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的书信
    （１８８８年１月—１８９０年１２月）

    致若昂•纳杰日杰  １８８８年１月４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使我非常满意的是，我可以深信，贵国的社会党人在自己的纲领中接受了我的已故的朋友卡尔•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的基本原则，这个理论已经成功地把欧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团结在统一的战士队伍中。当这位伟大的思想家逝世的时候，我们党在所有文明国家中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以及所取得的成绩，使他可以瞑目，因为他可以深信，他为把两半球的无产者在一面旗帜下团结成一支大军所做的努力，定将取得彻底胜利。但是，如果他能够看到，从那时以后我们在美洲和欧洲所取得的巨大成绩，那该是多么好呵！(p.4)

    的确，我们都遇到同一个巨大的障碍，它阻碍一切民族的以及每个民族的自由发展，而没有这种自由发展，我们既不能在各国开始社会革命，更不能在彼此合作下完成社会革命。这个障碍就是旧的神圣同盟，即三个扼杀波兰的刽子手的同盟，这个同盟从１８１５年以来一直受俄国沙皇政府的领导，尽管发生过种种暂时的内讧，但继续存在到现在。(p.4)

    推翻沙皇政府，消灭这个威胁着整个欧洲的祸害，——我认为，这就是解放中欧和东欧各民族的首要条件。(p.5)

    我希望，和平将继续维持下去，对于这类战争，绝不能同情交战的任何一方——相反，只能希望它们统统垮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这种战争是可怕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归根结底，都会有利于社会主义运动，都会使工人阶级早日执掌政权。(p.6)

    在目前，要是俄国发生革命，它就会拯救欧洲免遭全面战争的灾难，并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的开端。(p.6)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８８年１月５日于伦敦

    贵族们认为，自己的首要义务是过和自己等级相称的生活，而国家的首要义务是帮助他们实现这一点。(p.7)

    为土地占有者（小的或大的占有者）服务的一切新的贷款来源，必定导致他们服从于胜利的资本家。(p.8)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８年１月７日于伦敦

    如此大肆宣扬的社会改革，不过是对工人采取高压措施（普特卡默关于罢工的通令（注），重新使用工人手册的建议，盗窃工会基金和互助储金）的借口，这一改革很可怜，引起了强烈的反应。(p.10)
    （注）指１８８６年４月１１日普鲁士内务大臣普特卡默关于工人罢工的通令。通令规定对罢工工人采用镇压手段。根据这个通令，警察当局驱逐了各工会领导人，解散了这些工会，禁止它们集会。工人的互助储金会也和工会一样被封闭。在解散工会和互助储金会的时候，其财产都被国家没收。

    战争会使我们倒退多年。沙文主义将淹没一切，因为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只要第一枪一响，就会失去控制，马就会脱缰飞跑。(p.11)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８年２月７日于伦敦

    如果战争不爆发，那更好。假如爆发战争（而这取决于各种难以预料的事件），我希望俄国人一败涂地，还希望在法国边境上不致发生任何决定性事件——那时有可能勉强媾和。(p.19)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１８８８年２月１２日于伦敦

    《暴力论》原来那三章已经完成了付印的准备，但新写的一章还没有完成，我对草稿很不满意，这一章总是比我设想的长。而且象这种题目，一定要分析得令人信服，否则就根本不要写。(p.2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８年2月22日于伦敦

    一个年纪已老、参加过大运动的文明人，在具有世界意义的城市里生活了许多年之后，流落到这样的穷乡僻壤，我不知道再有比这更不幸的了。（p.21）

    在这里，幸而还同某些社会主义组织的任何教条公式相对抗的直觉的社会主义，愈来愈掌握群众，因而群众对决定性的事件会较容易地接受。只要有什么地方一开始，资产者就会对原来是隐蔽的、到那时爆发出来变为公开的社会主义大吃一惊。(p.23)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１８８８年２月２２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只要群众一动起来，这些自吹自擂的大人物就会找到相称的位置。那时他们会很快地被放到自己的位置上，快得连他们自己都会感到吃惊。(p.24)

    一旦群众都动起来，就会把这一切都整顿好的。(p.25）

    两大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一定会在社会主义方面互相竞争，正象它们在其他方面所做的一样，而且这种竞争会愈来愈急剧地展开。(p.26)

    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    ［１８８８年４月初于伦敦］

    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p.41)

    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p.41)

    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１８１６年至１８４８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p.41-42)

    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注），这些人在那时（１８３０—１８３６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p.42)
    （注1）哈克奈斯，玛格丽特（笔名约翰•劳）——英国女作家，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盟员，曾为《正义报》撰稿，描写工人生活的小说作家。
    （注2）恩格斯这里指的是１８３２年６月５—６日的巴黎起义，参加起义准备工作的有共和党左翼和一些秘密革命团体；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保卫战。有一个街垒构筑在圣玛丽修道院原来所在的圣马丁街。这个街垒是最后陷落的街垒之一。巴尔扎克在长篇小说《失去的幻想》和中篇小说《卡金尼扬公爵夫人的秘密》中描绘了“在圣玛丽修道院墙下阵亡”的共和党人米歇尔•克雷田。巴尔扎克称他为“能够改变社会面貌的伟大的政治家”。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１日于伦敦

    自由贸易问题在没有解决以前，是不会从美国人的视野中消失的。我确信，保护关税制度为美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现在却成了一个障碍。....经济方面的事实比政治要有力量，象美国那样政治和营私舞弊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那就尤其如此。如果今后几年内，一批一批的美国工业家陆续转变为自由贸易论者，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奇怪。只要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是一定会这样做的。(p.4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８年４月１２日于伦敦

    对可恶的不学无术现象的抱怨，显然正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人本身所独有的表现，这是不言而喻的。(p.48)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１８８８年5月9日于伦敦

    我说过，到现在为止，这里没有真正的工人阶级运动，并说，当这种运动产生时，所有那些现在装模作样充当无兵之将的男女大人物，马上就会得到自己的位置，不过比他们所希望的地位要低得多。(p.57)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８年７月１５日于伦敦

    毫无疑问，如果说第二帝国是对第一帝国的讽刺，那末第三共和国就正在成为不仅是对第一帝国而且甚至是对第二帝国的讽刺。(p.7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８年９月１０日于蒙雷阿勒市黎塞留旅馆

    为了迅速发展新兴国家，多么需要有美国人那种狂热的事业心。(p.87)

    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８日于伦敦

    您在研究过程中，终于到达了马克思的观点，这使我丝毫也不感到惊讶；我认为，这种情况，对于任何认真地和不带偏见地研究问题的人，都是必然的。(p.94)

    如果我的眼睛支持得住的话（我希望如此，因为到美国旅行对我大有好处），那末《资本论》第三卷在今年冬天就可以付印，明年就会象炸弹一样炸毁这些家伙。(p.94)

    致路易莎•考茨基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１日于伦敦

    关于卡尔[考茨基]，您说，没有爱情，没有激情，他的本性就会死亡。如果这种本性表现为每两年就要求新的爱情，那末他自己应当承认，在目前情况下，这种本性或者应当加以抑制，或者就使他和别人都陷在无止境的悲剧冲突之中。(p.98)
    （注）考茨基，路易莎（１８６４—１９４４）——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卡尔•考茨基的第二个妻子。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８８年１０月１５日于伦敦

    您很奇怪，为什么政治经济学在英国处于这么可怜的状况。其实，情况到处都一样。连古典政治经济学，甚至自由贸易的最庸俗的传播者，也受到目前占据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台的更庸俗的“上等”人物的鄙视。在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我们的作者[马克思]，他使人们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危险的结论；于是他们现在认为，至少在这个领域内，最保险的是根本没有任何科学。而且他们能够蒙蔽普通的庸人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在伦敦这里，目前有四个人自称“社会主义者”，同时却要人们相信，似乎他们把我们的作者的学说和斯坦利•杰文斯（注）的理论对比之后，已经完全驳倒了我们的作者！(p.104)
    （注）杰文斯，威廉•斯坦利（１８３５—１８８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数学派代表人物。

    我以很大的兴趣阅读了您所做的生理考察：工人由于工作时间过长而体力极度消耗和为补偿这种消耗所需的表现为食物的潜能量。对于您在这方面所引证的兰克（注）的话，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个小小的修正意见：如果说表现为食物的一百万千克米只抵偿全部所发出的热能和所做的机械功，那末这么多的食物还不能认为是充足的，因为它没有抵补肌肉和神经的损耗；要知道，为此不只是需要产生热量的食物，而且还需要蛋白质，而蛋白质是不能仅仅以千克米来计量的，因为动物的机体没有能力直接从各种元素制造出蛋白质。（p.104）
    （注）约•兰克《人的生理学原理》

    为了向您表明，经济学已经衰落到了什么程度，路约•布伦坦诺发表了《古典国民经济学》讲义（１８８８年莱比锡版），其中宣称：一般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是毫无价值的，专门经济学或实践经济学是最有力量的。如同在自然科学中那样（！），我们应当只限于描述事实；这种描述要比一切先验的结论无比崇高和宝贵。“如同在自然科学中那样！”在达尔文、迈尔、焦耳、克劳胥斯的时代，在进化论和能量转换时代，竟说出这样的话，真是无与伦比！(p.106)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８年１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我们但愿法国历史的无意识的逻辑将战胜所有政党对逻辑的有意识的违反。但那时，人们也不应当忘记，一切无意识的发展的形式都是否定之否定，都是对立面的运动。(p.113)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８年１２月４日于伦敦

    不能不承认，你们对布朗热主义的态度严重损害了你们在法国以外的社会主义者心目中的声誉。你们由于仇恨激进派而同布朗热派勾勾搭搭，向他们献殷勤，其实你们很容易攻击这一派也攻击那一派，这里丝毫不能模棱两可，你们对这两个党派的独立立场也不容有任何怀疑。你们根本不应当在这两个蠢货中间进行选择，你们可以既讥笑这个，又讥笑那个。

    可以毫不困难地说，就象海涅笔下布兰伽皇后说的那样，他们双方都发臭（注）。(p.114-115))
   （注）海涅《宗教辩论》（见《罗曼采罗》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