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的书信
    （１８８３年４月—１８８７年１２月）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８３年４月２日于伦敦

    明天我才有时间花几个钟头去浏览一下摩尔留给我们的所有手稿。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早就想写成的辩证法大纲。但是他总是瞒着我们不讲他的工作情况。他明白：我们要是知道他写好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同他纠缠不休，直到他同意发表为止。（p.3)

    我们勇敢的、勇敢到疯狂程度的洛帕廷顺利地获得了自由，这个消息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件令人愉快的意外事。我们希望，他能保持他的勇敢，而把他的疯狂丢在俄国。(p.4)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３年４月１１日于伦敦

    肖利迈正在这里，准备住几天。他来了以后，就象上次他离开前几天一样（他是十天以前离开的），每天夜里十二点左右，当我把卡洛[狗]放出去的时候，总有一个警察在我们房前走来走去。这些蠢人显然以为我们是在制造炸药，可实际上我们是在谈论威士忌。(p.5)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１８８３年４月１１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马克思留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大量手稿；我必须先通看一遍（它是用什么字迹写的啊！），然后才能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搞好可以付印，需要从比较后期的笔记本中选取多少东西作为补充。无论如何，主要的东西已经有了。(p.67)

    致詹姆斯•托马斯•诺尔兹    １８８３年４月１７日［于伦敦］

    我们同英国新闻界交往的经验，并不十分令人鼓舞。除某些英国教会的代表外，他们始终在曲解我们的观点，歪曲我们的行动。他们对我们的理论和实践的完全无知，只能同他们的过分自信相媲美。(p.89)
    （注）诺尔兹，詹姆斯•托马斯（１８３１—１９０８）——英国文学家和建筑师，《十九世纪》杂志创办人和编辑（１８７７年起）。

    致菲力浦•范－派顿    １８８３年４月１８日于伦敦

    马克思和我从１８４５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富有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富有的少数人的消失，武装压迫力量或国家权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１８４７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末尾已经阐明。(p.10)

    无政府主义者把事情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这个国家可能需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刻破坏它，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自己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家敌人和实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机构，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就一定会重归于失败，工人就会大批遭到屠杀，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p.10)
（注）范－ 派顿，菲力浦——美国资产者，曾参加社会主义运动；１８７６年起是美国工人党全国书记，１８７９年起是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书记；１８８３年当了国家官员。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３年４月２８日于伦敦

    这是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张照片，它表达了摩尔全部庄严宁静的神态和他所特有的乐观精神以及对胜利的信心。(p.16-17)

    致阿基尔•洛里亚    ［１８８３年４月底于伦敦］

    您可以随便对他的学说进行最苛刻的批评，甚至加以曲解；您可以全凭臆想写出马克思的传记。但是，诽谤我的亡友的品德，您是没有权利的，而且我也永远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p.17)

    这些堂堂的教授不“牺牲真理”就永远不能编造出自己的数不清的各种体系。我们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对事情有另外的看法。(p.1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３年４月３０日于伦敦

    在这里，除了充当资产阶级即激进派的尾巴和在资本主义关系范围内提出一些微小目的的运动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工人运动。因此，只有在这里才能安安静静地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得参加实际鼓动工作，花去很多时间。在实际鼓动工作方面，我不会比别的任何人做得更多，然而在理论工作方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够代替我和马克思。在这方面，一些比较年青的人所试图做的事情，没有多少价值，而多半甚至毫无价值。考茨基是一个唯一勤奋的人，但他不得不为了挣钱谋生而写作，因此他也做不出什么事情来。(p.19)

    现在，我已六十三岁，本身的工作多极了，要用一年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还要用一年时间写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要写１８４３—１８６３年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１８６４—１８７２年）。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我简直发了疯，才会拿自己这里的安静处所去换那样的地方，在那里必须参加集会和报纸上的论战，而仅仅由于这一点就必然会失去清晰的眼光。当然，要是象１８４８年或１８４９年那样的时代再次到来，一旦需要，我会重新骑马上阵。可是现在有严格的分工。(p.19-20)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３年５月１０—１１日于伦敦

    他当社会主义者，只是为了装潢门面，以便依靠我们的帮助去实现他的直接的民权制度。但是，我们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p.24)

    关于李卜克内西，....我们认识他已经多年了。对他来说，受人欢迎是生存的条件。因此，他不得不用调和和粉饰的办法来延迟危机。(p.24)

    具有许多可贵品质的李卜克内西，还是一个天生的学校教师。如果一个工人议员在国会里把“第四格的我字”说成“第三格的我字”，或者把拉丁语的短母音说成长母音，而遭到资产者嘲笑的话，他就会灰心丧气。因此，他在国会里就需要象饭桶菲勒克（注）那样的“有教养的人”，但是这帮人在国会中只要发表一篇演说，就会比两千个不合语法的“第三格的我字”给我们造成更大的损害。此外，他还不善于等待。在他看来，立刻取得成就，比世上一切都重要，即使为此牺牲将来重大得多的成就，也在所不惜。(p.25）
    （注）菲勒克，路易（１８５１—１９２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德国皇帝威廉一世的非婚生子，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是党的右翼领袖之一；１８８４—１８８７年是帝国国会议员；１８９６年侨居美国，脱离社会主义运动。

    如果有些[社会民主党]议员真的投票赞成俾斯麦的那些法案（那就等于被他在屁股上踢了一脚，却向他的屁股报以一吻），而党团又不赶跑这些人，那时我就不得不公开同容忍这种现象的党断绝关系。(p.25-26)

    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任何分裂在我看来，都是一种不幸，因为党根本无法同群众接触。但是，有人可能把这种分裂强加给我们，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正视现实。（p.2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彻底衰竭。繁荣期再也达不到它的充分发展了；....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在１８８４—１８８７年间，就不会再象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间那样，工商业又有相当大的复苏。但是，在这之后，彻底破产必将到来。(p.26)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８３年５月２２日于伦敦

    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因为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但是，我喜欢这种劳动，因为我又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了。(p.27-28)

    我们的幽默是我们的敌人永远不能夺走的。(p.28)

    我们的德国小伙子们，自从反社会党人法使他们摆脱了“有教养的”先生以来，确实是好样的。１８７８年以前，这些先生企图用他们大学里那一套无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高高在上地教训工人；遗憾的是，很多“领袖”助长了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陈腐的东西，但是运动毕竟重新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轨道。我们的小伙子们所以出色，正是在于群众比几乎所有的领袖要强得多。现在，反社会党人法迫使群众靠自己的力量来活动，而领袖的影响则缩小到最低限度，——现在运动比任何时候都好。(p.28)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３年６月１２—１３日于伦敦

    同右翼的这些蠢货们的分裂终究要发生的，但是在我们无法重新同群众直接接触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还存在着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加速这种分裂，我认为对我们不利。如果他们逼迫我们走这一步，那就应当让他们去违反党纪，而不是我们去违反党纪，这样我们的胜利就事先有了保证。如果他们不安分，就应当把他们往这方面引。(p.35)

    在善良的德国，显然制造了大量关于忧伤的马克思的忧伤情绪。等我特别愉快的时候，我也许要痛骂他一顿。这些蠢货要是有机会读一读摩尔和我的通信，简直会惊讶得目瞪口呆。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泼辣而欢乐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儿戏而已。摩尔有时会狂怒，但从来不消沉！我重读旧稿，总是笑得前仰后合。这些书信也具有历史意义，我将尽自己所能，使这些书信落到适当的人手里。(p.36)

    维尔特的所有作品和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相反，都是讽刺性的和幽默的。丝毫没有“一本正经”的痕迹。(p.36)

    要知道对我们有利的历史的嘲弄正是在于：这个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一帮中的各种分子正在互相倾轧，互相争吵，互相吞并，这对我们有好处，这样就会形成清一色的一帮的对立面。只有蠢人才会认为，只要把他们都叫做“反动的”一帮，就能对付他们。恰恰相反，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坏蛋必然会首先相互残杀，两败俱伤，声名狼藉，相继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从而为我们准备立足之地。(p.37-38)

    有决定意义的是国内和国外的一般政治条件，这些条件是在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p.38)

    同时还存在着一种同反动的一帮这个观念相联系的看法，即目前的制度一推翻，我们就会掌握政权。这真是胡说八道。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参照１６４２—１６４６年和１７８９—１７９３年），要使条件成熟到我们能够利用，还要使我们成熟到能够利用条件，必须有一个一切中间党派轮流掌握政权并相继破产的过程。那时才会轮到我们，而且我们也可能再次遭到暂时的失败，虽然在事物的正常发展情况下，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p.38)

    为了纪念１８４８年的六月战斗，寄去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的一篇文章（注）。在起义者失败的时候，他是全欧洲报界唯一站在起义者一边的。(p.39-40)
（注）卡•马克思《六月革命》。

    １８４７年马克思和我写了一部无比大胆的著作(注），痛斥了至今仍然盘踞在帝国国会里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是所有用德文写的著作中最大胆的。
    (注）看来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第四章和恩格斯的著作《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５７３—６２８页和第６４１—６９２页），这些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期间在布鲁塞尔写的。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３年６月２４日于伦敦

    摩尔的一生，要是没有国际，便成了挖去了钻石的钻石戒指。9(P..44)

    我们都在努力以应有的方式使摩尔永世长存，这将由而且应该由发表他的遗著开始。让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共同努力吧。(P.4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３年６月２９日于伦敦

    马克思寄给你的对亨•乔治的批判，内容出色，结构完整，要是加进马克思在那一本书上用英文写的不连贯的页边批注，会削弱批判的力量，那是很可惜的。这些批注以后可以另外使用。马克思在给你写这整封信的时候，正象他在这种情况下通常所做的那样，是考虑到以后要逐字发表的。(P.45-46)

    要不是有那么多美国和俄国的材料（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多立方米），第二卷早就印出来了。这种详细的研究工作使第二卷的进展耽误了许多年。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P.47)

    如果美国的干劲和充沛的活力同欧洲的理论上的鲜明性结合起来，那你们那里的事情在十年内就会完成。但是从历史上看这是不可能的。(P.48)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１８８３年８月２２日于英国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４号

    我在学习一种语文时总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不研究语法（变格、变位和代词除外），而是靠着查词典阅读所能找到的古典作家的最困难的作品。例如，我从但丁、佩脱拉克（注1）和阿里欧斯托的作品开始学意大利文，从塞万提斯和卡德龙的作品开始学西班牙文，从普希金（注2）的作品开始学俄文。以后我读报纸等。至于学德文，我认为可以向您介绍读歌德《浮士德》的头一部分——这部分基本上是用民间文体写的，而您认为困难的那些地方，对德国读者说来，没有注解也是同样困难的。(P.52-53)
    （注1）马尔提涅蒂，帕斯夸勒（１８４４—１９２０）——意大利社会主义者，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译成意大利文（注2）佩脱拉克，弗兰契斯科（１３０４—１３７４）——文艺复兴时代杰出的意大利诗人。
    （注3）普希金，亚历山大• 谢尔盖也维奇（ １７９９—１８３７）——伟大的俄国诗人。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３年８月２７日于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４号

    无论如何不能由于这类次要问题而向党的队伍投下一只纠纷的苹果，如果有人想把这当作“原则性问题”，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p.55）

    波拿巴式的君主政体（它的特点，马克思和我分别在《雾月十八日》和《论住宅问题》第二篇以及其他地方阐述过）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同旧的君主专制政体在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相类似。但是，正象后一种斗争不能在旧的君主专制政体下而只能在君主立宪政体下（英国、１７８９—１７９２年和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年的法国）才能进行到底一样，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只有在共和政体下才能进行到底。....而共和国的继续存在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直接的、非隐蔽的阶级斗争将日益尖锐化，一直到发生危机。(p.55)

    我们很幸运，没有一个纯粹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这个也许是以进步党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可以首先用它来为革命的社会主义争取广大的工人群众；这件事将在一两年内完成，并将引起除我们以外还可能存在的一切中间党派彻底衰退和自行瓦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胜利地取得政权。(p.56)

    德国人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把革命想象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事实上，它是群众在加速情况下的多年发展过程。任何一个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革命，或者只不过是推翻一个早已毫无希望的反动政权（１８３０年），或者直接导致预定目的的反面（１８４８年的法国）。(p.56)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３年８月３０日于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４号

    我们的人表现得非常好。在同德国现实中那些大大小小丑恶现象进行的斗争中，这种坚韧、沉着、灵活和战斗决心，这种充满胜利的信心和幽默，是德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在德国社会其他各阶级贪污成风、委靡不振和道德败坏的情况下，显得特别突出。他们暴露出自己没有掌握政权的能力，而德国无产阶级则光辉地显示出自己有取得统治的才能和推翻这整个旧的龌龊世界的能力。(p.58)

    骗子越是心黑无耻，就越以为别人诚实可欺，因此到头来还是毁掉自己。(p.58)

    如果有人告诉你，在英国正在展开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你千万不要相信。....现在表现积极的分子，在承认了我们的理论纲领，从而站到坚定的立场上之后，是能够起一些作用的，但这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就是在这里开始展开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并且他们能够掌握这个运动。....只有当工人感到英国的世界垄断地位被打破时，一个真正普遍的工人运动才会在这里兴起（如果不发生什么不可预料的情况的话）。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他们既然充当了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利用这种垄断地位的尾巴，并且毕竟总是分享资产阶级的利润，那他们自然就会在政治方面充当“大自由党”的尾巴，而这个党又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但是，一旦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的联合竞争，对这种垄断打开一个相当大的缺口，那时你就会看到，这里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p.59-60)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３年９月１８日于伦敦

    原始的性的共同体属于遥远的时代，并为以后进步的或退步的发展所淹没，现在无论在什么地方再也找不到它的原始形式的标本。可是，一切晚近的形式都可在这种原始的基础上找到它们的说明。不过我相信，只要您不完全放弃忌妒是社会的决定性因素（在原始时代）这种看法，就不可能正确叙述这一发展过程。(p.61)

    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在一些个别问题上探索到新的正确的观点比较容易，这一点您有时在您的文章里做到了；但是，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0p.61)

    论殖民活动一文，我很喜欢。可惜，您叙述的多半只是德国的材料，而这些材料照例毫无生气，既没有清楚说明对热带国家的殖民活动，也没有清楚说明殖民活动的最新形式，——我指的是那种为了交易所大老板的利益而进行的殖民活动。(p.61-62)

    爪哇情况证明：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人口都没有象在不太繁重的强迫劳动的制度下增长得那样迅速。....把荷兰剥削者赶走，人口就会比较稳定起来。(P.62-63)

    《资本论》....第二册会使庸俗的社会主义者大失所望。这一册的内容，几乎只是对资本家阶级内部发生的过程作了极其科学、非常精确的研究，没有任何东西可供编造空泛的字眼和响亮的词句。(P.63)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３年１１月８日于伦敦

    决不要妨碍人们把他们的谬论“完完全全”放出来，只有到那时候才能得到一点真正抓得住的东西。(P.70)

    如果巴黎的德国人现在还对马隆及其同伙看不清楚，那就对他们毫无办法了。他们同英国工人运动的叛徒、同工联的官方代表人物结成公开的联盟，博得了从《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到《旗帜报》的所有英国资产阶级报纸的喝采。(P.70)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３年１１月13日于伦敦

    如果我同意这个招摇过市的霍亨索伦王朝的崇拜者和保守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翻译《[哲学的]贫困》的话，那马克思会把我在睡梦中掐死的。(P.73)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３年１２月１３日于伦敦

    在我卧床这段时间里，除了巴尔扎克的作品外，别的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读，我从这个卓越的老头子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这里有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４８年的法国历史，比所有沃拉贝耳、卡普菲格、（注）路易•勃朗之流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多得多。多么了不起的勇气！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有多么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p.77)
    （注）沃拉贝耳，阿希尔•德（１７９９—１８７９）——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和卡芬雅克内阁的教育部长。卡普菲格，让•巴蒂斯特•奥诺莱•雷蒙（１８０２—１８７２）——法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保皇派。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１月１日于伦敦

    在植棉的几个州里，资本主义生产没有任何进展，因为那里没有苦力，即没有中国人或印度人，也就是说，没有名为自由工人的奴隶；在古巴、毛里求斯、留尼汪等岛屿，资本主义生产则很盛行，而且正是因为那里有苦力。(p.81)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能够利用旧的官僚的、行政集中的国家机构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前，必须把它加以改造；然而，所有资产阶级共和派从１８４８年以来，在他们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时候，一直都在抨击这一机器；但是一当他们取得了政权，他们就不加改变地把它接受过来，部分地利用它来反对反动派，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内战》一书中，把公社的不自觉的倾向当作多少有些自觉的计划而归功于它，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证明是正确的，甚至是必要的。(p.81)

    全国慢性的生产过剩，现在看来将转为危机。情况是有利的，但是掌握运动的人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这些情况所要求的水平，这要到将来才会知道。(p;.82)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１月９日于伦敦
他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的概括性的原理，而对这些原理的前提却只是一笔带过。结果把这些原理的意思往往给歪曲了，....其实在原著中由于前面作了阐述，这些原理具有非常明确的界限，在杰维尔的著作（注）中却带有绝对普遍的、因而是不正确的意义。(p.83-84)
    （注）杰维尔，加布里埃尔（１８５４—１９４０）——法国社会党人，法国工人党的积极活动家，政论家，写有《资本论》第一卷浅释以及许多哲学、经济学和历史著作；二十世纪初脱离工人运动。这里说的是所著《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４年１月１４日于伦敦

    总的说来，资产阶级的趣味变得极为低下，连德国人也能有希望满足它了。只要有某一生产部门衰败到拿“价廉质劣”作为它的经营原则，那你可以相信，德国人就会马上插足进去，用强迫本国工人挨饿的办法来战胜所有竞争者。现在这已成为一切生产部门的普遍规律，这也就是德国商品出现在各个部门和各国市场的原因。(p.8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４年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把党的立场降低到庸俗民主派的和庸夫俗子的水平，那末不管用什么样的美国金钱，都不能补偿那种必然会遭到的损失。(p.88)

    这些无赖的家伙——大学生、店员等等，简直是运动的灾星。他们根本一无所知，正因为如此，又什么都不想学习；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平庸之谈而已。(p.89)

    承蒙寄来你的《妇女》一书，多谢。我已津津有味地把它读完了，有很多好东西。你谈到德国工业发展的那些地方，写得特别清楚，特别好。....市侩们真奇怪，竟不理解：如此令人悲痛的“流浪生活这个灾祸”，是大工业在德国既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必然产物；正是这种大工业——因为德国处处落后——只有经常在恶劣的经济状况的压力下才能发展起来。因为德国人只有依靠极其微薄的低工资，只有对作为工厂工业陪衬的家庭工业进行越来越重的剥削，才能经得起竞争。(p.89-90)

    在英国这里，新危机到来之前，已经没有繁荣期作为前导了。这就是在这里突然地（虽然近三年来缓慢地酝酿着，但是现在却突然地）爆发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秘密所在。(p.90)

    亨利•乔治和他的土地国有化，大概会起一颗流星的作用，....但是，在世界第一个工业国里，事情不会长时间地局限于此。况且乔治是一个地道的资产者，而他的计划，即全部国家开支靠地租来弥补，不过是重复李嘉图学派的计划，所以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的。(p.90-91)

    致查理•菲兹吉拉德   ［１８８４年１月２６日和２８日之间于伦敦］伦敦

    近半年来，我因病无法好好工作，现在体力稍有恢复，使我能执行我最紧迫的任务——把我的亡友马克思的遗稿准备好以便付印。我有责任为此献出自己的全部时间。(p.92)
    （注）菲兹吉拉德，查理——英国新闻工作者，八十年代参加社会主义运动；１８８４—１８８５年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副书记和《正义报》的编辑之一。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１月２８日于伦敦

    如果冯•德尔•马尔克先生或者别的什么人还在说我们向无政府主义者作了“让步”，那我可以举出一些地方来证明，我们还在根本没有任何无政府主义者的时候，就宣布过国家的消失。(p.94)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８４年１月２８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对我最重要的是尽快出书。其次，特别重要的是，我所出的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著作。(p.97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他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马克思认为只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的一些原理解释成绝对的原理。杰维尔忽视了这些条件，因此那些原理本身就成为不正确的了。(p.98)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２月５日于伦敦     

    舍维奇（注）是最后一个怀有社会主义情绪的俄国贵族，这些人总是力求“比别人走得远”，并且惯于利用世上的一切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p.100)
    （注）舍维奇，谢尔盖—— 美国社会主义者，原系俄国人；七十至八十年代参加《纽约人民报》编辑部，１８８６年起为《先驱》报编辑。

    俄国人好互相倾轧，爱尔兰人也是这样。(p.100)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８４年２月５日于伦敦

    杰维尔把他的稿子寄给我校订。由于生病，我只看了理论部分，作了很少的修改。但叙述部分编写得太草率。首先是不读原著的人有时就看不懂，其次是他在表达马克思的结论时常常把条件完全忽视了，而这些结论只有在这些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这有时会造成有些歪曲的印象。(p.102-103)

    致亨利希•农涅    ［１８８４年２月９日和２１日之间于伦敦］

    在一定的情况下，只要值得，我可以同不是完全采取革命共产主义立场的人达成协议，但决不同他们结成同盟。(p.106)
    （注）农涅，亨利希——侨居巴黎的德国大学生；１８８４年被揭露是普鲁士警探。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８４年２月１４日于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在所谓的领袖当中，有许多腐败的家伙，但对我们的群众我是绝对信任的，他们在革命传统方面所缺少的东西，在这场同警察的小小的战争中正在越来越多地获得。(p.108)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８４年２月１４日于伦敦

    在德国，我们是处于无比专横的统治之下，什么都会遭到查禁。马克思从来不把现行法律放在眼里，他总是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如果根据１８７８年法令，[《资本论》]第二卷没有充足的理由被没收和禁止，那才是怪事。但是应该冒险，我当然决不会示弱。(p.109)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２月１６日于伦敦

    我要揭穿关于洛贝尔图斯的神话。....我要证明：（１）在１８５０年我们没有机会从洛贝尔图斯先生那里学到什么东西；（２）我们根本不知道他；（３）他那些伟大发现还在１８４８年就已成了老生常谈；（４）他那些独特的社会主义万应灵丹还在他发现它们之前已在《贫困》（注）中遭到批判。(p.110-111)
    （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

    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蒙昧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p.113）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４年２月１６日于伦敦

    我不大赞成保尔对伦敦《正义报》的热烈称赞，对[海德门]那帮子在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一窍不通的问题上教训世界的人，又能期待什么呢？没有任何一个迫切的问题，是他们所能解决得了的。

    不管怎样说，新的“可敬重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里确实进行得很好，它成了时髦的东西，但是工人阶级还是不去理它。一切都取决于这一点。....同工人接触半年，就会培养出读者，就会教会作者要怎样为他们写作。(p.115)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４年２月2１日于伦敦

    保尔的“善良的上帝”和他的讲稿（注）的导言一样，好极了。....如果说我对他要求严格，那只是因为我认为这对他有好处，因为不时地给予一些严肃批评，他就会有显著的进步；他最近的一些表现确实证明他大有进展。只要他更加注意一些理论上的问题（主要是对一些细节），那他就会成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p.116-117)
    （注）指专门阐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讲座。这个讲座是由法国工人党社会主义图书馆所属的一个小组举办的，自１８８４年１月２３日起每个星期日由拉法格和杰维尔宣讲，并将讲稿在报上发表。

    恩格斯所说的“善良的上帝”，指的是拉法格在第一讲《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中对唯心主义世界观进行的驳斥。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１８８４年３月６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我一定要给德文版专门写一篇序言，驳斥胡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那些反动社会主义者，并且证明，恰恰相反，还在洛贝尔图斯写他的《社会问题书简》以前，马克思就在《贫困》里批判过他。（p.121)

    您告诉我在俄国研究社会主义理论著作的兴趣日益浓厚，这使我非常高兴。这种几乎完全从我们德国各学派中消失的理论精神和批判精神，看来，实际上在俄国找到了容身之地。(p.122)

    俄语是多么美的语言啊！它具有德语的一切优点，但没有德语那种可怕的粗俗气。(p.12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４年３月７日于伦敦

    我未必有时间去同斯蒂贝林（注）进行争论。对这样一些渺小的宠儿，可以听其自便。(p.125)
    （注）斯蒂贝林，乔治——美国统计学家和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原系德国人，第一国际美国支部中央委员会委员，后来因进行分裂活动被开除出国际，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写有许多经济方面的著作。左尔格在１８８４年２月１０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斯蒂贝林准备发表一部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著作。

    请读一读摩尔根（路易斯•亨•）的《古代社会》，是１８７７年在美国出版的。他巧妙地展示出原始社会和原始社会共产主义的情景。他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并且在自己著作的末尾对现时代作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p.127)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４年３月１１日和１５日［于伦敦］

    蒲鲁东确实曾经是一个独创的思想家，并曾经以此自豪，但当他发现自以为是独创的和崭新的东西，别人在他之前就已经说过了，他就不再自豪了。于是他就转向虚假的科学，如此等等。(p.128）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３月２４日于伦敦

    自己设下骗局反过来害自己，——这是那些卖弄聪明的卑鄙的耍弄权术的人常有的事。(p.130)

    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它没有帮助我们前进一步。照我的意见，应当这样说：无产阶级为了夺取政权也需要民主的形式，然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这种形式和一切政治形式一样，只是一种手段。但是，如果在今天，有人要把民主看成目的，那他就必然要依靠农民和小资产者，也就是要依靠那些注定要灭亡的阶级，而这些阶级只要想人为地保全自己，那他们对无产阶级说来就是反动的。其次，不应该忘记，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虽然这种共和国由于无产阶级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面临严重的危险，但是，象在法国和美国所表明的，它作为直接的资产阶级统治，总还是可能的。可见，自由主义的“原则”作为“一定的、历史地形成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不彻底的东西。自由主义的君主立宪政体是资产阶级统治的适当形式：（１）在初期，当资产阶级还没有和君主专制政体彻底决裂的时候；（２）在后期，当无产阶级已经使民主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危险的时候。不过无论如何，民主共和国毕竟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形式：资产阶级统治将在这种形式下走向灭亡。(p.131)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４年３月３１日于伦敦

    保尔是当今法国农民所有制问题的第一位权威。(p.134)

    由于小资产者（一些有教养的蠢人）的大量加入，我们德国的“领袖们”已经变成了一群可怜虫。(p.135)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４月１１日于伦敦

    马克思不仅丝毫没有剽窃洛贝尔图斯，恰恰相反，早在《贫困》中就预先批判了（虽然他本人不知道这一点）这位洛贝尔图斯已经写的和其他还没有写的著作。(p.138)

    现在各方面都告诉我，[《反杜林论》]这本东西产生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影响，特别是在俄国。可见，尽管同不足道的对手进行论战不可避免具有枯燥的性质，但是我们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我们在哲学、自然科学和历史问题上的观点，还是起了作用。(p.139)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４年４月１８日于伦敦

    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确信，只要英国目前的运动，不因本身的空虚而象戳破的皮球那样泄气，[《资本论》英文版]这部译著是绝对需要的。(p.141)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４年４月１８日于伦敦

    我们党内的温和派（在领导人中大有人在，在优秀的普通党员群众中却寥寥无几）。(p.142)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４月２６日于伦敦

    正如路德说的：宁可让我去见鬼，我也不能改变！(p.144)

    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总之，写得好，就一定被查禁；写得坏，就得到许可。可是按后一种做法，我办不到。(p.144)

    这篇东西（注）对于我们共同的观点，将有特殊的重要性。摩尔根使我们能够树立崭新的观点，因为他通过史前史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p.144)

    （注）弗•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傅立叶早就天才地想到了摩尔根谈的很多问题。而傅立叶对文明时代的批判，则由于摩尔根而显示出它的全部天才。(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