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一定条件下（每一个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享受这些自由，那末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p.135)

    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p.135)

    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p.145)

    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p.149)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p.150)

    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失去革命的锋芒而获得了民主主义的色彩，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失去了纯政治的形式而获得了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p.152)

    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民主共和制度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他们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实质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p.152)

    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p.154)

    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里面时，当他们跑得太远，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情况严重到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欲聋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氢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灭了。(p.154-155)

    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代表两个阶级的利益同时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都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都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p.155)

    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p.160)

    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在不能把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根本割掉时，由于对它们猜疑而加以摧残和麻痹。(p.163)

    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p.165)

    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p.165)

    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解释，那末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作信条来接受呢？....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末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也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末你们又怎能因为站在下面的人们跳舞而惊奇呢？(p.166)

    不应当忘记，１８５０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１８５０年５月３１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毫无权利的地位。在这些事变的时刻，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民主派的领袖去掌握，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１８４８年６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也要撇开他们而向前发展。(p.170)

    自从１８４８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权力愈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权力就愈弱。(p.171)

    资产者，尤其是被提升成国家人物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的实践上的卑下。(p.182-183)

    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p.184)

    由于热狂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眷恋亲切的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p.186)

    1８４８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p.187)

    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P.189)

    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国家信贷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末现在，当任何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去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p.199)

    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p.200)

    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这个资产阶级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其实，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正是资产阶级本身。(p.201-202)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Ｄａｎｓｃｉｎｑｕａｎｔｅａｎｓ，ｌ’ＥｕＲｏｐｅｓｅｒａｒé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ｅｏｕｃｏｓａｑｕｅ”〔“五十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这个二难推论给解决了。它以“ｒé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ｃｏｓａｑｕｅ”〔“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论。（p.213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p.217-218)

    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由小块土地所决定的社会生存条件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些条件和这种小块土地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并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他们和他们的小块土地并赐给他们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而是农民的现代的万第。(p.218)
    (注）塞文是法国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１７０２—１７０５年整个这个地区爆发了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的农民起义。由于对新教徒的迫害而爆发的起义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方一直到１７１５年还有起义爆发。
万第见前注。

    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p.219）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ｉｄéｅｓ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ｓ”〔“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末，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p.219-220)

    在十九世纪内，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p.220)

    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p.221)

    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四百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p.221)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力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p.221)

    另一个“ｉｄé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苍天是刚才获得的小块土地的不坏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ｉｄéｅ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ｉｅｎｎｅ”。（p.222）

    在想像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放在抵押账簿中了。(p.223)

    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是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他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p.223)
    按；此处依据的是1852年的版本。

    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因为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汲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利益。(p.224)

    恩格斯：英国
    即使英国这种独特的按步就班的发展有时也会成为大陆上在个别时候获得胜利的革命者的暂时障碍（如１８４８年和更早些的１７９３年），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它所具有的革命内容却远远超过大陆上所有那些一时的震荡所具有的革命内容的总和。(p.230)

    在工业中只存在着是工业资本家还是工业工人占统治地位的问题，而且正是在工业中（只要在某个地方已经有了它的话），有着能够促使现代形式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土壤，在这种土壤上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夺取政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具有使他能够进行完满的社会革命和彻底地消灭阶级矛盾的物质手段，即生产力。(p.231)

    如果说，游击战迄今只是在人口比较稀少的国家里取得成功，那末，英国在遭受严重袭击的情况下将会证明：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例如在几乎到处是房屋毗连的郎卡郡和西约克郡，游击战能够获得更大的效果。(p.235)

    恩格斯：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
    当同样的来自执政当局或是来自议会的卑鄙行为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时候，这些行为很自然地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可是，一当这样的政策扩展到“上等人”头上，扩展到“民族智慧之精华”的头上的时候，那就大不相同了，每一个自由的卫道者都大嚷大叫地出来维护“原则”了。(p.246)

    最后，还存在这样一种因素，它本身就向拿破仑保证使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中立，这个因素就是工业和商业的情况非常良好，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p.247)

    可以预料，一旦法国站到斜坡上，它就会往下滚，一直滚到底为止。它离底究竟还有多远，这还很难说，但是，它是在非常迅速地向它接近，这是每个人都看得清的。(p.247-248)

    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p.249)

    当时，本来是可以指望工人阶级这一次会好好地利用政权的。但是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阶级，说它强大并非因为它的成员拥有大量的个人财产，而是因为它的人数众多以及它本身的需求。这个阶级就是负债累累的小农。它至少占法国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三。像所有农村居民一样，这个阶级行动迟钝，而且也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影响；他们抱住自己的旧传统不放，不相信一切来自城市的党派的使徒所宣传的深奥道理；他们回想起过去的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回想起皇帝在位时他们没有负债而且生活还比较富裕，因此他们就通过普选权把执政的权力交给了皇帝的侄子。(p.250)

    我们不谈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是其他可能发生或不能发生的事件；我们只想谈谈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之必将到来，就像早晨太阳必将升起一样。这就是商业和工业的普遍震动。(p.255)

    马克思和恩格斯：流亡中的大人物
    这堆人类渣滓愈是没有能力（由于自身的无能，也由于现存的条件）完成任何实际工作，他们就愈是需要热烈地从事不切实际的、毫无益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参加者总是非常夸张地宣布想像的活动情况、想像的政党、想像的战斗和想像的利益。这些废物愈是没有能力真正唤起新的革命，他们就愈是不得不只在想像中考虑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老早就分好了位置，并且预尝了当权的滋味。(p.300)

    他所以也勇敢地反对浪漫主义精神，正好是因为黑格尔在《美学》中用批判的方式，而海涅在《浪漫主义学派》中用文学的方式早已给它送了终。(p.307)

    这种“正直意识”把庸人的一切卑鄙奸诈的癖性和习惯都掩藏在硬装出来的诚实后面。它可以允许自己做出各种卑鄙的事情，因为它知道，它是由于正直才卑鄙的。愚蠢本身变成了优点，因为愚蠢是信仰坚定的确实证据。他靠了确信内心的坦率而保持着一切不可告人的思想，“正直意识”愈是想进行某种欺骗或干卑鄙的勾当，它就愈能够表现得纯朴和可信。小市民的一切卑鄙习性蒙上一层正直的意图的光彩，就变成了他的美德，丑恶的利己主义装扮成好像是自我牺牲的样子而出现，怯懦被描绘成最大的勇敢，卑鄙变成了高尚，而粗鲁放纵的举止被说成是坦率和心情畅快的表现。（p.309-310)

    他永远只是Ｉｈｏｍｍｅｄｅｌａｖｅｉｌｌｅ或Ｉｈｏｍｍｅｄｕｌｅｎｄｅｍａｉｎ〔昨天的人或明天的人〕，却从来不是Ｉｈｏｍｍｅｄｕｊｏｕｒ〔今天的人〕，特别不是ｄｅｌａｊｏｕｒｎéｅ〔坚决行动的日子的人〕，因为真正的雷汞还没有发现，必须寻找同反动派斗争的新工具。因此，他要求牺牲二百万人，以便他能够以独裁者的身分踏过深及踝骨的鲜血（当然是别人流的）。(p.322)

    约翰奈斯属于在历史上经常碰到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在某个运动发生和壮大后几个世纪，还硬把这件事当作最新的新闻，以最枯燥无味的方式向庸人和八岁的孩童述说这一运动的内容。(p.346)

    对他来说，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做点什么事情；这能使他像个忙于深奥的政治计谋的人，而首先是使他有理由摆出要人的样子对一切作出判断，实现“再次出现”和醉心于洋洋得意的空谈。(p.349)

    马克思：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
    这些保护关税派所保护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自己的收入，是他们自己的地租。可见，托利党人归根到底是和其他资产者一样的资产者；难道世界上还有不保护自己钱袋的资产者吗？托利党人和其他资产者的区别，也就等于地租和工商业利润的区别。(p.382)

    现在我们还是不要去管辉格党人的原则吧；我们根据历史事实可以更好地判断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要看的是他们的所做所为，而不是他们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信仰，以及希望别人怎样来看待他们的作用。

    他们和托利党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辉格党人是资产阶级的，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把执政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资产阶级做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必然的和急迫的让步，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实现这些让步。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p.384)

    英国人民群众一向以富有健全的审美感著称。他们对一切杂七杂八和模棱两可的东西，对蝙蝠和罗素的政党都抱着本能的嫌恶。英国的人民群众，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和托利党一样仇恨“大富商”，也和资产阶级一样仇恨贵族。而对辉格党，人民恨的则是两种人：贵族和资产阶级，即压迫他们的地主和剥削他们的金融巨头。(p.386)
    按：罗素是辉格党领袖。

    马克思：宪章派
    自由贸易派（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则是现代英国社会的正式代表者，即统治着世界市场的英国的代表者。....领导这个党派的是英国资产阶级中最积极最坚决的部分——工厂主。他们力求使资产阶级取得不受任何限制、不加任何掩饰的统治，力求使人们公开地正式地承认全社会应服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服从那些管理这种生产的人的统治。他们所理解的贸易自由就是让资本畅行无阻地运动，摆脱一切政治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束缚。土地应该成为市场的商品并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来经营。....简言之，就是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政治的或社会的限制、规章和垄断存在，除非它们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即来源于制约着资本的生产和分配的那些条件。（p.388)

    表达这个党派反对英国旧制度——这是社会发展中的过了时的、行将告移的阶段的产物——的斗争的实质的，是下面这个口号：生产尽量便宜，消除生产中一切ｆａｕｘｆｒａｉｓ（即生产的一切多余的、非必需的费用）。这个口号不仅是向个人提出的，而主要地是向全民族提出的。(p.388-389)

    他们最终的要求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只是在总的方面留下一个为整个资产阶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以便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而就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也必须组织得尽可能合理而经济。
    而一旦他们成为政权的唯一执掌者，一旦政治统治和经济实力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因而对资本的斗争不再同对现政府的斗争割裂开来，那时就会爆发英国的社会革命。(p.389)

    人民群众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作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来加以维护。只是当资产阶级开始在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正式政党采取独立的立场时，工人群众才开始在候选人提名日独立地行动(p.392)

    请看这是什么样的对立！....一边是人民的大多数，另一边是占全人口十二分之一、占全国成年男性居民五分之一的人。一边是热情，另一边是贿赂。一边是一些抛弃了自己的特点的党派：坚持保守观点的自由派，宣讲自由主义思想保守派；另一边是宣告自己的存在和捍卫自己的事业的人民。一边是一架只能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一步也不能前进的破烂机器，是所有的正式党派互相磨擦、互相倾轧、逐渐把对方碾得粉碎这样一个无益的过程；另一边是奋勇前进的国民群众，他们将消除这种原地打转的状态，打碎这架官方的机器。(p.392-393)

    马克思：选举中的舞弊
    任何时候，单从票数的对比，即使借助于最牵强的逻辑推理，也不能得出表决必然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相反，议员的一定的对比的必然性，却是由当前的情况自然而然产生的。(p.401)

    互相竞争的政党的候选人代表着全体选民的利益，而这些有特权的选民又代表着没有选举权的群众的利益，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没有选举权的群众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p.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