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加之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p.485-486)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p.486-487)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p.487)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p.487)

    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法发展” 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p.488)

    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p.488)

    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而且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p.489)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p.490)

    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p.489-490)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p.591)

    恩斯特（注1）先生对待我的行为（注2），除非称之为幼稚，是无法形容的。....但是这个人具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以致不把别人的话读成相反的意思，就连一行也读不下去，这样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力用于其他方面，而不能用于社会主义这个非幻想的方面。(p.491)
    （注1）恩斯特，保尔（ｌ１８６６—１９３３）——德国政论家，批评家和剧作家；八十年代末加入社会民主党；“青年派”领袖之一；“青年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于１８９０年最后形成的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恩斯特１８９１年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后来归附法西斯主义。
    （注2）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６日《人民呼声报》上发表了恩斯特的文章，歪曲恩格斯的意见，企图把恩格斯说成和“青年派”持有一致的观点。恩格斯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２卷第９３—９９页），其中附了他１８９０年６月５日给恩斯特的信的一部分。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５日［于伦敦］

    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悲痛的消息。我的善良的、亲爱的、忠实的琳蘅（注），在得了短期的不太痛苦的病之后，昨天白天安详地逝世了。我同她在这个房子里一起度过了幸福的七年。我们是最后的两个１８４８年前的老战士。现在又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如果说马克思能够长年地，而我能够在这七年里安静地工作，这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归功于她。我还不知道现在我将怎样。听不到她对党的事务的极中肯的忠告，我会痛感到是个损失。（p.494)
    （注）德穆特，海伦（琳蘅，尼姆）（１８２３—１８９０）——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马克思逝世后住在恩格斯家。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５26［于伦敦］

    我已经开始收到对我七十岁生日（后天）的祝贺，....我希望，所有这一切都赶快过去，我远没有祝寿的情绪，而且这完全是不必要的热闹，我无论如何不能忍受。而且归根到底，我主要是靠了马克思才获得荣誉！(p.498)

    宣布抵制我的还有罗森堡（注）一伙，如果现在国家主义者也走上同样的道路，那是我应得的。谁叫我不放弃阶级斗争呢！那些也希望靠“有教养的人”来实现工人解放的费边社分子正是这样对待我和马克思的。(p.500)
    (注）罗森堡，威廉•路德维希（生于１８５０年）（笔名冯•德尔•马尔克）——美国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原系德国人；八十年代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书记，党内拉萨尔派首领；１８８９年同拉萨尔集团一起被开除出党。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３日于伦敦

    现代国家给予社会上各特权阶层的那些优待，一般讲来我们有权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加以利用，正如我们有权并且不得不靠别人的劳动成果来生活，因而也间接地靠剥削别人来生活，因为从经济观点来看，我们自己并不是生产者。如果这能使工人政党得到好处，那我认为这甚至是一种义务。（p.503）

    致爱德华•玛丽•瓦扬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５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由于我比别人活得长，命运要我享受我已故的同辈人，主要是马克思的工作所应得的荣誉。请您相信，对于这一点以及这一荣誉中属于我个人的微小的一部分，我不抱非分的想法。(p.507-508)

    同时，还感谢您就亲爱的海伦去世一事对我的安慰。由于她的照料，我才能在七年中安心地工作。她的死对我是个沉痛的损失。但是，我们仍处在斗争的紧张阶段，敌人就在面前，我们不应当过多地往后看，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斗争的决定性关头正在临近。(p.508)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５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人们在上星期五纷纷向我表示的那些尊敬，大部分都不属于我，这一点谁也没有我知道得清楚。因此，请允许我把您对我的热情赞扬大部分用来悼念马克思吧，这些赞扬我只能作为马克思事业的继承者加以接受。至于我能够恰如其分归于自己的那一小部分赞扬，我将竭尽全力使自己当之无愧。(p.509)

    致约翰•亨利希•威廉•狄茨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我还应当衷心感谢您为我的生日送来贵重的礼品。莱涅克（注2）的画特别使我喜欢，因为我第一次看到描写大城市生活的德国风俗画。这些画里，丝毫没有多数德国风俗画家和历史画家那种根深蒂固的死板生硬和矫揉造作。莱涅克的画一点也不造作，充满了真正的生活气息。(p.514)
    （注1）狄茨，约翰•亨利希•威廉（ １８４３—１９２２）——德国出版者；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出版社创办人，１８８１年起为国会议员。
    （注2）莱涅克，保尔•勒奈（１８６０—１９２６）——德国画家。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１７日于伦敦

    帕德列夫斯基（注1）应当得到一座纪念碑和一笔终生奖金。不仅是因为他结果了那个下贱的畜生谢利韦尔斯托夫，更重要的是他为巴黎祛除了俄国的梦魔。自从那次暗杀以后，巴黎报纸上的变化的确是惊人的，如果象拉布里埃尔（注2）那样的骗子也认为帮助帕德列夫斯基潜逃对自己有好处，那末普遍的情绪激变确实是很大的。
    然而，如果没有我们的人一贯坚决攻击沙皇，也不会有这样大的效果。
无论如何，我对这件事感到高兴。（p.517）
    （注1）帕德列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１８５６—１８９１）——波兰社会主义者，１８９０年在巴黎刺杀俄国将军、宪兵头子尼•德•谢利韦尔斯托夫；迁居伦敦，后迁美国，在美国自杀身死。
    （注2）拉布里埃尔，若尔日——法国新闻记者，《人民呼声报》撰稿人；八十年代末为布朗热分子。

    如果我把马克思的任何文稿交给会作各种改动的人，马克思是决不会原谅我的。(p.518)

    致列奥•弗兰克尔    １８９０年１２月２５日于伦敦

    要是你象我一样，从头至尾参加这一斗争，经历这一斗争的一切变故，那你就会也象我一样明白，在这里，联合意味着首先向这帮阴谋家和野心家投降。这些人经常在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面前出卖真正的党的原则，放弃行之有效的斗争方法，以便为自己争得一定的地位，并把次要的小恩小惠给予那些追随他们的工人。因此，联合就等于完全向这些老爷投降。

    正象在德国一样，联合将会实现，但只有在经过交战而消除矛盾、坏蛋们被自己的拥护者赶走的情况下，联合才可能巩固。(p.522-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