了解也足以使每个人相信，工商业循环进入狂热发展阶段的时候已经迫近了，紧跟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交易所业务的过度扩张和崩溃阶段。(p.419)

    从大量的投资直接用于工业生产这件事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危机不会到来了吗？绝对不是。....剩余资本愈是向工业生产集中，而不分散到贸易和金融的各个途径去，危机对于工人群众和资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的影响也就愈加广泛、持久和直接。如果在危机到来时充斥市场的全部商品立即变成沉重的累赘，那末这对于大批扩建和新建的工厂来说将更加沉重好几倍，因为这些工厂已经装备到能够开工生产的程度，而立即开工生产对这些工厂来说乃是生命攸关的问题。任何时候，只要资本放弃了它的通常的商业流通途径，就会产生混乱，这种混乱甚至会钻进英格兰银行的拱门。当巨大的金额变成那些或者在危机开始时才投入生产，或者部分地需要先追加流动资本才能开始工作的工厂、机器等等固定资本时，ｓａｕｖｅｑｕｉｐｅｕｔ〔能自救的人，自救吧〕这样的呼声也就必然喊得更高。(p.420-421)

    从任何关于商业史的著作中，例如从图克的《价格史》中，都可以看出，英格兰银行地下室中的金块的大量储存、出口超过进口、有利的外汇牌价、借贷资本的充裕和低利率等等征兆汇合起来，总是意味着工商业循环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来，那时繁荣转为狂热发展，那时开始明显地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进口额过大，而另一方面是围绕着诱人的肥皂泡进行肆无忌惮的投机买卖。但是这个狂热发展阶段也只不过是崩溃时期的先声。狂热发展是繁荣的最高点；它当然不会造成危机，但是它会促使危机的到来。(p.422)

    这些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有一次预测或预言过危机吗？相反地，没有一次繁荣时期，他们不利用机会断言：这一次不会有坏的一面了，这一次战胜了严酷的命运。而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作出一副无罪的样子，用训诫的、庸俗的说教来攻击商业家和工业家，说他们缺乏先见之明和没有谨慎从事。（p423）

    马克思：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他们从事这些事情的目的总不外是发财致富。在生意兴隆的时候，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这样幸运的时机将愈来愈少、愈来愈难遇到，所以它所渴求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希望并且一定要弄到钱，弄到尽可能多的钱，除了钱它什么也不需要。(p.425)

    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
    得比勋爵在上院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公开反对者，并且把民主说成是唯一的一个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党派。于是，不可避免的约翰•罗素出场了，他出来研究这种民主的实质，即财富的增长，这种财富的智力的增长，以及它们通过舆论和法律所认可的机构来影响政府的愿望的增长。由此可见，民主正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愿望的体现。(p.439)

    马克思：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
    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p.443)

    我要提醒他一句古老的谚语：Ａｍｉｃｕｓｉｎｃｏｍｍｏｄｕｓａｂｉｎｉｍｉｃｏｎ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ｔ．〔愚友和敌人没有两样〕。(p.443)
    按：科苏特（1802-1894）是匈牙利革命领导人，马志尼（1805-1872）是意大利共和派领导人。

    恩格斯：最近的科伦案件
    任何政党没有组织都是无法存在的；如果说在自由资产阶级以及民主派小资产阶级那里，它们的社会地位、它们的物质优势以及它们的成员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日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能代替这类组织的话，那末，没有这种社会地位和资财的无产阶级，便不得不在各种秘密的联合中寻求这种组织（p.449）

    谁在一定的条件下不动手组织密谋，那他就是胆小鬼，同样地，在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那就是胡闹。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团体，它们抱有更远大更崇高的目的，它们懂得：推翻现存政府只不过是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中的过渡阶段，它们竭力把以它们为核心的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训练党去进行最后的决战。这一决战或迟或早将必然在欧洲不仅永远消灭“暴君”、“专制君主”和“王位追求者”的统治，而且永远消灭无比强大的极端可怕的权力：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权。(p.449-450)

    德国先进的共产主义政党２８４的组织就是这样。这个政党根据它的《宣言》（发表于１８４８年）的原则以及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载的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所阐明的原理，从来不抱这样的幻想：似乎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进行那种必须在实践中实现它的思想的革命。(p.450)

    在给这种运动作准备的时候，除了在群众中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是不能有其他方法列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任务的。（p.451）

    马克思：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做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则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像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p.465)

    哪一封信能从政府当局手里溜过去，哪一封信要落到政府当局手里，这全靠碰运气。(p.493)

    显而易见，陪审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p.536)

    马克思：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
    联合起来的英国贵族打算按照拿破仑主张对人民采用的原则来对待资产阶级，这个原则就是：“Ｔｏｕｔｐｏｕｒｌｅｐｅｕｐｌｅ，ｒｉｅｎｐａｒｌｅｐｅｕｐｌｅ”〔“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p.556)

    马克思：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事件
    在读者们随我浏览了证明英国不断繁荣的一系列资料之后，我再请他们稍微注意一下一个名叫亨利•摩尔根的不幸的制针工人为了出外谋生而在由伦敦到北明翰的路途上的遭遇。

    很难想像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事件了。一个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的人，由伦敦到斯托尼－斯特腊特福德的漫长而痛苦的旅途，向周围“文明”求援的绝望哀求，他的七日断食，迫使他听任命运摆布的那些人们的残酷无情，寻找容身之所的四处奔波，从收容所的屡被驱逐，最后，一个名叫斯雷德的人的惨无人道和一个奄奄一息的人的默默惨死——这是一幅足以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思的景象。

    当他在敞棚里和破烂的草棚里寻找一个容身之处时，无疑，他侵害了所有权！！！

    如果把这个在高度繁荣时期发生的饿死事件告诉西蒂的养尊处优的资本家，那他会用１月８日伦敦《经济学家》上的话来回答你们：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可以看到，在贸易自由时期，一切阶级是如何繁荣昌盛；成功的希望增强着他们的力量；他们都在改善自己的生产，整个社会和每一个人都从中得到好处。”(p.567-568)

    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特伦德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到处以牛羊来代替人的不列颠贵族阶级，在不久的将来也同样会被这些有益的动物所代替。（p.575)

    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末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社的土地，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法律根据。(p.575)

    马克思：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想找出一个原则，可以用来论证在以文明自负的社会里死刑是公正的或适宜的，那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p.578)

    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比刽子手更好的自卫手段，并通过“世界指导性的报纸”把自己的残酷宣称为“永恒的法律”，这样的社会也实在是太美妙了。(p.579)

    如果说大量的犯罪行为从其数量和种类就会揭示出像自然现象那样的规律性，或者如果说，照凯特勒的说法，“在两个领域〈物理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哪一领域中动因非常合乎规律地导致一定结果，这是很难断定的”，那末，应不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改变产生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颂扬那些处死相当数目的罪犯来为新的罪犯腾出位置的刽子手呢？(p.580)
引文见凯特勒的《人和人的能力的发展，或社会物理学的经验》一书。

    马克思：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
    我们只希望这种像法国人所说的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ｓéｅｓ〔即兴的革命〕能够从此结束。有谁听说过，伟大的即兴作者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呢？在政治方面，道理也同诗歌方面一样。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p.601)

    革命虽败犹胜。(p.602)

    马克思：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
    高利贷精神早已统治了不列颠议会，而犹太人却不准进入下院，这当然是很荒谬的，尤其是当犹太人已经有资格被选举担任一切地方公职的时候，不准他们进入下院就更加荒谬了。(p.609)

    资产阶级以通过１８３１年的改革法案打击了土地贵族，工厂主因要求自由贸易和废除谷物法而侵犯了土地贵族的“最神圣的利益”；因此土地贵族就决心把自己装扮成工人的利益和要求的保护人，支持工人反对厂主的斗争，特别是支持他们的限制工厂中的工作日的要求，以此来反击资产阶级。(p.612)

    在英国，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魔王在逞凶肆虐；有时它甚至把人们判处一种最残酷的死刑，他像手执火剑的天使把亚当驱逐出天堂一样，日复一日地不声不响地把整个整个的部族和阶级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土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无形的社会魔王的行为就叫做强迫移民，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叫做饿死。(p.614)

    马克思：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
    首先是把本国居民弄到赤贫的境地，而当从这些一贫如洗的人的身上再也榨不出任何利润的时候，当他们成为妨碍收入增长的一种负担的时候，就把他们赶走，然后来结算自己的纯收入！这就是李嘉图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阐明的学说。(p.617)

    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p.619)

    社会上正在进行着无声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一切都得服从它，它不考虑成为它的牺牲品的人的生命，正像地震毫不考虑被它破坏的房屋一样。无力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和民族，只有遭到灭亡。但是，有一些经济学家竟当真以为，这种悲惨的过渡状态的意义就只是要使社会适应资本家（地主和金融巨头）的食欲，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看法更幼稚更浅薄的呢？(p.619-620)

    工业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现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在聚集着巨大生产力的大城市集中起来，而这些巨大的生产力的创造史到现在为止总是劳动者的殉难史。谁能阻挡他们再前进一步去支配这些到现在还支配着他们的力量呢？有什么力量能抗拒他们呢？没有这种力量！到那时，乞灵于“所有权”是没有用的。(p.620)

    在科苏特以往的活动中我们就看到过许多这种优柔寡断、极端矛盾和模棱两可的表现。他具有一切令人喜欢的优良品格，但同时也具有一切典型的女性的缺点，即所谓“演员的”气质。ｅｎｐａｒｏｌｅｓ〔就言词方面来说〕他的确是一个大演员。(p.621)

    马克思：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
    密谋的本质决定了起义的特点，即过早地爆发，其原因不是由于叛变，就是由于偶然事件。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们在三年的时间里老是叫喊行动，行动，行动，而你们的整本革命词典又只有“起义”一个词，那末要想在任何时候都能有足够的威信来命令：不要举行起义，那是不可能的。（p.625)

    我打算将来详细地阐述一下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生活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直到现在还使他们不是变得反动，就至少是对意大利的民族斗争漠不关心。(p.625-626)

    《泰晤士报》自从它要求英国政府处死拿破仑第一以来一点也没有改变。(p.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