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５年５月１９日于伦敦

    历史的嘲弄是无情的，甚至对革命的臭虫也是如此。(p.313)

    生命不过是蛋白体正常的存在方式，因此，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制造蛋白质，那末这种未来的蛋白质就一定会表现出生命的迹象。这一思想包含在我驳杜林的那本书中，我在该书第６０页和以下几页发挥了这一思想。肖莱马采用这一思想，是冒险行动，因为，如果这一思想被证明不能成立，那他将受到责难；如果这一思想得到证明，那他将第一个把这一思想归功于我。(p.313)

    要不是有反社会党人法，我就会主张公开分裂。可是目前法令继续有效，它剥夺了我们的任何武器，而给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派别以种种有利条件。因此不应该由我们挑起分裂。这全部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迟早一定要发生。但它或者会来得晚一些，或者会在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情况下发生，如果李卜克内西不干出不可思议的蠢事的话。他不仅在两派中间看风使舵，总是庇护小资产者，而且不止一次地准备为谁也不相信的某种所谓的统一，牺牲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p.313）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５年５月２９日于伦敦

    希望在巴黎不再发生因打出红旗等而引起的冲突（注）（警察当局需要一些街垒，如果他们弄到这些东西，那就将发生真正的屠杀），人民没有丝毫取胜的希望。(p.318)
（注）１８８５年５月２４日在巴黎举行了纪念巴黎公社战士的示威游行，示威游行的人打着红旗向拉雪兹神甫墓地上的公社社员墙前进。警察当局以禁止在巴黎打着红旗游行为借口，向示威游行的人发动袭击。于是就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死伤了一些人。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８５年６月３日于伦敦

    [《资本论》第三卷]对地租的分析在理论上极其完备，从中您一定会找到许多对贵国的特殊条件是很有意义的东西。(p.31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５年６月３日于伦敦

    一旦我们在德国重新获得行动上的某些自由时，分裂完全有可能发生，也只有在那时分裂才是有利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小市民在德国比历史权利更“没有任何日期”。这种派别，如果是脱离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建立起来的，那甚至是有好处的。但是在目前，这种脱离（如果是我们造成的）只会是有害的。如果是他们自己实际上要背弃纲领，那更好，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同他们进行公开的斗争。(p.321)

    《资本论》第二卷即将出版，....这一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在颇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很少鼓动性的材料。可是第三卷则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p.322)

    由于没有国民自卫军，就不可能获得武器，因此，任何暴乱都注定要失败。必须依据情况改变策略。(p.323)

    致帕斯夸勒•马尔提涅蒂    １８８５年６月１３日于伦敦

    同时给您寄去一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１８４７年共产党宣言》。不管这个《宣言》多老，我认为永远值得一读。(p.323)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８５年６月１５日于伦敦

    法国激进主义异常迅速地衰竭下去。实际上现在可以拿来使用一下的只有一个人——克列孟梭。....这资产阶级最后一个救生锚将会表明，他能够做些什么，也就是说，他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将一事无成。(p.324-325)

    那些在国际[工人协会]时期在这里作为善良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出现的坏蛋们，必将在议会中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到那时，这里的群众也会成为社会主义的了。工业生产过剩将办完其余的事情。(p.325)

    在德国这样一个小市民的国家里，党也必然有一个小市民的“有教养的”右翼，在决定性的关头，党会把它抛弃的。小市民社会主义在德国是从１８４４年开始的，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受到了批判。它也跟德国小市民本身一样，是不会灭亡的。目前存在着反社会党人法，我反对我们主动引起分裂，因为我们的武器相差悬殊。假如这些先生们自己挑起分裂，企图抹杀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而代之以粗陋的、唯美的、伤感的、枯燥的博爱主义，那我们就应该同意分裂。（p.325）

    我还在继续口授《资本论》第三卷。这是一部光彩夺目的著作，在学术上甚至超过第一卷。(p.325)

    要注意健康，即将到来的某种快乐，还要你去享受呢。我总的说来是健康的，但医生说，我大概不能再骑马了，就是说，不能服兵役了，真见鬼！(p.326)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１８８５年６月１６日于伦敦

    您打算把《新莱茵报》上有关１８４８年巴黎的六月战斗的论文收集在一起。这太好了。为了确立内在的联系，我可以在有关的地方作某些补充，并从马克思发表在《新莱茵报评论》上的那些论文中选出必要的段落。这些论文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为维护六月战士而写的关于巴黎无产阶级首次战斗的当代唯一的著作，而这个事件本身是应该尽可能经常提醒群众加以注意的。(p.32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５年６月２２—２４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所以会出现这一切乌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大部分要归功于李卜克内西，他总是偏袒那些有教养的自命不凡的人和在资产阶级圈子里占有一定地位的人，因为可以拿这些人物在庸人面前炫耀。对于那些向社会主义献媚的文人和商人，他顶不住。但正是在德国，这是一些最危险的人物，所以马克思和我从１８４５年起就不断地同他们进行斗争。这些人既然进入党内，在党内到处钻营，那就应当不断地排挤他们，因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往往同无产阶级群众的观点不一致，或者他们企图歪曲这些观点。(p.332)

    分裂无疑要发生，但我仍然主张，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我们不应挑起分裂。如果有人把分裂强加于我们，那也毫无办法；对此应当事先作好准备，而且依我看，我们无论如何必须保住三个阵地：（１）苏黎世的印刷所和出版社；（２）《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３）《新时代》编辑部。这是现在我们还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仅有的一些阵地，为了同党保持联系，即使在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有了这些阵地也就足够了。(p.332)

    那些必然或多或少是资产阶级的议员，也是一种避免不了的祸害，就象党从那些遭到资产阶级排斥而失业的工人中不得不接受下来的职业鼓动家一样。(p.335)

    我对我国无产阶级绝对信任，就象我对一切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极不信任一样。(p.335)

    《资本论》第三册的手稿基本上已经口授和誊写清楚了。....书是光彩夺目的，它将给人以雷鸣电闪般的印象。(p.336)

    致盖尔特鲁黛•吉约姆－沙克     ［１８８５年７月５日左右于伦敦］

    在工资还没有废除以前，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始终是所有社会主义者的要求。劳动妇女，由于她们的特殊生理机能，需要特别的保护，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剥削，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英国那些女斗士们争取妇女的形式上的权利，让妇女和男子受资本家同样厉害的剥削，她们自己多半同资本主义对男女劳动者的剥削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我承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最后的年代里，我关心下一代人的健康更甚于关心两性在形式上的绝对平等。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p.339-340)
    （注）吉约姆－沙克，盖尔特鲁黛（１８４５—１９０３）——沙克伯爵夫人的女儿，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女工运动活动家。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５年７月２３日于伦敦

    可怜的李卜克内西在德国东奔西走，宣扬调和，逢人便说：没有任何原则分歧；这些都是个人纠纷；双方都犯了错误，如此等等，——活象一只孵小鸭的母鸡。近二十年来，他一直在孵“有教养的”社会党人，而且到现在还顽固地拒不承认他那些小鸡都是小鸭，那些社会党人都是市侩慈善家。（p.341）

    总之，他[克雷孟梭]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放弃自己的改良，并继续成为资产者中间的资产者；或者继续前进，并趋向革命。我认为，他将仍然是资产者，而那时候也许我们的时代就会到来。(p.341)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５年7月２４日于伦敦

    这整个事件中，李卜克内西扮演的是母鸡孵小鸭的可笑角色：他想培养出“有教养的”社会党人，可是一瞧，从蛋里孵出来的尽是一些庸人和市侩，于是极可爱的母鸡又想说服我们，似乎跟着资产阶级随波逐流的还是小鸡，而不是小鸭。（p.343)

    党内存在两派，其中一派给群众指出方向，另一派则给大多数所谓的领袖指出方向，这两派必然会分离得越来越远。(p.343)

    你从考茨基身上发现的正是他的主要弱点。他那种年轻人爱草率下结论的倾向，由于在一些大学尤其是在奥地利的一些大学里受到恶劣的历史讲授法的影响，而更加严重了。那里一直是这样教学生写历史著作的：明知材料不充分，也得把它看作是充分的，因而，写的东西明知不对，也得认为是正确的。这些事情考茨基当然是干得很出色的。其次是他的文人生活方式，就是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因此，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在这方面，我对他毫不宽容，并且从这个角度对他写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评。但同时我幸而还可以这样来安慰他：我自己在年轻自负的年代也正是这样做的，只是从马克思那里才学会应当如何工作。我的批评已经对他有很大帮助。(p.343)

    激进派在法国执政，首先意味着无产阶级从旧的革命传统下解放出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展开直接的斗争，因此最终将使斗争各方的力量配置完全明朗化。(p.345)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５年８月８日于伦敦

    考茨基妈妈作为一位德国女作家来说，是个非常直爽的女性。我读过她的一部长篇小说，很不错。但是我劝她学习巴尔扎克，她拿走了几卷，不过她的法语程度读这类作品够用吗？(p.348)

    我高兴看到，海德门派的运动无论在哪儿都没有扎下深根，而社会主义同盟（注）的简单、迟缓、极不熟练但有诚意的运动，却在慢慢地但满怀信心地夺取一些阵地。(p.348-349)
    （注）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３０日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１８８９年同盟就瓦解了。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５年10月8日于伦敦

    法国始终是按照自己发展的独特的逻辑辩证进程向前发展的；在那里，矛盾绝不能长期掩饰起来，它们总是以斗争来解决的。我们对此只能满意。（p.359)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５年10月13日于伦敦

    对他（注）来说，一句句德国话不过是一些没有血肉的骨头架子。他怎么能用法语来翻译它们，特别是翻译摩尔那种雄劲有力的德语呢！(p.362)
    （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法译者福尔坦。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２０日［于伦敦]

    我很遗憾，无法给您提供关于宪章运动史的资料。我的一切有关这个时期的文稿书报等，都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风暴中散失了。主要的资料《北极星报》，即使在英格兰北部也无法找到（曾任该报总编辑的哈尼竭力想弄到一份全套的，结果还是徒劳）。资产者关于这个问题所写的东西，大多都不正确。....这是很可悲的，因为哈尼如果不写回忆录，第一个工人大党的历史就要永远失传了。(p.363-364)

    致扎洛•费尔伯    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２２日于伦敦

    俄国沙皇制度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支柱和后备大军。但近二十年来，俄国发生了很多变化。所谓的农民解放，把农民置于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境地，从而造成了真正的革命形势。大工业及其交通工具、银行等等的飞速发展，只是使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俄国正处在自己的１７８９年的前夜。(p.364)
    （注）费尔伯，扎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布勒斯劳经商。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２８日于伦敦

    李卜克内西在萨克森的落选，使我为他个人感到遗憾，不过一般说来，这对他没有损害。博得众望，对他来说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他为此作出了过多的牺牲。因此，对他有益的是：他终于懂得，向右派的一切让步都毫无益处，在受资格限制的选举中更是如此，这种让步甚至没有给他带来小资产者的选票。（p.368）

    你讲的关于群众独立自主情绪的消息，使我十分高兴。当然，右翼先生们只有当他们中间有些人得到明显的教训之后，才会相信这一点；他们的生活圈子是由某些微不足道的小集团组成的，他们把在那里听到的东西当作是人民的声音。总有一天他们会恍然大悟。(p.366)

    生产过剩达到如此庞大的规模，以致它竟不能引起危机！....但危机大概总归是要来的，到那个时候，希望它会把英国的旧工会消灭掉。这些工会一直安然保有它们从一开始就沾染上的行会性质，这种性质日益令人难以容忍。....这种情况在１８４８年以前还可以容忍。但从那时起，工业的巨大发展已经造成了整个工人阶级，这一阶级的人数和所做的工作同已加入工联的“熟练”工人一样多，或者甚至更多，但他们却不能成为会员。这些人完全是在工联的行会规章之下训练出来的。....这些蠢货希望按照他们的样子来改革社会，而不是根据社会的发展来改革自己。他们对只会有损于自己的那套传统偏见抱住不放，不肯扔掉这些废物，以加倍增长自己的人数和力量，并在实际上恢复他们日益削弱的组织——本行业全体工人反对资本家的联合会。(p.367-368)

    法国这个国家——在那里，从１７８９年到１８５０年，政治思想不仅每次都首先得到尖锐的表述，而且译成了实践的语言——有点固执，不愿放弃革命理论方面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在光荣的公社之后更是如此，何况是在德国的面前，巴黎的工人事实上已在１８７０年战胜了德国，德军当时不敢占领巴黎；顺便说说，这是以往整个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此外，请想一想，法国工人能从哪里获得更正确的见解呢？要知道，甚至《资本论》的法文版对他们来说也是一部不可理解的书；不仅对于他们，而且对那些有教养的阶层也是如此。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我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而这本书实际上已产生了惊人的作用。(p.369)

    因为国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一般说来，投谁的票以及在那些说自己“我们终究是狗”（注）的人当中投谁的票，归根到底都是无关紧要的。(p.369)
    （注）已成为俗语的路•班贝尔格尔的这句话，是１８７６年他在帝国国会一次会议上谈到俾斯麦对待民族自由党的态度时说的。

    现在我们都还不能指导历史的发展。但历史的发展却并不因此就停滞不前。只不过是，它在德意志帝国目前是在后退，而在法国则是不断地前进。一当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事实上已显而易见地证明它们没有能力去领导国家并且束手无策时，就轮到我们了——这是一种缓慢的但是坚定不移的历史进程。（p.370)

    巴黎工人在一定意义上遵循了他们的正确本能，不断支持尽可能最激进的政党。只要激进派上台执政，这种本能就促使工人投入共产主义者的怀抱，因为激进派受到那个旧的混乱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纲领的束缚，因而必然垮台。那时，本能和理智两相符合，而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就成为尽可能最激进的政党，于是事情就会迅速向前推进。(p.370)

    英国人和法国人早已把他们革命前的童贞遗忘了，而我们德国人却仍然拖着这种有时是十分累赘的装饰物，因为我们还从未完成过一次独立的革命。彼此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是如果把三个国家的工人的不同态度用同一种片面的尺度去衡量，这是十分不公正的。(p.370-371)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于伦敦

    我不怀疑，[《资本论》]第二卷也会使您象我一样感到高兴。在这一卷里，理论阐发得确实是精辟高深，庸俗的读者是不会花力气去深入领会它们并坚持到底的。目前德国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德国，全部历史科学，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已经堕落到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的讲坛社会主义者在理论方面一向顶多不过是一些略带博爱主义色彩的庸俗经济学家，而现在他们简直已经堕落到俾斯麦国家社会主义辩护士的地步。对他们来说，第二卷将始终是一部无法弄懂的书。....这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世界历史的讽刺的一个很妙的例证。然而这却是事实。因此，德国“学术界”对这卷新书目瞪口呆，无法理解。（p.375）

    从１８７０年以来，德国，尤其是美国，已经成了英国在现代工业中的竞争者，而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都已经把它们自己的制造业发展到不再依赖英国的水平。后果就是：生产过剩的过程所涉及的范围已经比该过程主要局限于英国的时期大得多，而且这种后果直到目前还是慢性的，而不是急性的。这样一来，先前每十年把大气层清洗一次的大雷雨就推迟了，因此这种持续的经常萧条必定准备一个空前剧烈和广泛的破产。(p.376-377)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１４日于伦敦

    １８４９年５月的起义，是由德意志大多数邦政府不服从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通过的全德宪法引起的。这个议会从来不掌握物质力量，而且不注意采取一切措施使自己获得这种力量，终于在它结束“制宪工作”的时候，丧失了它最后一点道义上的影响。它那个宪法已成为一纸空文，并且具有相当的浪漫主义色彩。虽然如此，这部宪法在当时仍是唯一的一面旗帜，还可以打着它来开始新的运动，等胜利以后再甩开它。因此，在一些小邦里，人们想迫使政府承认它；举行了起义的有德勒斯顿（５月３日），几天之后是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以及巴登大公国（巴登大公在军队转向人民以后逃跑了）。

    德勒斯顿的起义经过英勇的抵抗（四天的斗争）后，被普鲁士军队镇压下去了（在普鲁士，反动势力靠１８４８年１１月政变取得了胜利，柏林被解除武装，宣布戒严）。但要制服普法尔茨和巴登，当时是需要军队的。因此，普鲁士一开始就召集了后备军。在伊塞隆（威斯特伐里亚）和爱北斐特（莱茵普鲁士），后备军拒绝开拔。派去了军队，军队发现这些城市都筑了街垒，他们被击退了。两星期以后，伊塞隆在两天的抵抗后被占领。爱北斐特没有这种防守的可能性；因为军队从四面八方包围拢来，将近千人的防守者就决定向南突围，到起义地区去。在路上他们就被击溃了，但很大一部分人在居民帮助下到达了目的地。我当时是爱北斐特卫戍司令米尔巴赫的副官，但他还在自己的计划实现以前，就派我到科伦这个敌军阵营去执行任务，我在那里藏在丹尼尔斯家里。问题在于他不愿意在自己队伍里有一个有名的共产党人，怕吓倒他必须通过的那些地方的资产阶级。他指定我在普法尔茨会合，但他没有到达那里，因为被俘了（一年后他在爱北斐特由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米尔巴赫参加了希腊１８２５—１８２９年的战役以及波兰１８３０年和１８３１年的战役。后来他又去希腊，死在那里。

    与此同时，南方的起义猛烈起来了，但它犯了不转入进攻的致命错误。邻近小邦的军队只要找到一个借口就可以前来同起义汇合，因为他们决心不反对人民。而且当时保卫法兰克福议会以抵御包围它的普军和奥军可以作为这样的借口。《新莱茵报》查封之后，马克思和我前往曼海姆，想向一些领导人提出这一计划，但遭到了各式各样的推托，说什么军队因原来的军官一跑都瓦解了，什么都缺，等等，等等。

    ６月初，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两方面的军队，再加上一些小邦的军队（这些小邦军队本来我们采取勇敢一些的行动就能争取过来的，但后来被反动军队的巨流席卷过去了），开往起义地区。有一周，普法尔茨遭到了扫荡，那里是三万六千普军对付八九千个起义者，而当地的两座要塞又在反动派手里。当时实行退却去同巴登的军队（约八千人的战斗部队和一万二千名自由射手）会合。反动部队一个军三万人迫使他们后撤。进行了四次大的会战，反动军队占了上风，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加之又侵犯了维尔腾堡的边界（这使他们在决定性时刻迂回了我们）。经过六星期的战斗之后，起义军残部被迫转入瑞士境内。

    在这次战争期间，我是某志愿部队司令员维利希上校的副官，该部队具有明显的无产阶级性质。我参加了三次较小的会战和最后一次有决定意义的牟尔克河战斗。(p.377-379)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１７日于伦敦

    李卜克内西突然十分勇敢地登上了前台。狱中的“沉思”，忘了一半的《资本论》的重读，右派使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脚踏两只船的前途，——这一切看来对他大有好处。如果这能持久，我会很高兴。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一定会采取正确的立场，可是在此以前，他的一切息事宁人和调和迁就的倾向还会给我们造成不少折磨人的麻烦事，他认为这是外交手腕，他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大家高明得多。(p.380)

    欧洲战争的威胁严重起来了。这些以往的民族的可怜残余——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以及为俄国利益而受到自由派庸人赏识的其他一伙强盗，准备互相残杀并且眼看就要彼此咬断贪婪的咽喉。只要欧洲的战争与和平不取决于这些小民族中的哪一个，那该多好啊，这样，喜欢侈谈民族的庸人就会得到应有的下场。(p.381)

    我们决不能希望发生大的政治灾难。它会使我们的运动退居次要地位好多年，然后我们大概又得象１８５０年以后那样耽误很久，一切又要从头开始。(p.381)

    另一方面，战争可能在巴黎引起革命，这以后会间接地给欧洲其他地方的运动以强大的推动；可是那时，法国人就会成为领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会有极端沙文主义情绪），而以他们的理论成熟程度来说，他们担任这个角色最不适宜。１８７１年以来，法国人以他们特有的不自觉的合乎逻辑的一贯性，在政治上有了很好的发展，恰恰对这样的法国人来说，能有几年激进派的平静的统治倒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因为这些激进派精通流行于法国的用路•勃朗、蒲鲁东等人的思想拼凑起来的折衷社会主义，要是让他们有机会在实践中使自己的空谈遭到破产，那对我们有巨大的意义。(p.381)

    阶级国家的呼声是：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但是，洪水之后，出来的就是我们，而且只有我们。(p.382)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它最终都会变成使我党执政、使全部老骗局垮台的手段。但是老实说，我倒希望这些能在不出现这场屠杀的情况下做到；屠杀并不是必要的。如果这一情况发生了，我希望我的年老多病的身体不致妨碍我在必要时重新跨上战马。(p.382)

    致敏娜•考茨基    １８８５年１１月２６日于伦敦

    《旧人和新人》我已经看过了，衷心地感谢您寄给我这本书。您在这本书里对盐矿工人生活的描写，就象在《斯蒂凡》里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一样出色。对维也纳社交界的描写大部分也是很好的。....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我认为您都用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p.384)

    为了表示公正，我还要指出某种缺点来，在这里我来谈谈阿尔诺德。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里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p.384)

    产生这个缺点的原因从小说本身就能感觉到。显而易见，您认为需要在这本书里公开表明您的立场，在全世界面前证明您的信念。....我决不是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可是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p.385)

    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p.385)

    在《斯蒂凡》中您已证明您还善于用恰当的讽刺处理您的主人公，这种讽刺证明作家是有支配自己的作品的能力的。(p.385)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８５年１２月５日于伦敦

    最近我扎扎实实地做了些工作，并且利用机会重温了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美妙的青年时代所写的一些东西。这显得非常必要，因为年青一代已经忘记了或者从来就不知道这一切，他们现在希望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鉴于存在着大量捏造的材料和报道，所以必须使他们尽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p.391)

    我们的共产主义现在在国际上得到了多么广泛的传播，所以，如果能促使共产主义得到进一步的传播，总是令人高兴的。(p.392)

    世界大战现在对我们来说是不合时宜的——太晚或太早。但是归根到底，世界大战对我们也是有利的，因为可以永远结束军国主义，其代价是毁灭一百五十万人，浪费一万亿法郎。在这之后，战争就会是不再可能的了。(p.392)

    爱尔兰问题总会得到解决，不是现在，就是在最近的将来。那时，这里也就会开辟了道路。同时，有八至十个工人当选；其中一部分被资产阶级所收买，一部分纯粹是工会活动家，他们大概会大丢其丑，从而大大加快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建立，因为他们会消除工人们沿袭下来的自我欺骗。(p.392)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５年１２月７日于伦敦

    拿另一个党的钱用，在一定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例外是容许的，只要：（１）取得钱不带任何条件；（２）不能弊多利少。(p.394)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１８８５年１２月１９日于伦敦

    制止一切暴力的爆炸，是完全对的。那只会招致无益的牺牲，使运动倒退几十年。(400)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８５年１２月２８日于伦敦

    即使没有虚无主义者帮忙，１７８９年也在日益临近，而政府本身又势必加速它的到来。(p.406)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１８８６年１月７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至于那些聪明的美国人，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能免除资本主义生产饱和的后果，看来，他们无知无识，不知道在某些州，如马萨诸塞、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等等，都有劳动局这样的机构，从这种机构的报告中他们就会了解到一些相反的情况。(p.409)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１月１７日于伦敦

    我不能容许在德国用摩尔的原话来歪曲摩尔，而且是严重地歪曲。（p.41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６年１月２０—２３日于伦敦

    人们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学会战争。(p.414)

    我同意，如果我们提出积极的东西，那我们应该只提可行的建议。但是，它们应该是实质上可行的，不管现有政府会不会实行。我还走得更远。如果我们提出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社会主义措施（如上述这样的措施），那只能是一些切实可行、但对现政府说来是不可能的措施。(p.415)

    给东部各省的农村无产阶级指明道路，甚至使他们本身走上一条他们能够消灭容克和租佃者的剥削的道路....，这对多数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只要那里还存在大土地所有制，这个措施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而我们一旦掌握政权，我们自己就一定要付诸实施：把大地产转交给（先是租给）在国家领导下独立经营作社，这样，国家仍然是土地的所有者。但这个措施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虽然它在实质上是切实可行的，但是除了我们党以外，没有一个党会实行它，因而也没有一个党能破坏它。而仅仅这一个措施就能使普鲁士完蛋，我们把这个措施越早宣传，对我们就越有利。(p.416)

    这件事无论同舒尔采－德里奇或是同拉萨尔都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两个人提出建立小合作社：一个是靠国家帮助，另一个是不靠国家帮助，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些合作社不应占有现有的生产资料，而只是同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并列地建立新的合作生产。我的建议要求把合作社推行到现存的生产中去。正象巴黎公社要求工人按合作方式经营被工厂主关闭的工厂那样，应该将土地交给合作社，否则土地会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去经营。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地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但事情必须这样来处理，使社会（即首先是国家）保持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这样合作社的特殊利益就不可能压过全社会的整个利益。(p.416-417)

    由现存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实际矛盾已经变得如此尖锐，以致任何理论再也不能把它们掩盖起来，也许只有讲坛社会主义的大杂烩是例外，但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什么理论，而是一派胡言乱语了。(p.417)

    致爱德华•皮斯    １８８６年１月２７日［于伦敦］

    无论如何应当声明，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我在自己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一书中曾试图加以叙述和解释，见该书第２版第２５３—２７１页，转载于我的小册子《社会主义……的发展》第３版第２８—４８页。(p.419-420)
    （注）皮斯，爱德华（１８５７—１９５５）——英国社会主义者，费边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费边社的书记；曾参加创建工党。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６年１月２９日于伦敦

    如果社会主义同盟能够培养出一个由精通理论的人组成的坚强核心，那会大大有利于真正的群众运动，这种运动的发生现在已是指日可待了。（p.422)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１８８６年２月３日于伦敦

    我熟悉了您的美国英语。的确，它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之间的差别，从来没有象这次我亲身体会得那么清楚。在大洋两岸得到丰富和发展并且可望从澳大利亚和印度得到进一步补充的这种语言，将来会有多么光辉的前途！(p.423)

    目前那种看来是无穷尽的经常萧条，如在英国一样，也会在美国表现出来。美国必将打破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不管它还留下点什么），但是美国不可能独占这种垄断地位。除非有一个国家垄断世界市场，至少垄断决定性的实业部门，否则从１８４８—１８７０年曾经在英国这里存在过的那些相对有利的条件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重现，即使是在美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也一定会逐渐地日益恶化下去。因为要是有三个国家（比方说英国、美国和德国）在大致相同的条件下为了获得世界市场而竞争，那就会出现慢性的生产过剩，这是因为这三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向市场供应全部商品需要量。这就是为什么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兴趣地注视着目前危机的发展，为什么我相信它会在美国和英国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和政治发展史上构成一个新时代——这两国工人阶级的支持是绝对必要的，同样也是合乎愿望的。(p.424)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１８８６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除了英国和瑞士，荷兰在十六至十八世纪是唯一的非君主专制政体的西欧国家，因此有它某些优越的地方，其中残存的地方自治和省的自治就没有法国或普鲁士气味的那种真正官僚机构。这对发展民族性格，以及对今后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只要稍许起一些变化，劳动［人民］（注）就能够在这里建立起自由的自治，而这种自治在变革生产方式时应当是我们的最好武器。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法国，根本没有这种优点，在那里这还得要重新创造。(p.425）
    （注）手稿此处缺损。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８６年２月８日于伦敦

    既然一个工业大国，又占有垄断地位，尚且每十年发生一次危机，那末有四个这样的大国，情况又会如何呢？大概是每１０/４年一次危机，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危机。这可能对我们有利。（p.430）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２月９日于伦敦

    他们以为，干革命（而且可以毫无理由，想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想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不需要别的，只要耍一些足以“带起”一帮人去胡作非为的卑鄙伎俩就够了。(p.433)

    不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能成为路易丝•米歇尔的（注）。(p.433)
    （注）米歇尔，路易丝（１８３０—１９０５）——著名的法国女革命家，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活动家，职业是教师；第二帝国时期靠拢布朗基派，公社被镇压后流放新喀里多尼亚岛；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

    到法国，参加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工人运动，曾追随无政府主义者；１８８３年６月因参加１８８３年３月巴黎失业者示威游行而被判处六年监禁和十年最严格的警察监督。１８８６年１月被特赦。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６年２月１５日于伦敦

    这些社会主义者先生们想在一个晚上硬造出一个运动来，而这种运动在这里，也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需要做多年准备工作的，即使它一经开始并在群众受到历史事变的推动下，在这里会比大陆发展快得多。可是象这样的一些人等不了，因此干出那种只是在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才屡见不鲜的幼稚行为。(p.437)

    不使有产阶级感到惊慌恐惧，有产阶级对群众的任何疾苦总是无动于衷的。(p.438)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２月１６日［于伦敦］

    过去激进派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为巴黎工人一味迷信，认为如果行动超越了激进派，那就会使共和国遭到危险，或者说，如果分裂了“革命派”，那就至少是给机会主义派帮忙。(p.440)
  
    只要给每个工人发一枝枪和五十发子弹，那共和国就永远再也不会在危急中！(p.441)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3月15-16日于伦敦

    善于等待，这就是我们的朋友们终于学到的东西，这会使他们顺利前进。(p.45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６年3月１8日于伦敦

    他们最坏的品质之一正是这种庸人习气：力图说服对手而不是与之斗争，因为据说，“我们的事业是如此崇高和正义”，任何一个庸人只要真正理解了这个事业，就必定会赞同我们。只诉诸于庸人的温情，而看不见和不愿意看见不知不觉被这种温情所支配的利害关系，这也是德国特有的庸人习气的主要标志之一。(p.454)

    革命狂叫，在法国是作为一种过了时的废话而出现的，还不致带来什么危害，但是在英国，在群众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这纯粹是胡闹，它会把无产阶级吓跑；这只会怂恿那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只能被理解为号召抢劫，而随后就发生的抢劫在长时期内使社会主义在这里的工人心目中威信扫地。....得到的结果只是资产阶级公众把社会主义和抢劫看成是一回事，即使这不会使情况大为恶化，但也决不是我们的胜利。(p.455)

    激进派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们是民族法兰西社会主义的代表，是蒲鲁东和路易•勃朗残余分子的代表。(p.457)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3月20日［于伦敦］

    幸好，社会主义同盟暂时偃旗息鼓了。我们的好心人巴克斯和莫利斯切望干点儿什么（如果他们知道要干什么的话！），只是因为根本无事可做，方才罢休。此外，他们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过于密切。....这一切都会过去的，那完全是因为这里眼下实在无事可做。但现在一方面有个海德门，这家伙善于搞政治阴谋，为了飞黄腾达，什么荒唐事都干得出来，另一方面，我们的那两位是政治上的娃娃，所以前景并不美妙。(p.460)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６年4月１2日于伦敦

    总而言之，两个组织——[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缴费的成员总计不到两千个，而它们的两家报刊读者不到五千人，并且其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同情者、僧侣和文人等等。在这里的当前情况下，这些不成熟的分子还没有渗入到群众中去，这真是一件幸事。他们本身还必须发酵，然后才能有用处。(p.462)

    这些被大家看作是革命空谈家的巴黎人是多么巧妙地在罢工期间宣传平静和法制，而又丝毫不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这表明，法国人由于处于革命的地位已经前进得多么远；还在德国的许多人中间引起混乱的种种敏感和疑虑，在法国早已不存在了。必须根据情况进行活动，或采取合法形式，或采取非法形式，这在法国是不言而喻的，谁也不会认为这里有什么矛盾。(p.463)

    要求公民不仅在外表上，而且从内心里服从法律是荒谬的。这种要求意味着，仅仅是某种和公开说出这种意图，就被认为是犯罪，犯罪者就可以被宣布为处于法律保护之外。这种要求表明，资产阶级的一切法律观点在德国被践踏到何等地步——诚然，在那里只有资产阶级反对派才承认这些法律观点；实际上，经常起作用的是警察国家的无法制状态，而这种状态在其他国家只能以隐蔽的形式出现，并被看作是一种暴力行动（当然，爱尔兰除外）。(p.463)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4月28日于伦敦

    这里一片混乱。巴克斯和莫利斯越来越陷进某些无政府主义空谈家的罗网，并越来越起劲地写出种种胡说八道的东西。....靠消化了一半的黑格尔辩证法寻求极端的和离奇的提案的巴克斯同象公牛一样拚命反对“议会主义”的莫利斯，将会根据切身的经验，体会到他们的无政府主义朋友是些什么人。认为工人阶级会去注意（哪怕是稍微注意）通常称为英国社会主义的那种奇异的混合物，那是荒谬的。值得大为庆幸的是，工人阶级没有这样做。这些先生要把自己的头脑搞得有条理一些，就够他们忙的了。(p.46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６年４月２９日于伦敦

    这种官僚式的、学校教师式的德语（对于这种德语来说，根本就不存在莱辛），现在就是在德国也完全处于衰亡之中。(p.468-469)

    美国的情况有很大的进展。在说英语的人们中间第一次产生了真正的群众运动。它还是在摸索前进，笨手笨脚，没有明确目的，什么也不懂，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切都会解决的；运动将会而且一定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发展起来。理论上的无知是一切年轻民族的特色，然而在实践中发展的迅速也是一个特色。在美国在英国一样，在没有实际需要的时候，一切说教都是没有用处的。现在美国存在着实际需要，并为人们所认识。我认为，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群众参加运动，是１８８６年最重大的事件之一。(p.470)

    这里的运动幸好没有任何进展。海德门及其同伙是会把一切事情弄糟的政治野心家，而在社会主义同盟２６６中无政府主义者却取得了迅速的进展。莫利斯和巴克斯，一个是感情用事的社会主义者，另一个是哲学奇谈的追求者，现在都完全受无政府主义者的控制，而且他们应该亲身体会到受控制的滋味。....这些糊涂虫也想领导英国工人阶级！幸亏英国工人阶级根本就不买他们的账。(p.472-473)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5月7日［于伦敦］

    这些激进派真是愚不可及！其实，当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快要上台，因而丧失其反对党性质的时候，它们都注定要干这种蠢事。他们明明知道时机尚未成熟，但仍然迫不及待地要进入内阁，他们在玩弄影子内阁的把戏，同时仍要对现政府所做的蠢事和所犯的错误负责。另一方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由于政府做了这些蠢事而日益壮大的工人党，而这些蠢事是他们不能完全加以否认的。工人党再也不听他们的花言巧语和种种诺言了，它要求拿出行动来，但他们却拿不出来；他们想控制工人党但却不得不反对它；在内阁职务尚未到手，群众又日益离去的情况下，他们就只好抬出了保皇派阴谋分子，把这些人说成是真正的危险，高喊：“团结起来拯救共和国！”一句话，成了机会主义派。任何政党，如果在自己的纲领还没有条件实现的时候就一心要上台，那是一定要垮台的；然而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想上台的心情过于迫切，竟使它们在时机到来之前就触礁搁浅了。对于我们来说，这只会缩短我们发展壮大的时间。（p.473-474)

    毫无疑问，今后发展的速度很大程度取决于各派领导人的领导，但是群众一旦行动了起来，他们就会象健康的躯体一样，有力量对付得了疾病，甚至对付得了少量毒药。(p.474)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８６年５月１２日于伦敦

    关于这里的所谓“运动”，没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奉告。海德门日益精疲力尽，他失掉了自己拥护者对他的一切信任，而同盟则越来越为无政府主义者所控制。....但幸运的是，在群众参加运动以前，这些幼稚病就会消失。而现时群众还坚决拒绝参加运动。情况同法国的一样。人数众多的整个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说教发动起来的；但是，一旦条件成熟，只要稍加推动，他们就会排山倒海般地行动起来。(p.475-476)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６年５月２２日于伦敦

    美国工人在他们目前还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高工资和短工作日）水平上取得过快的成功，那是并不理想的。这可能会过分地加强片面的工联主义思想。(p.478-479)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5月23日于伦敦

    [社会主义]同盟由于混进了无政府主义者，已被搞得一塌糊涂。(p.480)

    如果当前的美国运动（这个运动并不完全是德国人的运动，它还处在工联主义阶段）在八小时工作日的问题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那么工联主义就会变成一种固定不变的、最终的教条。而不十分圆满的结果则可以使他们懂得，必须超出“高工资和短工作日”的范围。(p.480)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１８８６年６月３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美国阶级战争的开始，对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来说，犹如俄国沙皇制度的崩溃对欧洲各大军事君主国来说一样，意味着它们的主要支柱的垮台。因为美国毕竟是一切资产者的理想：一个富裕、辽阔、正在发展的国家，建立了没有封建残余或君主制传统的纯粹资产阶级的制度，没有固定的、血统的无产阶级。这里每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资本家，也一定能成为独立的人，可以用自己的资金从事生产或商业，由自己承担一切责任。由于这里在此以前还没有利益对立的阶级，所以我们的（以及你们的）资产者曾经以为，美国是凌驾于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之上的。这种幻想现在破灭了，地球上资产阶级的最后一个天堂正在迅速地变为涤罪所，而只有刚成长起来的美国无产阶级的迅速发展，才有可能使它不致象欧洲那样变为地狱。(p.481)

    美国工人在舞台上的出现，是件极不寻常的事；半年以前谁也没有看出任何迹象，现在他们却突然变成如此有组织的群众而行动起来，足以引起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恐惧。我感到遗憾的只是，马克思没有能活着看到这一点！(p.482)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１８８６年8月1３-14日于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4号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头脑，特别是在美国经过了一番非常讲究实际的发展，一点也不重视理论，除非是迫切的需要促使他们去接受理论，所以我的最大指望就是，我们的朋友们从自身错误的后果中得到的教训，会教育他们去钻研理论。（p.49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６年8月１8日于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4号

    诚然，那些恭顺的人最终一定会明白，他们的一切温顺不会使他们免于坐牢，但这一点未必能改变他们的本性，而所有那些使我们的群众难于组织起来，因而难于有组织地表达他们的意志的东西，却使那些恭顺的人易于玩弄手腕，即以党的真正代表的身分进行活动。(p.498)

    所有这些人都自命为社会主义者，但是只有现在他们根据痛苦的经验才相信：他们从蒲鲁东和路•勃朗那里拾来的褪了色的破烂货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垃圾。因此他们就容易接受马克思的理论。(p.500)

    同盟正经历着一场危机。莫利斯纯粹是一个感情用事的空谈家，具有真正的善良意志，这种善良意志是如此善良，以致变成了一种罪恶意志，不愿意学习任何东西。他落入了革命空谈的陷阱，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牺牲品。(p.500-501)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６年9月１3-14日于伦敦

    总之，将出现一种混乱局面，肯定无疑的结果只有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屠杀，整个欧洲空前未有的衰竭，最后是整个旧制度的崩溃。

    最有利的结局将是俄国革命，但是它只有在俄国军队遭到十分惨重的失败之后才能发生。（p.514）

    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战争最初将在全欧洲范围内迫使我们的运动后退，在许多国家中甚至将把它彻底摧毁，并煽起沙文主义和民族仇恨；在战争可能引起的许多不能确定的后果中，对我们来说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我们将不得不再从头干起，然而是在一个甚至比今天还要无比有利的基地上从头干起。(p.514-515)

    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这将是我们的第一阶段）和半封建基础上的现代普鲁士波拿巴主义之间，还要经过许多中间阶段。(p.515)

    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是以和平方式或武力方式把俄国逼走，那时革命就会在那里爆发。泛斯拉夫主义者会参加到里面去，但第二天就会受到愚弄。马克思总有把握地谈到这一点——而我不知道有谁能象他那样清楚地了解俄国，了解俄国的国内事务和国外事务，他说，在俄国，旧制度一旦崩溃（是谁使它崩溃的无关紧要），议会一旦召开（是什么样的议会无关紧要），俄国的侵略政策就将完结，因为那时国内问题将压倒一切。而这个最后的反动堡垒一旦垮台，它给予欧洲的影响将是巨大的；这一点我们在德国将首先感觉到。(p.516)

    我并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但是历史怎能管得了这些呢？它走着自己的道路，我们应当按照它的本来面目来对待它。(p.517)

    有一点你们可以向法国人学习。五十年来在那里的所有革命者中间有这样一条守则：被告拒绝向预审官作任何供词。预审官有权发问，而被告则有权不作答复，不承认自己和自己的同志有罪。大家永远公认，任何违背这一守则的行为都被看作是半叛变行为，这在所有审判中都能带来很大的好处。以后在公开审理案件时，想说些什么始终是自由的。要知道在预审时，官方总是伪造被告供词做成记录，然后千方百计诱使被告签名。(p.517)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9月13日于伦敦

    我收到了肖莱马从科摩湖畔寄来的一张明信片，....现在他很快就要到达巴黎，他曾保证要从那里把你带到伦敦来，如果可能的话，也把保尔带到伦敦来。我衷心希望他能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不能脱身，那你也一定要到伦敦来休息，再来看看你这里的老朋友。你知道迈耶尔曾经说过：“当她走进房间里的时候，就象升起了太阳”——那么就让太阳在伦敦的上空再一次升起来吧！(p.518)

    如果巴尔干的戏剧进入第二幕，俄国和奥地利之间就将爆发一场战争，那时（听其自然吧！）战火可能会燃遍整个欧洲。我将对此感到遗憾。当然，这将是最后一场战争，当然，这场战争也象其他一切事情一样最终一定会对我们有利。但是，这样一场战争毕竟会推迟我们的胜利，所以另一条道路要稳妥些。不过除了俄国爆发革命，几乎没有别的道路可走。(p.519)

    莫利斯是一个定了型的伤感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如果有人每星期定期地和他见两三次面，就能很容易把他管好，可是谁有时间这样做呢？而如果你把他丢开一个月，他一定又会迷失方向。即使有时间，难道值得为他找这样的麻烦吗？....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把各种不同观点的人联合在一起的辩论俱乐部。(p.52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６年９月１６—１７日于伦敦

    狄慈根的关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我也不能赞同。他有他的特殊的做法。如果有人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有些褊狭，那末狄慈根就要竭尽全力并且往往是过分地强调指出，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但是现在，因为纽约人举止卑劣，他就突然站到了对立面一边，并且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说成是无政府主义者。这在现时也许是可以原谅的，但在关键时刻他毕竟不应当忘记他的全部辩证法。不过他这个毛病大概早已好了，并已重新走上了正确轨道；我并不替他担心。(p.521-522)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是沿着纯粹资产阶级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没有任何封建的旧东西，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从英国不加选择地接受了大量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残余，诸如英国的习惯法、宗教、宗派主义；在这个国家里，对实际活动和资本集中的需要导致了对任何理论的普遍轻视，这种轻视理论的态度，只是现在才在最有教养的知识阶层中有所克服，——在这样一个国家里，人们只有通过自己接连犯错误，才能认识清楚本身的社会利益。这种情况工人也避免不了；工联、社会主义者、“劳动骑士”等等队伍中的混乱局面还要继续存在一个时候；他们只有在使自己受到损失以后，才会变得聪明起来。但是主要的是他们已经投入了运动，事情一般说来已经有了进展，坚冰已被打破，而且现在一切将迅速（比任何地方都要迅速）前进，虽然他们所走的是一条他们所特有的、从理论观点看来几乎是荒唐的道路。(p.522)

    这里的运动仍然一方面被冒险主义者（民主联盟）所操纵，另一方面被幻想家和伤感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同盟）所把持；群众还远远地站在一边，虽然这里也看到了运动的苗头。但是还要过一个时候，群众才能开始行动，这样也好，因为真正的领袖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p.523-524)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１０月２日于伦敦

    高利贷者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虽然，必将来临的被大富翁剥夺的威胁，无疑会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者推向我们一边，可是我们决不能期望使大批的小资产者转到我们这一边来。而且，这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会带来他们狭隘的阶级偏见。在德国，这种人太多了，正是他们成为阻碍党前进的绊脚石。小资产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命运总是在两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一部分将被资本集中所压垮，另一部分则将被无产阶级的胜利所摧毁。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跟平常一样彷徨、动摇、不知所措和任人摆布，如此而已。即使他们赞同我们的观点，那他们也会说：当然，共产主义是最终的解决办法，但那是遥远的事情，也许一百年以后才能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并不打算为在我们这一代或者在下一代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p.528)

    资产阶级自从面对着一个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以来，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下述矛盾之中：一方面是它的自由和民主的总倾向；另一方面是它对无产阶级进行防御斗争所需要的镇压。(p.528)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６年１０月８日于伦敦

    我所以今天写信给你，是由于我同约翰•菲力浦•贝克尔老头子进行了谈话。....我十分高兴，再一次见到了这位老勇士。他虽然身体变得衰老了，但仍然很愉快，富于斗争精神。这是《尼贝龙根之歌》中所塑造的我国莱茵—法兰克地区英雄传说中的人物，同提琴手福耳克尔（注）一模一样。(p.529)
    （注）福耳克尔——古日耳曼民间叙事诗中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古德国长诗《尼贝龙根之歌》中的人物之一，骑士和音乐家。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６年１０月９日于伦敦

    在困难的时刻，两个人在一起要比一个人好过些；我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有时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体验到了这一点.（p.532）

    对于保加利亚人，正如对于我们一样，如果他们受土耳其人的统治一直到欧洲革命爆发，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氏族机构会成为进一步向共产主义发展的很好的出发点，就和现在也正在我们眼前衰亡着的俄国“村社”完全一样。(p.525)

    在目前的局势下，我的看法如下：

    （１）只要南方斯拉夫人还反对俄国，就要支持他们；那样一来，他们就会同欧洲革命运动一致行动。
    （２）如果他们起来反对土耳其人，即无论如何要吞并现在仍受土耳其人统治的为数不多的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那他们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俄国帮忙，我们就不能同他们走一条路。(p.535)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６年１０月22日于伦敦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俄国革命，即使它从宫廷政变开始也好；这个革命立即会使整个混乱局面得到澄清。(p.537)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１０月２3日于伦敦

    一切陈旧形式的社会主义都已过时，而我们的理论却是任何东西都不能动摇的。工人只需要推动一下就行了，而当他们——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行动起来的时候，他们肯定会靠拢我们。(p.540)

    在这种斗争中，胜利的首要条件是严格遵守纪律，而一切革命的高调和喧嚷都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失败。这种纪律是一个有成效的和坚强的组织的首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最害怕的。（p.540）

    保尔在下一次一定要进入议会，....他无疑是他们当中最好的著作家（现在他终于找到了适合于他的事业，并且始终忠实于这一事业），也是最有教养的人。(p.540)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６年１０月23日星期六于伦敦

    俾斯麦最害怕的就是俄国革命。随着沙皇制度的垮台，普鲁士的俾斯麦制度也要垮台。(p.542)

    最糟糕的是，由于执政者们的卑鄙，谁也说不上，战争爆发时力量会怎样组合——谁同谁联合，谁同谁打仗。这最终将导致革命，那是很清楚的，但是这要作出多少牺牲，造成多么普遍的消耗，经历多少曲折啊！(p.542-543)

    大工业不会让自己的规律受工厂主们的怯懦性随便摆布，经济的发展将不断产生新的冲突，并使这些冲突达到顶点。(p.544)

    李卜克内西容易感情用事，喜欢对听众卖弄聪明（并不总是成功的），并且在他的调色板上总是只有两种颜色——黑色和白色。(p.544)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６年１０月２５—２６日于伦敦

    俄国的革命意味着俾斯麦制度在德国的垮台。没有这个反动势力的巨大的后备军，容克地主在普鲁士的统治连一天也维持不住。俄国的革命会立刻改变德国的局势，它会彻底破坏对俾斯麦万能的盲目信仰（这种信仰把一切有产阶级都联合在他的周围），它会促进德国革命的成熟。(p.549)

    法国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处境也和俄国沙皇一样，革命的威胁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而他们只看到一个解救的办法——战争。(p.552)

    如果革命在俄国爆发，它就会引起最有利条件的聚合。而全面战争则会把我们抛进一个无法预料、无法估计的事件的领域。革命在俄国和法国都会推迟；我们德国党的蓬勃发展会被迫停止，在法国，君主制可能会复辟。毫无疑问，这一切归根结蒂是会有利于我们的，但是这要失去多少时间，遭到多少牺牲，克服多少新的障碍啊！

    因此，我主张“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因为付出这种代价的将不是我们。(p.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