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劳拉•拉法格 1886年11月2日于伦敦
[亨利]乔治先生是一个相当混乱的家伙,作为一个美国佬,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江湖秘方,不过并不十分高明,但是,他的混乱恰恰反映了现阶段英裔美国工人阶级的思想发展状况。(p.558)
在美国,“劳动骑士”(注)是必然的起点,他们是真正的力量,而且肯定会成为运动的雏形。他们不合理的组织和极不可靠的领导人——这些人习惯于玩弄腐败的美国党派伎俩——会很快地在那个组织内部引起危机,然后,一个更合适、更有效的组织会从中发展起来。我认为,这一切在这个美国佬的国度里不会持续很久;最大的收获是,工人阶级从此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在那里进行政治活动。(p.558-559) (注)“劳动骑士”即“劳动骑士团”的简称,是1869年在费拉得尔菲亚创建的美国工人组织,在1878年以前,是一个带有秘密性的团体。“骑士团”主要联合了非熟练工人,其中包括许多黑人,它的目的是建立合作社和组织互助,并参加工人阶级的许多发动。但是,“骑士团”的领导实际上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并主张阶级合作。1886年,“骑士团”的领导反对全国性罢工,禁止它的成员参加罢工,尽管如此,“骑士团”的普通成员还是参加了罢工。此后,“骑士团”失去了它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到九十年代末就瓦解了。
只要我知道需要我做些什么以及洛帕廷目前的处境,我随时都会乐意提供证据来证明和肯定洛帕廷对我们的事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p.559)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886年11月26日于伦敦
我认为现在应当稍微改变一下对社会民主联盟的态度。....社会民主联盟正在成为一支力量,因为群众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聚集在其周围的其他组织。因此,必须不带偏见地正视事实,特别是要正视一个主要的事实:这里开始了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但是,必须把群众同他们现在的领袖明确地区分开来,并且要特别注意,决不能使自己同这些领袖混同起来;因为几乎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这些政治冒险家虚荣心的驱使下产生了一种急躁情绪,他们很快就会重犯极大的错误。运动壮大起来以后,不是运动把这些先生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就是这些先生将脱离运动。眼下群众还只是处于一种本能的暗中不满状态,但是,这正在为播种准备土壤。(p.563-564)
“劳动骑士”是真正的美国人组织,它同群众本身一样混乱。然而,运动恰恰将从这种混乱中发展起来,而不是从德国人各支部中发展起来,因为它们二十年来不会根据这个理论创造出美国所需要的东西。(p.56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6年11月29日于伦敦
[侨居美国的]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变成能推动美国群众的杠杆;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去对待它,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就足以应付一切。对他们来说,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p.566)
“劳动骑士”已经成了一种真正的力量,特别是在新英格兰和西部地区,而且,由于资本家的疯狂反对,这种力量将日益增大。我认为,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在这批还完全可塑的群众中培养一个核心,这一核心了解运动和运动的目的,因而在目前的“骑士团”必然发生分裂的时候能把该团的领导权(至少是一部分领导权)抓到自己手中。(p.566)
每一个新参加运动的国家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始终是把工人组织成独立的政党,不管怎样组织起来,只要它是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就行。(p.566)
群众需要有时间和机会来发展自己,而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只要是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种机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p.566-567)
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地方的资产者象你们那里的资产者那样无耻和专横,你们那里的法官比起俾斯麦手下的那帮帝国讼棍来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p.567)
美国人由于各种显而易见的历史原因在所有理论问题上都远远落后,他们虽然没有从欧洲接受中世纪的制度,但是接受了大量中世纪的传统、宗教、英国的习惯(封建)法、迷信、降神术,总之,接受了过去对做生意并不直接有害而现在对愚化群众则非常有用的各种荒唐的东西。(p.567)
如果那里存在着有清醒的理论头脑的人,能预先告诉他们,他们自己的错误会造成什么后果,能使他们弄清楚,任何一个运动,要是不始终把消灭雇佣劳动制作为最终目标,它就一定要走上歧途,遭到失败,那末,许多蠢事都可以避免,整个过程也将大大地缩短。(p.567)
这里的工人运动目前正在开始,这是毫无疑问的,而如果社会民主联盟首先有了收获,那末,这是激进派胆怯和社会主义同盟愚蠢的结果,该同盟同无政府主义者争吵不休而且无法摆脱他们,所以就没有时间来关心就在他们鼻子底下蓬勃展开的运动。(p.568-569)
致劳拉•拉法格 1886年12月13日于伦敦
星期天下午李卜克内西来到了,....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是最了解他家底细的尼姆说他比以前更市侩气了。杜西对他的评价完全正确;他以为自己了不起,有能力,绝对不可战胜,他这种看法是非常突出的;但同时他内心深处也模糊地认识到,他毕竟不是那种了不起的人物,虽然他希望别人那样看他;正是这种内心深处的认识使他更需要别人的赞赏,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就在一切有关他自己的故事中大量篡改事实。然而,他的妻子说得对,假如他不是那样对自己感到满意的话,他便永远做不了他所做的工作。所以,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就怎样看他,对他讲的许多话就付之一笑吧。他为了保卫祭坛和炉灶(注)而使用的那套外交手法,会在小范围内造成许多危害,然而在关键时刻他总是站在正确的一边。(p.571) (注)即为了保卫最重要的东西。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886年12月28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特别是对于象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一旦做到了这一步,他们就会很快找到正确的方向,而一切进行阻挠的人,不论是亨•乔治还是鲍德利,都将同他们自己的小宗派一起被抛弃。因此,我也认为“劳动骑士”是运动中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不应当从外面嘲讽它,而要从内部使之革命化。(p.575-576)
我认为,那里的许多德国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面临一个不是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强大而出色的运动时,竟企图把他们那一套从外国输入的、常常是没有弄懂的理论变成一种唯一能救世的教条,并且和任何不接受这种教条的运动保持一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那种发展过程的阐明。....用《共产党宣言》里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应当在当前的运动中代表运动的未来。可是,首先要让运动有巩固自己的时间,不要硬把别人在开始时还不能正确了解、但很快就会学会的一些东西灌输给别人,因而使初期不可避免的混乱现象变本加厉。....可是,任何可能拖延或阻挠工人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巩固起来(不管根据什么样的纲领)的举动,我都认为是巨大的错误。(p.577)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7年1月11日[于伦敦]
《资本论》在这里抢购一空,我已设法把该书运往美国。这很快就会使美国佬认识到他们立场的错误。(p.578)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1887年1月11日于伦敦
如果说某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战斗的政党组织起来,那末斗争的波折本身会加速他们对自身解放条件的认识;而对美国人这样一个如此重视实践而轻视理论的民族来说,要理解这一点只有一条道路可走,就是从痛苦的经验中、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他们将相当迅速地并且彻底地做到这一点。(p.580)
整个说来,运动到处都在顺利地发展,....只有欧洲战争会阻碍我们做到这一点,它会一下子使我们倒退很远,但是,同任何其他事件一样,甚至这场战争最终也一定会变得有利于我们的。(p.580)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887年1月27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美国的运动,我认为正是目前从大洋的这一边看得最清楚。在当地,私人之间的纠纷和地方上的争论必然要使运动的光辉大大地暗淡起来。真正能够阻碍运动向前发展的唯一东西,就是由于这些分歧而结成一些固定的宗派。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愈少愈好。而德国人尤其应当提防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愈少从外面把这种理论硬灌输给美国人,而愈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去检验它,它就愈会深入他们的心坎。当我们在1848年春天回到德国的时候,我们参加了民主派,因为这是唯一能引起工人阶级注意的一种手段;我们是该派的最先进的一翼,但毕竟是它的一翼。当马克思创立国际的时候,他草拟的共同章程使当时一切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分子、比埃尔•勒鲁分子、甚至英国工联中比较先进的部分都可以参加国际;就是由于国际所容纳的范围这样广泛,它才成为它当时的那个样子,即成为逐步溶解和吸收除无政府主义者外的各个比较小的宗派的一种工具,无政府主义者在各个国家里的突然出现不过是公社失败以后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泰然地让他们寿终正寝,事实上也已经是这样了。如果我们在1864—1873年间坚持只和那些公开承认我们纲领的人合作,那末我们现在会处于什么境地呢?我认为,我们的全部实践已经证明,可以在工人阶级普遍性的运动的各个阶段上同它进行合作,而无需放弃或隐瞒我们自己的明确立场甚至组织;我担心的是,如果在美国的德国人选择另一条道路,那他们要犯大错误。(p.584-585)
致劳拉•拉法格 1887年2月2日于伦敦
星期一晚上我看完了《漂亮的朋友》(注),我反复思考了书中所描绘的巴黎新闻界,当时我认为这种景象一定是夸大了的;就在星期二的早晨,你和保尔的来信使我看到了《漂亮的朋友》生活中完全现实的一幕,现在我应当向吉•德•莫泊桑脱帽致敬。好吧,就这样吧。难道为了要在巴黎出版日报就应当去当流氓吗!(p.588) (注)长篇小说《漂亮朋友》作于1885年。作者是法国小说家莫泊桑,居伊 德(1850-1893)。
我们的命运总是这样(现在我们的巴黎朋友们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只要我们对那些站在真正工人立场上(不管这种立场还多么不完善)的正直和真诚的人越表示愿意合作,那些被我们拒绝来往的骗子手和冒险家们就说我们偏执、专横和傲慢。(p.590)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7年3月3日于伦敦
对于德国的选举,我们可以感到非常满意。选票的增长是很可观的,....但是问题根本不在于席位的多少,而在于通过统计证明党在不可遏止地成长。(p.605)
对于李卜克内西,你也尽可放心。在德国,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各种不同的人对李卜克内西的看法非常一致,象他这样的人我是很少见到的。当他自以为掌握着所有的人的时候,人们却对他抱着很大的批判态度。他具有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尤其是在他自己插上一手的一切事务中更是如此;他坚信他是运动的灵魂,他做着一切,以最好的方式领导着一切,只是其他一些“蠢驴”把整个事情搞糟了;他力图整顿一切,掩盖一切矛盾,把矛盾淹没在响亮的词句之中;他热衷于取得暂时的表面成就,甚至不惜损害基本利益,——这一切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所有这些错误只是他的十分可贵的品质的反面,没有这些弱点,他也就做不了他确实在做的事。只要有倍倍尔同他在一起,他尽管会引起不少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但是不会犯大错误。事情一旦弄到同市侩们决裂的地步,他到最后一分钟还会保卫他们,但在决定关头,他会采取正确的立场。(p.60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7年3月10日于伦敦
应当记住,无论是《宣言》还是马克思和我的几乎所有小部头著作,现在对美国来说还是极其难以理解的。那里的工人刚刚投入运动,还完全没有成熟,他们由于一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特别是美国人的性格和素养,在理论方面特别落后,——这就应当直接从实际出发,为此就需要完全新的著作。(p.610)
我相信,[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执行委员会的先生们对我的序言(注)大失所望,他们宁愿没有这篇序言。要知道他们本身就属于我所说的那种占了上风就会使党毁灭的派别。而他们看来也是力图这样做的。....如果让这种人继续控制着党,党就会迅速遭到毁灭。(.611-612) (注)弗•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
致尤莉娅•倍倍尔 1887年3月12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谁要是首先动手,谁就会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局部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除了那些统治欧洲的聪明人以外,这自然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但那些堂堂的国家要人现在才发现了这一点。(p.614)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1887年3月19日于伦敦
我们的斗争是一种围攻战,只要战壕在不断地向前推进,情况就很好。现在我们已经接近第二道防线,到那里以后我们就可以安置破坏炮队,迫使敌方的大炮沉默下去;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只要没有世界大战使被围攻者得到暂时的解围),我们就能确定时机在城堡外的斜堤上安置围攻炮队,打开缺口,发起冲锋。在此以前,缓慢而镇静地继续做好包围工作,是避免过早的攻击和不必要的牺牲的最可靠保证。(p.618)
致劳拉•拉法格 1887年3月21日于伦敦
我看到我们的朋友们降低到用争吵和打架来招徕观众的集市卖艺者的水平,是会十分难过的。(p.619)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1887年5月5日于伦敦
你是世界上最不可救药的哈姆雷特。(p.635)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887年5月7日于伦敦
四十年的经验告诉我,由小集团出版的一切出版物都是毫无用处,等于白费的,单单是它们的那种出版方式,就使得它们被排斥在一般书籍市场之外,从而也不为读者所知。(p.63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7年6月4日于伦敦
任何运动都不象还处于宗派阶段的运动那样,驱使人们去干那么多徒劳无益的事情。对于这一点,你象我一样知道得很清楚。那时一切还围绕着流言蜚语旋转。(p.647)
上星期日举行了社会主义同盟代表会议。被准许参加会议的无政府主义者取得了胜利,他们得到莫利斯的支持,因为莫利斯对一切与议会制有关的东西都恨得要死,简直是个糊涂虫,而且作为一个诗人看不起科学。
真正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莫利斯的声明:只要原则上承认任何议会活动,他就要退出同盟。因为莫利斯每周要给《公益》弥补四英镑的亏空,所以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最有分量的理由。(p.648) 重要的是,在真正的工人运动即将开展的情况下,我们的人不要让一个妄图领导整个运动的组织(如纽约的执行委员会和此地的社会民主联盟)束缚住手脚。(p.648)
致劳拉•拉法格 1887年6月7日于伦敦 当运动还处在宗派阶段时,它的一切都成为流言蜚语,英国的情况正是这样。(p.651)
致约翰•林肯•马洪 1887年6月22日于伦敦
在实际上还没有可组织的对象的时候,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进行组织工作,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而当群众动起来的时候,他们自己会迅速组织起来。(p.659) (注)马洪,约翰•林肯(1864左右—1930)——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1884年为社会民主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1884年12月起为社会主义同盟盟员,1885年为同盟书记,英格兰北部社会主义联盟组织者之一(1887)。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7年6月30日于伦敦 群众只有通过他们自己的错误的后果来取得教训。(p.662)
致劳拉•拉法格 1887年7月15日于伦敦
布朗热热病的发作,应当使我们的人反复提出武装人民的要求,作为提防有名气的将军独裁欲望的唯一保证。(p.662) (注)布朗热,若尔日•厄内斯特•让•玛丽( 1837—1891)——法国将军,政治冒险家,陆军部长(1886—1887);企图依靠反德的复仇主义宣传和政治煽惑,在法国建立自己的军事专政。
致约翰•林肯•马洪 1887年6月26日于伊斯特勃恩市卡文迪什街4号
如果您拒绝今后同艾威林一起工作是出于光明正大的理由,您就应该把这些理由讲出来,以便或者是给艾威林一个申辩的机会,或者是使运动摆脱一个危险的和不可靠的参加者。如果不是这样,依我看,您就应该为了运动的利益而抛弃个人的好恶。(p.664)
如果[社会主义同盟]这个团体竟然由于纯个人的意气和争吵,或者由于那些见不得阳光的互相猜疑和诽谤而瓦解,它就必然分裂成许多依个人动机而结合的小集团,这种小集团在真正全国的运动中完全不能起任何领导作用。(p.665)
致卡尔•考茨基 1887年8月1日于伊斯特勃恩
据我记得,无论是曼德尔,还是列•弗兰克尔,在谈到铁的工资规律时,都没有正确地强调指出这个规律与其说是铁硬的,不如说是弹性的。其次,拉萨尔虽然有时也把这个规律表述得相当正确,但是实际运用这个规律时多半是把最低工资说成是正常工资。(p.666) (注)曼德尔,亨利希——奥地利商人,八十年代是社会民主党人,曾为《新时代》杂志撰稿。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7年8月8日于伊斯特勃恩
你们那里终于动起来了,如果我没有看错美国人,那他们肯定是会不仅以他们运动的宏伟而且还以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而使我们大家非常惊异,他们也终究会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而头脑清楚起来。在实践上走在所有人的前面,在理论上还在襁褓之中,情况就是这样,而且不能不是这样。此外,这是一个没有传统的(宗教传统除外)、从民主共和国开始的国家,是一个比任何别的民族都要精力充沛的民族。运动的发展决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而会是非常迂回曲折的,并且有时候好象是在后退,不过同我们这里比较起来,这种情况在他们那里更加无关紧要。(p.668)
致布鲁诺•舍恩兰克 1887年8月29日于伊斯特勃恩
我觉得我的功绩被许多人估计得太过了。谁有幸在四十年间同一个比自己高大的人物合作并能够每天与之相比较,谁就有可能学会正确地估计自己个人的功绩。而对我的活动的任何过度赞扬,在我看来都是无意中贬低了我们大家都应归之于马克思的功绩。(p.675)
您称我为记述经济学的创始人,这我也不能同意。....我只不过幸运地处于现代大工业的中心,第一个看出那里的相互联系——至少是最表面的相互联系。(p.675) (注)舍恩兰克,布鲁诺(1859—1901)——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记者和政论家。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887年9月15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亨利]乔治宣布与社会主义者断绝关系,我认为是一件不召自来的好事,它能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下述不可避免的错误:把乔治放在一个连他自己都不理解的运动的领导地位。乔治作为整个工人运动的旗手,是自欺欺人的;乔治作为乔治派的领袖,很快就会成为历史遗物,成为象美国数以千计的其他宗派那样的一个宗派的首领。(p.679)
幸好美国的运动今天已经这样蓬勃有力地开展起来,无论是乔治,无论是鲍德利,也无论是德国的阴谋家,都破坏不了它,阻止不了它。只是运动将会有种种意料不到的形式。真正的运动总是不象那些在运动的酝酿中起过作用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那样。(p.680) (注)鲍德利,特伦斯•文森特(1849—1924)——七十至九十年代美国工人运动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职业是机械工;1879—1893年是“劳动骑士团”的领导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主张和资产阶级合作;1896年归附共和党。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1887年9月16日于伦敦
只有通过适合各该国家和特定情况的道路(这大部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只要发生真正的震荡,其余一切都无关紧要。但是,在这中间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失策,每一次都得受到惩罚。这就使人担心,把一个宗派创立者推为旗手,会使运动多年受到这个宗派的愚蠢行为的拖累。(p.681)
当然,运动本身还会经历不少令人不快的阶段,对那些住在国内而不得不忍受过这些阶段的人们尤其不快。但是我坚信,现在那里形势在向前发展,也许比我们这里发展得更快,尽管美国人暂时几乎还只从实践中学习,而不太从理论中学习。(p.681)
这次战争又定会比以前任何一次战争更加激烈,更加残酷,更加劳民伤财(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士兵对垒),这些都是那么肯定无疑,所以,大家都摆出要打的架式,可是谁也没有胆量动手。不过在这场赌博中,战争可能不依各国政府的意愿爆发起来,危险就在这里。(p.682)
致劳拉•拉法格 1887年10月11日于伦敦
费边社分子——一伙浅学薄识之徒,他们自命不凡,互相标榜,把自己高高摆在象马克思那样无知的人之上——正企图把“运动” 抓到自己手里。在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并把所有这些男女小丑(贝赞特夫人也在内)一扫无遗以前,这倒是令人惬意的消遣。(p.686)
致保尔•拉法格 [1887年10月底]
只要每个工人手里没有一支勒贝尔式步枪和五十发子弹,共和国就将永远在危急中。这正是克列孟梭不敢承认的,更谈不上提出来,而这也正是你们应该不断地当面向他呼喊的。只要士兵有枪而工人没有枪,那共和国就将永远在危急中。(p.687)
致劳拉•拉法格 1887年11月12日于伦敦
今天早晨我一口气看完了保尔盛情寄来的报纸,觉得自己年轻了四十岁。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比资产阶级君主国更无耻得多罢了。(p.688)
在第二帝国时代,巴黎变成了一个奢侈城市,这不能不也腐蚀工人阶级。但是任何一次严肃的运动,都可以消除很大一部分这种腐蚀。群众在思想上所受的影响恐怕会长久些。(p.689)
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 1887年12月3日于伦敦
一本好书总会给自己开辟道路,产生影响,不管当时廉价文人们会说些什么。(p.701)
致保尔•拉法格 1887年12月5日于伦敦
这些和平取得的胜利,能够非常有效地使士兵认识到,人民群众是至高无上和绝对正确的。(p.702)
致劳拉•拉法格 1887年12月24日于伦敦
我将寄给你几份美国的幽默报刊,现在先得给这里的人看看。那得意忘形的暴发户——他们看到自己穿上晚礼服,真是高兴得发狂了!尤其是在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全身都散发出一股庸俗的气味。这几乎要使人对英国的“上流社会”产生偏爱。(p.706)
致保尔•拉法格 1887年12月29日于伦敦
海涅经常说:普鲁士的暗探最危险,因为总不给他们钱,他们又总盼望拿到钱,这就迫使他们要又肯干又狡猾。(p.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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