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维克多•阿德勒    ［１８９１年６月２６日于伦敦］

    我们党具有多么不可摧毁的内在力量，它用来证明这点的，不仅是它迅速取得一个接一个的外部胜利，....它用来证明它的这种力量的，尤其还有这样一点，即它在所有国家内都在克服所有从有产阶级中补充自己队伍的其他政党所无法应付的困难，完成它们所无能为力的事业。(p.116)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１年６月２９日于赖德］

    党的纲领又落到了我的头上，而这也是我应当做的事。我本来想使绪分更严谨一些，但由于时间不够，未能做到；况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对政治要求一节中部分可以避免、部分不可避免的缺点进行分析，这样，我就有理由痛击《前进报》那种和和平平的机会主义，痛击关于旧的污秽的东西活泼、温顺、愉快而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p.119-120)

    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９１年７月１日于威特岛赖德

    您的第二个写作计划——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还需要认真考虑；然而，我劝您：放它九年，先不拿出！（注）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因为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例如，随着每一个新托拉斯的出现，情况都要有所改变；每隔十年，进攻的目标也会全然不同。(p.123)
    （注）贺雷西《诗论》第３８８行，转义是：不要急于求成，匆忙作出结论。

    一个人评论每一个哲学家，不是根据他活动中永恒的、进步的东西，而是根据必然是暂时的、反动的东西，根据他的体系，——这种人还是少说为佳。在巴尔特看来，整个哲学史只不过是一些站不住脚的体系的“废墟”而已。同这个所谓的批评家相比，老黑格尔显得多么高大！他还以为，他在这里或那里搜寻黑格尔（象任何一个建立体系的人那样）在创造自己体系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点牵强附会的东西，就是对黑格尔的批判！说什么黑格尔有时把截然相反的、互相矛盾的对立物混淆在一起，这真是莫大的发现啊！....，他把一切都看成微不足道的，如不去掉这种习惯，他就会象黑格尔所说的，“从无通过无到无”。(p.123-124)

    致古斯达夫•福格特 １８９１年７月８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工人们比一般设想的要聪明得多，而且也确实更有知识。(p.12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１年８月９—１１日于威特岛赖德

    我担心，而且十分担心海德门先生将不再是我们的公开“敌人”，他要装扮成我们的“朋友”。这就很糟糕，因为没有功夫时时处处去提防这样的阴谋家。(p.136)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１年8月１7日布莱丁路枞园

    俄国国内将要发生骚动，这种骚动可能引起变化；甚至很可能会引起某些变化，从而在这潭死水中引起一点波动；但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它不仅将意味着结局的开始，而且意味着结局本身。（p.140)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１年９月２日于伦敦

    谢天谢地，这些先生可别成为我们的“朋友”，——不然又要成为我们的负担，而他们象过去那样作为我们的敌人，倒能使我们聊以消遣。(p.146)

    一刻钟以后，我们要去海格特公墓，把一棵常春藤栽到马克思的墓上，这是莫特勒三年前从乌尔利希•冯•胡登墓地（位于苏黎世湖乌福瑙岛）移来的，它在我的阳台上长得很茂盛。(p.148)
（注）莫特勒，尤利乌斯（“红色邮政局长”）（１８３８—１９０７）——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７４—１８７９年为帝国国会议员，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流亡苏黎世，后来侨居伦敦；从事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社会民主党的秘密书刊运往德国的工作。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注）对我们来说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布鲁斯派[可能派]根本没有出席，海德门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掩盖起来。最好的是，同海牙代表大会一样，把无政府主义者赶出了门外。旧国际以此结束，而远为广泛的、宣告自己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国际恰恰以此为开端。(p.150)
    （注）第二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１年８月１６—２２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三百三十七名代表。就其组成来看，这基本上是一次马克思派的代表大会。可能派的首领们要把大会的召开控制在自己手里的企图遭到了失败，因而没有出席。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定，不许来到代表大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作。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对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把代表大会的结果看作“马克思主义者在原则上和策略上的胜利”。

    [英国]工联新堡代表大会也是一次胜利。以纺织工人为首的旧工联以及工人中的所有反动分子曾竭尽全力想废除１８９０年关于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他们失败了，只得到暂时的、极其微小的让步。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尽管还有不少的混乱，但历史在不可阻挡地前进，而资产阶级报纸惊恐哀鸣，战战兢兢地承认资产阶级工人政党遭到了彻底失败。(p.150-151)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１年９月２８日于伦敦

    由于阶级的对立，统治阶级在智力上和道德上也畸形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过被压迫阶级。(p.152)

    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无产阶级]其解放是不可能的。(p.152)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１年９月２９日—１０月１日于伦敦

    德国由于自己的工人党，就在物质上居于领导革命的地位，这在战争期间必将鲜明地表现出来，那时，我们以及革命，或者被扼杀，或者取得政权。(p.159)

    至于我对你们过分重视敌人的议论一事提出意见，这是你自己的过错；....每遇到问题，往往听见你们拿敌人的话作论据，我不由地要说，对我们来说，敌人是不值一提的。其实，我和马克思早在１８４８年就说过：我们作了什么样的蠢事，以致敌人称赞我们？(p.160)

    你们那些为妇女报刊撰稿的妇女....还处在沙克（注）的强烈影响下，希望有一种特殊的妇女运动，而不希望妇女运动只是成为工人运动的一个方面。....如果我们的妇女象你所说的那样，毅然行动起来，那末，所谓争取妇女权利的特殊的运动——纯粹是资产阶级的把戏——就会很快退居次要地位。(p.61)
    （注）吉约姆－沙克，盖尔特鲁黛（１８４５—１９０３）——沙克伯爵夫人的女儿，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女工运动活动家。

    每个德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官僚的王国，只要一担负某种职务，它就立刻暴露出来。（p.161）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２日于伦敦

    倍倍尔热情洋溢地来信谈到，德国女工正多么热心地投身到运动中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些迂腐的半资产阶级母驴——妇女权利捍卫者，将很快退居次要地位。(p.166)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１３日于伦敦

    望您保持饱满的情绪，竭力时刻嘲笑自己的敌人，相信我们党一定赢得历史性的胜利，准备随时投入战斗。(p.169)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１３日于伦敦

    面对着经常存在的战争危险，我们不能要求根本改革武装力量的现有组织，但是，如果现在想要把大批适于服兵役而又未经训练的人员尽可能加以训练并编入常备基干部队（为了参加实际战斗，而不是为了检阅和操练），那末，这正是接近于我们的民军，对此我们也只能表示同意。(p.172)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１４日于伦敦

    你那个草案中，我发现有突如其来的“反动的一帮”，甚为惊异。....这一鼓动性的词句，犹如一个刺耳的噪音，破坏了措词简明的科学原理的全部和音。要知道，这是一个鼓动性的词句，而且又是极端片面的，它只能使人产生武断的和绝对的印象，所以是完全错误的。

    其所以错误，是因为它把本身是正确的历史倾向当作既成的事实。在发生社会主义变革时，其他一切政党对我们来说，都会表现为反动的一帮。可能它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已完全无力采取任何进步行动，但也不一定。然而在目前，我们对此还不能象阐述纲领的其他原理那样说得很肯定。甚至在德国，也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左翼党，不管它们怎样卑劣，也不得不清除一部分在德国仍然大量存在的反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的和封建主义的垃圾。既然如此，它们也就不是反动的一帮了。

    在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并实现我们的原则以前，严格地讲，对我们来说就谈不上什么反动的一帮，不然，整个民族就要分为反动的多数和无力的少数。

    一些人摧毁了德国的小邦制度，给资产阶级提供了实行工业革命的行动自由，既给物也给人创造了统一的交往条件，从而也不得不给我们提供了较大的活动自由，——难道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做了这些吗？

    总之，我们没有权利把逐渐成为现实的倾向说成既成的事实。(p.175-17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２４日于伦敦

    你们的运动又出现了低潮，这我是很相信的。你们那里的一切都是伴随着巨大的高潮或巨大的低潮而发生的。但是，每一次高潮都巩固着新的成就，这样，运动最终还是前进了。(p.178)

    我们感到满意的是，马克思的批判（注）发挥了充分的作用。拉萨尔主义最后的残余也已肃清。(p.180)
    （注）卡•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尽管我认为，如果事态的发展终于导致战争，并使我们提前掌握政权，这将是很大的不幸，但对这种情况仍应有所准备。（p.181）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２４—２６日于伦敦

    每个大党都会有一个首要的阴谋家，即使你们摒弃了这个，仍然会出现另一个。(p.182)

    任何地方的主战派都是一些疯子。(p.184)

    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还可以继续存在一段时间，直到外来的冲击使这座腐朽的大厦倒塌为止。这样一个腐朽陈旧的建筑物，当它实际上已经过期之后，如果风平气稳，也还可以支撑数十年。(p.186)

    我仍然希望和平局面将维持下去。根据我们事业的进展情况，我们根本无须孤注一掷，——而战争却会迫使我们这样去作。

    因此，我希望并祝愿，我们那象自然过程一样不可抗拒和从容不迫地进行着的壮观的、坚定的发展，沿着它自然形成的轨道继续前进。(p.187)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２９—３１日［于伦敦］

    至于富农，依我看，一般说来，也是宁肯把农民作为剥削对象紧紧抓住，而不愿一下子让他们倾家荡产，把他们的土地据为己有。(p.195)

    这个市场既然在缩小，那末，在幼稚的人们看来，还有什么比通过胜利的战争来扩大市场更为天经地义的呢？（p.195）

    如果我们对各国的和各文明阶段的实际经济关系加以研究，便可看出，十八世纪那些唯理主义的概括，谬误和浅陋到何等惊人的地步，——譬如说，那个善良的老亚当•斯密就把爱丁堡和洛蒂昂各郡的情况当作普天下的一般情况！可是，普希金已经知道了这一点：
    ……当它有天然物产的时候，
    为什么不需要黄金。
    父亲不能理解他，
    还是拿土地做抵押。（注）（p.195-196）
    （注）引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１年１０月３１日于伦敦

    据我所知，众议院中那些名义上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的激进派，迄今只不过是蒲鲁东主义的残余而已，而且他们这些蒲鲁东主义的残余，公开反对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我看，同这些甚至在原则上也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不可能实行联合，不可能建立统一的派别。换句话说，我认为同他们建立比较短暂的联盟是允许的，但不能实行联合。（p.197）

    情况正象倍倍尔在给我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凡是退党或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要成为政治僵尸，而福尔马尔先生对此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没有采取势必会使自己落到同样下场的行动。尽管如此，他仍然是我们党内最危险的阴谋家。(p.198)

    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１日于伦敦

    不读黑格尔的著作，当然不行，而且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先读《哲学全书》的《小逻辑》，是很好的办法。

    主要部分是《本质论》：揭示了抽象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刚想抓住一个方面，它就悄悄地转化为另一个方面，如此等等。(p.201-202)

    千万不要象巴尔特（注）先生那样读黑格尔的著作，就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作为他建立体系的杠杆的那些谬误的推论和牵强附会之处。这纯粹是小学生做作业。更为重要的是：从不正确的形式和人为的联系中找出正确的和天才的东西。(p.202)
（注）巴尔特，恩斯特•艾米尔•保尔（１８５８—１９２２）——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社会学家，１８９０年起在莱比锡大学任教。

    由于黑格尔的每一个范畴都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阶段（他在多数情况下也指出这种阶段），所以您最好把《哲学史讲演录》（最天才的著作之一）拿来作一比较。建议您读一读《美学》，作为消遣。只要您稍微读进去，就会赞叹不已。(p.203)

    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p.203)

    即使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也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p.203)

    高贵的沃尔弗把他著作[《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谜》]的单行本寄给了我。但我还没有看，尽管有一位匿名的“敬仰者”问我，是否打算给这个家伙“一个耳光”。跟这样的教授算账，总会有时间的。(p.203)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９日于伦敦

    即使他们是些蠢人，但任何愚蠢总还有个限度，至少在疯人院外面是如此。(p.20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１年１１月９—１０日于伦敦

    我高兴地获悉，在有技术素养的人们中间，现已对我们表现出如此的好感。不过，通过本身就是资产者的法国共和派的例子，我在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就已十分清晰地看到，在危急关头，这样的盟友及同情者不可能同我们一道走得很远，而且还要和他们一起大出其丑。....在愿意效力的人们中间，有不少人的奢望多于其才干和知识；....但是，他们向我们靠拢这个事实本身，却是事态日益成熟的标志。(p.211-212)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１年１１月27日于伦敦
我认为，摆脱这种窘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和保尔立即到这里来，当面讨论这些问题，看来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解决。和保尔一样，你也同样必须前来，好使我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告诉我们你对法国形势的清醒的看法，在我们这些守旧而又迟钝的男子走投无路时，以你那妇女所特有的机敏和灵活帮助我们找到“出路”。你看，我是竭力想帮助保尔摆脱困境的，假如他已陷入其中；而最重要的是，假如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要防止再犯新的错误。(p.22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１年１２月１日于伦敦

    人们发现，我们正成为国家中的一个“因素”；....而由于犹太人比其他资产者聪明，他们首先发现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反犹太主义的压力下），并首先向我们靠拢。这只能使我们感到高兴，但是，正因为这些人比其他人机灵，而且，可以说，世世代代的压迫决定并养成了他们的善于钻营，所以对他们要更加小心。(P.227-228)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１８９１年１２月２日于伦敦

    杜西作为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的领导人享有当之无愧的威望。上上星期，她去北爱尔兰进行了八天宣传工作。煤气工人是些多么可爱的小伙子啊。他们的工会是现在所有工会中最先进的。同时，他们对“通过合法途径”进行宣传的意义体会得是如此深刻，以致一年半前在里子的两次真正的战斗中都取得了胜利——先是同警察，后来是同警察和龙骑兵搏斗，—— 并迫使管辖煤气厂的市政委员会投降。(p.231)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１年１２月３日于伦敦

    主要的是要使纲领在理论上没有任何引起争论之处。(p.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