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４年5月１0日于伦敦

    这些人如果让他们自由行动，那他们就会自己毁灭自己。只要给他们足够的绳子，他们就一定会自己去上吊。(p.146)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5月２3日于伦敦

    我对洛贝尔图斯的批判，主要是甚至仅仅是驳斥关于剽窃的问题，其他一切（他的拯救社会的乌托邦、地租、为地主偿债的土地信贷，等等）只是略涉一二。你自然会有充分的材料，给这位波美拉尼亚无地农民的小剥削者以应有的鞭挞；他要不是出身在波美拉尼亚，也许会成一个第二流的经济学家。....（迈耶尔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对他说来，洛贝尔图斯是一个神秘的大圣人）。这个人在经济学方面毫无贡献；他很有才能，但始终是一个半瓶子醋，而首先他是一个极端愚昧的波美拉尼亚人，一个妄自尊大的普鲁士人。他的成就充其量是有一些巧妙的正确的论点，但是从来不会应用。一般说来，一个正直的人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遭遇，即被推崇为俾斯麦名利社会主义者的福音呢？这就是历史对这个靠人工吹捧起来的“大人物”的惩罚。(p.150-15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5月23日于伦敦

    蠢事在任何时候都有，这不是干更大蠢事的理由。(p.152)

    要求资本主义社会实现劳动权，它就只能在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内来实现；如果向它要求劳动权，那就是要求在这些特定条件下的劳动权，也就是要求建立国家工厂、习艺所和工人移民区。如果说要求劳动权便间接地表明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变革，那末，这对当前的运动状况来说，是一种怯懦的退步，是对反社会党人法的一种让步，是一句空话，这种空话不可能有别的目的，只能使工人思想混乱，认识模糊，看不清自己应当追求的目标，看不清唯一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条件。(p.153)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6月5日于伦敦

    我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避免一切使他们有口实说我们搞分裂，即把分裂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的行动。这是党内斗争的常规，而现在比任何时候更应当遵循这一常规。若是分裂，我们应当继续掌握老的党，而他们或者退党，或者被开除。(p.158)

    如果我们现在就成为分裂的倡议者，那末全体党员群众就会不无理由地说，党费了很大力气，遇到种种危险，刚刚在改组，而我们却在这时候制造不和，瓦解党。如果我们能够避免这一情况，那末我仍然认为，分裂应当推迟到在德国发生某种变化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会有较大的行动自由。(p.158)

    如果分裂还是不能避免的话，那末它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私人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私人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在当前就应当由于纲领遭到破坏而发生。无论纲领怎样坏，你对它稍加研究就会确信，对你来说，那里足以找到立脚点。....其次，分裂必须经过充分的准备，至少要使倍倍尔同意这样做并立即跟我们一起走。第三，你自己应当弄清楚，分裂一旦发生，你打算怎么办和你能够怎么办。(p.158)

    在这个问题上，再没有什么比冒失更坏的了；一时激动作出的决定在我们看来似乎总是非常高尚的和英雄主义的，但是通常会导致蠢举，这一点我已经有了千百次的亲身经验。(p.158-159)

    总之：（１）分裂应当尽可能往后拖；（２）如果分裂不可避免的话，那就应当让他们提出来；（３）同时做好一切准备；（４）至少要有倍倍尔，而且尽可能还要有李卜克内西，否则不采取任何行动，李卜克内西只要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就会又转变过来（也许，甚至会矫枉过正）；（５）不顾一切地竭尽全力守住《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个立足的阵地。我的意见就是这样。(p.159)

    同这些不学无术和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而应当挖苦他们，用他们自己讲过的话嘲弄他们等等。(p.159)

    致奥古斯特•倍倍    １８８４年６月６日于伦敦

    当这些自由主义政党还没有机会在实践中当众出丑，没有机会掌握政权，并表明它们毫无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决不可能使群众抛弃它们。(p.162)

    这些政党在斗争重心不断左移的情况下所进行的进步斗争，对我们倒是有利的。....而尤其重要的是，进行决战的战场已经打扫得越来越干净，各政党的态度也更清楚、更明朗了。法兰西共和国这种缓慢的但又无法阻止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激进的冒充社会主义者的资产者和真正革命的工人之间的对立，我认为这种发展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我希望这种发展不要中断；我很高兴，我们的人在巴黎还不够强大（可是在外地要强大一些），不足以在受到革命词句的影响时举行什么暴动。(p.162)

    除了我所认为的党内的资产阶级“有教养的”分子在不断加紧纠合以外，对于当前事态的进程，我一点也不感到忧虑。我希望在我们还没有取得行动自由以前，尽可能避免分裂。但如果分裂势在必行（这一点你们更清楚），那就这样办吧！(p.164)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８４年６月２０日于伦敦

    我正在口授《资本论》第二卷，总的说来，工作进展很快，可是这毕竟是一项巨大的工作，要花很多时间，有些地方得绞尽脑汁。幸好我的头脑完全正常，完全有工作能力，即将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想必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我想今年年底以前还能出版《资本论》第二册，第三册要明年出了。(p.164-165)

    目前绝对必须把《资本论》最后几卷的手稿誊写清楚，并加工成可以付印的稿子。这两件事，在所有健在的人中间只有我能胜任。如果我没有完成这些工作就去世的话，那就没有其他人能够辨认这些手稿，这些手稿连马克思本人也往往在事后认不出来，大概只有他的夫人和我才能够辨认。（p.165）

    我抱着最好的希望。在领袖中间废物很多，但我对群众的信赖却坚如磐石。(p.165)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６月［２１—］２２日于伦敦

    带炸药的人终于发现了真理。问题是要连根铲除旧社会，但这时却发现，这个根其实不是根，而是枝。他们坚信这一深奥的真理，终于找到了那个应该抓住的地方，于是，把一个公共厕所炸毁了。（注）(p.167)
    （注）１８８４年５月３０日伦敦发生了好几起由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爆炸事件。在爆炸苏格兰广场（伦敦警察局大厦）时，炸药暗中放在大厦一角的公共厕所里。

    《资本论》第二册比第一册更伤脑筋，至少开头部分是如此。但是，这是异常出色的研究著作，人们从中将会第一次懂得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资本，以及其他许多东西。（p.168)

    海德门本人就是一个有钱人，又能支配那个十分富有的热心艺术家但却是个无能的政治家莫利斯（注1）的资财，到那时，他不是将《今日》置于自己的监护之下，便是使这个杂志彻底垮台。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他都想成为唯一的主宰。我很高兴，对于这一切无谓的琐事，我都采取冷淡的态度。海德门并不愚蠢，他是一个出色的生意人，然而是一个肤浅的人，是一个典型的约翰牛，他所具的虚荣心，远远超过了他的才能和他所干的一切。巴克斯和艾威林（注2）有最良好的意愿，他们学习了一些东西，但是一无所获，单靠这样一批文人是搞不出什么名堂的。群众目前还没有跟他们走。(p.168)
    （注1）莫利斯，威廉（１８３４—１８９６）——英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八十年代参加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１８８４—１８８９年是社会主义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起处于无政府主义
者影响之下。
    （注2）巴克斯，厄内斯特•贝尔福特（１８５４—１９２６）——英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之一；社会民主联盟左翼的积极活动家；社会主义同盟的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３年起同弗•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英国社会党创始人（１９１１）和领袖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

    艾威林，爱德华（１８５１—１８９８）——英国社会主义者，作家，政论家，《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译者之一；１８８４年起为社会民主联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为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１８８９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女儿爱琳娜的丈夫。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６月２６日于伦敦

    罗马法是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法，但是它也包含着资本主义时期的大多数法权关系。因此，这正是我们的市民在他们兴起时期所需要，而在当地的习惯法中找不到的。(p.169)

    在使用奴隶和农奴的生产中，剩余价值仅仅是例外；这应当叫做剩余产品，这些产品多半是被直接消费掉，而不是拿到市场上去出卖。(p.169)

    在所有以自然分工为基础的社会里，产品支配着生产者，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生产资料至少在某些场合也支配着生产者：在中世纪，土地支配着农民，农民只是土地的附属物；手工工具支配着行会手工业者。分工是劳动资料对工人的直接支配，虽然这并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支配。(p.169)

    你不应该把农业和技术同政治经济学分开。....正如蒙昧人和野蛮人的工具同他们的生产分不开一样，轮作制、人造肥料、蒸汽机、动力织机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分不开的。正如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蒙昧人的工具也制约着他们的社会。你的观点导致的结论是：似乎生产只是现在才决定社会制度，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并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工具还没有犯下原罪。

    一说到生产资料，就等于说到社会，而且就是说到由这些生产资料所决定的社会。正如没有自在的资本一样，也没有在社会之外并对社会不发生影响的自在的生产资料。(p.169-170)

    生产资料在包括简单商品生产在内的先前各个时期中，同现在相比仅仅起着微不足道的支配作用，它怎样发展成象今天这样专横的支配力量，这是需要加以证明的，而你的证明我看是不充分的，因为它没有指出另外的一极：一个自己不再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也不占有生活资料、从而必须将自己零碎出卖的阶级的产生。(p.170)

    在说到洛贝尔图斯的积极建议时，应该强调指出他的蒲鲁东主义——他自命为蒲鲁东第一，说他先想到了法国的蒲鲁东的观点。洛贝尔图斯早在１８４２年发现的构成价值，应当指出来。这些建议比布雷（注），比蒲鲁东的交换银行落后得可怜。产品中只有四分之一应该归工人，然而却是稳拿的！(p.170)

    （注）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

    致叶甫盖尼娅•埃杜阿尔多夫娜•帕普利茨  １８８４年６月２６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我觉得，您对您的同胞有点不公平。我们两个人，马克思和我，是不可能埋怨他们的。如果说某些学派曾经多半是由于他们的革命热情而不是由于科学研究而引人注目，如果说过去和现在在某些方面还彷徨徘徊，那末另一方面，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我指的不仅是参加实践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是俄罗斯文学方面的那个历史的和批判的学派，这个学派比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都要高明得多。甚至在参加实践的革命者当中，我们的思想和马克思根本改造过的经济科学也总是得到人们的理解和同情。（p.171-172)

    您认为把我那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翻译过去是有益的，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p.172)
    （注）帕普利茨，叶甫盖尼娅•埃杜阿尔多夫娜（１８５４—１９１９）（丈夫姓利尼尧夫）——俄国女歌唱家，民歌的收集、传播和研究者，曾参加莫斯科秘密的“翻译者和出版者协会”（１８８２—１８８４）的工作，该协会曾出版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著作的俄文译本；１８８４年流亡国外，１８９６年

    回到俄国；俄国民粹派革命家利尼尧夫的妻子。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６月２９日于伦敦

    对小小的刺激，根本用不着管它。这是斗争的第一条规则，并且要记住：

    “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
    刺痛敌人乐呵呵，
    单拿蠢货来开心，
    单拿傻瓜来奚落。”（注）

    （注）格•维尔特《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７月１１日于伦敦

    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的全部共同点，不过是“平均主义地应用李嘉图的理论”，这一点马克思在《贫困》第４９页中就讲到了，而且从１８２７年以来就已经是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但是这还决不是马克思下了定义并贯串整个经济科学的剩余价值。因此，英国先生们，洛贝尔图斯也是完全一样，抄袭了李嘉图的东西，根本未能在经济学上创立什么新东西；只有马克思才前进了一步，推翻了整个旧的经济学。(p.176)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７月１9日于伦敦   

    他们可以随意发表议论，我们却不能痛斥他们。....这就使得....所有这一类人的博爱精神、人道主义、感伤心理以及其他反革命臭货逐渐蔓延滋长。(p.178)

    海德门的书，就象这个家伙本人一样，是妄自尊大、厚颜无耻的俗物，他在书中时时想刺刺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不是英国人；海德门是个独一无二的沙文主义思想最露骨的约翰牛）。(p.179）

    我希望现在能收到洛贝尔图斯的《认识》，....我一定要看看这本东西，因为他本人在１８７９年硬说，马克思利用了这本东西，而没有提到作者的名字。对马克思的这种指责，只有根本没有想到这种武断说法是多么无知的人才会干得出来。凡是读过李嘉图著作的人（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已经有相当多的地方谈论同一个内容了），为了知道剩余价值“起源”何处，是用不着再去读“了不起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的。(p.179-1870）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７月２１日以后于伦敦］

    不要忘记，在斗争中总是有时顺利，有时受挫折，所以，如果有时情况稍不顺利，也不要太不痛快。(p.181)

    即使机会主义者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在党团里取得统治地位（而这只有在倍倍尔不会重新当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还决不是说，他们就得逞了。他们有什么办法来对付群众呢？要知道，群众总是推着他们前进，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p.18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７月于伦敦］

    一个人在如此低贱的杂志上炫耀他的科学，就证明他实际上什么学问也没有。....说什么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一样，二者都有片面性，应当结合为一个更高的统一体，这种说法是陈词滥调，你不必去管它。至于无神论只是表示一种否定，这一点早在四十年前驳斥哲学家们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说过，但我们补充说：无神论单只是作为对宗教的否定，它始终要谈到宗教，没有宗教，它本身也不存在了，因此它本身还是一种宗教。(p.187)

    这样的科学连黄口小儿也唬不住！就让他们在那个低贱的杂志上象孔雀那样炫耀自己吧，如果仔细看看孔雀尾巴的后面，那末看到的只是那个排泄粪便的部位！(p.188)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８月１日于伦敦

    今天已将洛贝尔图斯的《认识》一书，用印刷品挂号寄还，....洛贝尔图斯的这本书，确实是他写的所有著作中最好的一本。....此书证明，如果他继续研究下去，而不去编造乌托邦的话，他已经十分接近了问题的实质。(.190-19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8月6日于伦敦］

    对于所有这些浅薄的渺小人物来说，由于他们的才能和性格同他们沽名钓誉的野心不相称，所以他们胜利之日，同时也总是他们失败之时。（p.192）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４年８月１１日左右于沃信］

    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于....十五世纪，大工业的兴起只是开创了它的全盛时代。(p.194)

    农民的小块土地如果成了资本，那就是土地资本。....您说的那个为新奥尔良市场生产商品的奴隶主不是资本家，正如剥削徭役农民的罗马尼亚贵族不是资本家一样。只有剥削自由工人的劳动资料占有者才是资本家！(p.194-195)

    只要使用一个雇佣工人为商人织商品布，并赚取生产费用和布匹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那末，这个织布机就变成了资本。生产的目的是生产商品，这并不赋予生产工具以资本的性质。商品生产是资本存在的先决条件之一；但是只要生产者只出售他自己的产品，他就不是资本家；只有当他利用他的生产工具剥削他人的雇佣劳动时，他才成为资本家。(p.195)

    把土地交给徭役农民耕种，并从徭役农民那里征收蛋品、家禽、水果、家畜等贡赋的封建主不是资本家。他靠别人的剩余劳动养活，但是不把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变为剩余价值；他不出售这些产品，而是把它们吃掉，用掉，挥霍掉。但是，如果这个封建主象十八世纪常见的那样丢开他的一部分徭役农民，如果他把他们的小块土地合并为大农场，租给重农学派所极力推崇的大农场企业主，如果这个大农场主把原来的徭役农民作为农业雇佣工人用来在他的农场里做工，那时封建农业就变为资本主义农业，农场主就变为资本家。(p.195)

    商品流通是以货币的存在为前提的；物物交换只会产生偶然的交换，并不造成商品流通。(p.195-196)

    或者是成本包括利润，那末商品就“按照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取价，在这种情况下价格（价值）包括活劳动超出被付给的工资所创造的并被资本所攫取的剩余价值。或者是成本不包括利润，那末价值就不是由物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确定，而是由对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的高低确定，——这是早已遭到李嘉图批驳的陈词滥调。(p.196)

    马克思在关于机器和大工业的整整一章中证明，机器只是使产品价格降低，而正是竞争使这种作用突出出来；换句话说，利益在于在同等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因而在每件产品上体现出更少的劳动，每件产品的价值也就相应降低。博利约先生忘记告诉我们，既然这种生产率提高以后的产品不属于雇佣工人，既然工人的工资不由生产工具的生产率来决定，那末，生产率的提高对雇佣工人究竟有什么好处。(p.197)

    在这里为利润所作的辩解包含着庸俗经济学的精髓，即替资本家剥削工人辩解。资本的创造者要求给这种创造一笔“合法的”报酬（即所谓“节欲报酬”，见马克思（注1）），而这笔报酬应当由被剥削的工人以无酬劳动的形式支付。....“管理报酬”是以付给雇佣经理的工资来表现和衡量的，这是没有一个资本家会感到满足的一种报酬。请看一看《资本论》德文第３版第１７１、１７２页（我手头没有法文版（注2）），您会发现那里寥寥数语就把所有这些论调驳倒了。(p.197)
    （注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４８—６５６页。
    （注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４８—６５６页。

    宣称“利润是活劳动〈不是工人的劳动，而是资本家的劳动！〉的合法产儿”，这样您就承认（替马克思并代表马克思承认）马克思一贯与之斗争的庸俗经济学的这种学说。因此，必须彻底改变您的说法，使您的说法同这类论调毫无相似之处。否则，您就上当了。（p.198）

    您把经济学上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想”强加给马克思，马克思是会提出抗议的。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因为你已经有了先入之见。(p.198)

    致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     １８８４年８月１３日于英国沃信市海军操场４８号

    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学里，没有一门科学比经济学被糟蹋得更厉害。....在英国和美国，同在法国和德国一样，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压力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几乎一无例外地都涂上一层讲坛社会主义的博爱主义色彩，而且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那是一种柔软的、可塑的、粘质状的动物胶，可以捏成任何一种形状，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培养钻营之徒的极好培养基，如同真正的动物胶繁殖细菌一模一样。这种使人委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的影响，至少在德国和一部分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间，甚至在我们党内，都感觉得到，在我们党的周围极为流行。(p.200)

    最主要的是，认真自学从重农学派和斯密到李嘉图及其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的著作，同时要不断地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其实自学越深入下去，就越能找到最好的门径，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学了，不过要有个前提，就是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p.200)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８月２２日于英国沃信市海军操场４８号

    你对倍倍尔太先入为主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德国是没有人能代替的，应该受到爱护；如果必要，他应当保重自己，以便在决定关头能投入战斗。(p.203)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８月２３日于沃信］

    当然，可能是《书信》（注）促成了对洛贝尔图斯的崇拜。主要是一些非共产主义者想把一个也是非共产主义者的人抬出来同马克思分庭抗礼，以及这些人糊涂无知。(p.204)
    （注）对马克思的这种诽谤包含在洛贝尔图斯１８７１年１１月２９日给鲁•迈耶尔的信和洛贝尔图斯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４日给约•泽勒尔的信中，见《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迈耶尔博士出版》柏林版第１卷第１３４页和《一般政治学杂志》１８７９年杜宾根版第３５卷第２１９页。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９月２０日于伦敦

    马克思把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共同内容概括为它们的最一般的思想表现，所以他的抽象只是用思想形式反映出已存在于事物中的内容。

    与此相反，洛贝尔图斯给自己制造出一种或多或少是不完备的思想表现，并用这种概念来衡量事物，让事物必须符合这种概念。他寻求事物和社会关系的真正的、永恒的内容，但是它们的内容实质上是易逝的。这样就有了真正的资本。这不是目前的资本，目前的资本只是概念的不完备的体现。他不从目前的、唯一实际存在的资本里面得出资本概念，却为了从今天的资本达到资本，去求助于孤立的人们，询问在他们的生产当中能体现为资本的是什么。当然是单纯的生产资料。这样一来，就干脆把真正的资本和根据不同情况有时是资本有时不是资本的生产资料混在一起。这样一来，资本的一切坏的特性，即一切真实的特性就都从资本中排除掉了。于是他就可以要求真实的资本必须符合这个概念，就是说，它只行使单纯的社会生产资料的职能，抛弃一切使它成为资本的东西，然而它仍旧是资本，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真正的资本。（p.209-210)

    现在的价值是商品生产的价值，但随着商品生产不再存在，价值也就“变了”，就是说，价值本身还存在，只是形式改变了。实际上，经济价值这个为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范畴，将同商品生产一起消失（见《反杜林论》第２５２—２６２页），就象它在商品生产以前并不存在一样。劳动同产品的关系，无论在商品生产以前或以后，都不用价值形式来表现。(p.210)

    马克思讲的鲁滨逊（注1），是真正的鲁滨逊，即丹尼尔•笛福（注2）原书中的鲁滨逊，....他是一个遭遇船难的商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时还贩卖奴隶。总之，这是一个真正的“资产者”。(p.210-211)
    （注1）《资本论》第一卷（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９３—９６页）。
    （注2）笛福，丹尼尔（ｌ１６６０左右—１７３１）——著名的英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说《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４年１０月１１日于伦敦

    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和受了资产阶级熏染的社会主义者，很容易讨好选民和满足自己出风头的欲望。....如果他们挑起分裂，这倒不是坏事，不过他们还得喝点酒壮壮胆才敢这样干。我仍然坚持这样一种看法：只要反社会党人法还有效，我们就不应挑起分裂。如果分裂还是发生，那就迎上去，我就跟你一起投入战斗。(p.215)

    我们的一位朋友在一次工程师的集会上碰到了俾斯麦在瓦尔岑造纸厂的合伙人（贝伦斯），此人向他谈了很多关于俾斯麦蛮横无礼的事。....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俾斯麦曾对这位贝伦斯说，在国会中唯一称得上演说家并且大家总是倾耳细听其演说的，就是奥古斯特•倍倍尔。(p.216)

    一般说来，德国的工业仍然和从前一样：它生产的物品，在英国人看来数量太少，在法国人看来质量低劣，但毕竟是大规模地生产。它能够维持的原因仍然是：（１）抄袭外国的式样，（２）把真正的剩余价值赠给买主（唯有如此，它才有竞争能力），用压低工资的办法来榨取过头的剩余价值（唯有如此，它才能够维持）。但是，这样一来，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除了在个别地方处于停滞状态（那些地方对非正常工资已习以为常），在多数地方正在尖锐化，因为工资的压低有增无已。(p.216-217)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１０月１３日［于伦敦］

    我不允许别人把一种正字法强加给我，就象不允许强加给我一个妻子一样。(p.217)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８４年１０月１５日于伦敦

    你说倍倍尔在夏天看望过你，我听了很高兴。你对他的看法同我完全一样，他是整个德国党内头脑最清楚的人，而且绝对可靠，从不茫然失措。特别难得的是：他那杰出的演说家的才能是一切市侩都公认的，而且是心悦诚服的，甚至俾斯麦都曾对他的造纸厂合伙人贝伦斯说过，倍倍尔是整个国会中独一无二的演说家，可是这个才能丝毫没有使他变得浅薄。这是从狄摩西尼（注）以来未曾有过的。所有其他的演说家都是浅薄的。(p.218)
    （注）狄摩西尼（公元前３８４—２２）——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３３８年）被驱逐出雅典。

    我一生所做的是我注定要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象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更猛烈的狂风暴雨时期来到时，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象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诚然，在风平浪静的时期，有时事件证实正确的是我，而不是马克思，但是在革命的时期，他的判断几乎是没有错误的。（p.219）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４年１０月２９日于伦敦

    我们的工人真是好样的！他们不顾政府和资产阶级的一切诡计、威胁和暴力，夺回一个又一个阵地，表现得那么顽强，那么坚决，主要的是，又那么达观！德国极其需要重新受到世界的尊重；俾斯麦和毛奇能够做到使人畏惧德国；只有我们的无产者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即得到那种只有自由而又纪律严明的人们才当之无愧的尊重。(p.227)

    公社对欧洲的影响非常大，使法国无产阶级也倒退得非常远。掌握政权三个月，而且是在巴黎，并没有使世界翻转过来，却由于自身的无能覆灭了（现在人们这样片面地评论公社）——这难道不是证明党没有生命力吗？这就是人们的通常的说法。他们不了解，公社是旧的、法国特有的社会主义的坟墓，而同时对法国来说又是新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摇篮。德国的胜利也将帮助国际共产主义牢牢地站稳脚跟。(p.227-228)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８４年１１月８日于伦敦

    一个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作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出现，它是在极其严酷的迫害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势不可挡地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它在欧洲市侩习气最浓、为胜利而陶醉最厉害的国家中，却没有沾染任何的市侩习气和沙文主义。这支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对政府和旧的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可理解和不可思议的，正如基督教狂潮的汹涌，对覆灭中的罗马帝国的当权者来说，是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一样。这支力量和当年的基督教一样，满怀信心、势不可挡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它是那样地有信心，以至现在就可以精确地算出它的加速度方程式，从而推算出它最终胜利的时刻。(p.230)

    工业变革时期出现的政治运动或直接社会主义运动（那时还不成熟）遭到了失败，遗留下来的与其说是鼓舞，不如说是沮丧；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发展显得比革命的反抗更有力量；再要反对资本主义生产，就需要新的更强大的推动力。(p.230-231)

    农业的辅助收入，自己种的马铃薯，成为资本家压低工资最有力的工具；资本家现在把全部正常的剩余价值赠送给外国买主，只靠这种办法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住竞争能力，他自己的全部利润则通过降低正常工资来榨取。(p.231)

    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已经从理论上总结了英国和法国的整个实践和理论发展史的成果，揭示了全部本质，从而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最终的历史命运，这就给德国无产阶级提供了它的先驱者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来没有过的纲领。一方面是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是人们更加心明眼亮，——这就是德国工人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的奥秘。(p.231)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１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不逐渐地成熟起来，我们就不可能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来。(p.234)

    领袖中间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暂时还会在某些地方的群众中找到他们以前得不到的支持。迄今为止以个别人的反动趋向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可能（局部地）在群众中作为必然的发展因素重新出现。因此，可能的话，必须改变策略，以便引导群众前进，同时不让那些不中用的头头来领导运动。但是这也需要等待。(p.234-235)

    那些不中用的头头来领导运动。但是这也需要等待。《资本论》第二册第三篇的极为复杂的定稿工作，我明天开始。这项工作一结束，我希望就抽出时间来修改《农民战争》，现在将把它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转折点拿出来，为此就要在开头和结尾做一些重要的历史补充。(p.235)

    因为怯懦会丧失理智，庸人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p.235)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４年１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欧洲各国现有的政治制度，都是革命的产物。法制基础、历史性的法、法制到处被千百次地破坏着或者是整个被抛弃。但是所有通过革命取得政权的政党或阶级，就其本性说，都要求由革命创造的新的法制基础得到绝对承认，并被奉为神圣的东西。革命的权利原先是存在的，否则执政者就得不到法律的批准，但是后来它被取消了。(p.238)

    德意志普鲁士帝国，作为１８６６年用暴力创立的北德意志联邦的完成，完全是革命的产物。对此我并不抱怨。我对做了这件事的人所要责备的，只是他们是一些可怜的革命者，过早地止步不前，没有立即把整个德意志并入普鲁士。(p.239)

    总而言之，选举已经表明：采取对敌对者顺从和让步的办法，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只有通过顽强的抵抗，我们才能迫使人们尊重我们，才能成为一支力量。只有力量才能赢得尊重，只有当我们有力量时，庸人们才会尊重我们。向庸人让步的人，庸人是瞧不起的，这种人在庸人看来不是一支力量。可以让人透过丝绒手套感觉到钢手铁腕，但必须让人感觉到它。德国无产阶级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党，让它的代表人物无愧于这个阶级吧！(p.241)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４年１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莫利斯（他有一天晚上到我这里来，看见桌上有一本斯堪的那维亚的《老艾达》，非常高兴，他是冰岛文学的爱好者）朗诵了他的诗作（改写《艾达》中的《布龙希耳德下地狱》——描写布龙希耳德在西古德火葬时投身自焚）。(p.242)

    保尔对布洛克的答辩（注），不仅文笔非常好，而且内容也非常好。各人有各人的学习方法，如果他在斗争中学习政治经济学，只要是学了，那也很好。(p.242)
    （注)指保•拉法格当时因勒卢阿－ 博利约的《集体主义，对新社会主义的批判性考察》一书出版而进行的论战（见注２０７和２１２，以及本卷第１９４—１９９页）

    什么事情也不能象[法、德]这两个“世代为仇的国家”的无产者的这种真挚情谊和紧密合作，更使市侩们，而且也使其他国家的工人们感到惊异。这件事情应当强调再强调。(p.243)

    看来，克列孟梭（注）在政治上飞黄腾达，在道义上日趋堕落，这在法国资产阶级政治中恐怕是不可避免的。（p.345）
    （注）克列孟梭，若尔日•本扎曼（１８４１—１９２９）——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八十年代起为激进党领袖；内阁总理（１９０６—１９０９和１９１７—１９２０），奉行帝国主义政策。

    致夏绿蒂•恩格斯    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１日于伦敦

    你们妇女比我们男人刚毅、坚强。你们在需要时所忍受的事情，我们是忍受不了的。（p.248）
    （注）恩格斯，夏绿蒂（１８３３—１９１２）——恩格斯的弟弟艾米尔•恩格斯的妻子。当时艾米尔刚刚去世。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１１—１２日于伦敦

    自由党人先生们是些软弱的人，得到一星半点就满足了，甚至我们方面作出一点小小的让步，他们就会心满意足，然而，我担心的正是这种一点小小的让步，因为他们会在国外损害我们的名誉，使我们信誉扫地。（p.249-250）

    由于从事家庭工业的工人通常都经营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这就使得有可能把他们的工资压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低。农业和工业的结合，从前是平民的幸福，现在却成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最有力的工具。一畦马铃薯、一头母牛、一小块耕地，就能使工人以低于自己劳动力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其所以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工人被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而这块土地又只能使他维持部分生活。因此，我们的工业之所以有能力输出，是由于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全部剩余价值赠送给买主，而资本家的利润则是靠压低正常工资取得的。(p.251-252)

    多亏马克思，我们还懂得了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原因以及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条件，而这一点是我们任何一个前人所未有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有义务取得胜利。(p.252)

    至于说到纯粹民主派和它在未来的作用，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它在革命关头能够作为极端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法兰克福就曾扮演过这种角色），作为整个资产阶级经济、甚至封建经济的最后一个救生锚，在短时间内暂时起作用。在这样的时刻，全部反动分子都给它撑腰，增强它的力量：一切反动的东西那时都将戴上民主的假面具。(p.252)

    我们不能指望，在危机爆发的时刻就有多数选民，即多数国民支持我们。(p.253)

    革命就只能从军队开始。和现代军队比较起来，手无寸铁的人民在军事方面简直是微不足道的。(p.253)

    不管怎样，在危机的日子和危机后的日子，我们唯一的敌人将是聚集在纯粹民主派周围的整个反动派，这一点，我认为是不能忽视的。(p.253)

    应当要求把大片整块国有土地租给农业工人合作社共同耕种。....应该把这一火种投到农业短工中去。....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争取农业工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是一个极好的方法，可以向他们表明，以后他们将在目前属于地主老爷的大地产上实行集体经营。(p.254)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８４年１２月中于伦敦］

    在现代军事技术装备（速射枪等等）的水平下，革命应该在军队里开始。至少在我国，革命会这样开始。(p.254)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２９日于伦敦

    退出[社会民主]联盟的有艾威林、巴克斯和莫利斯，他们是文人中仅有的几个诚实人，但是这三个人十分脱离实际（两个诗人和一个哲学家），就是白天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象他们这样的人。和他们一起退出的还有最著名的工人中间的一些优秀人物。他们想加入伦敦支部，希望在那里获得多数，而让海德门在他那些不存在的地方支部里去主宰一切。他们的机关刊物将是一个不大的月刊。人们终于决定谦虚从事，量力而为，而不再这样干：仿佛只要几个文人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吹起集合号，整个英国无产阶级就必定会立即行动起来。(p.257)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４年１２月30日于伦敦

    在政治上，也和在科学上一样，还是应该学会客观地看待事物。（p.25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３１日于伦敦

    我的《农民战争》正在完全重新修改。农民战争将作为全部德国历史的轴心拿出来。(p.264)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５年１月１日于伦敦

    对于一个政治组织来说，在全英国不会找到三个比艾威林、巴克斯和莫利斯更缺乏实际经验的人。不过他们是诚实的。(p.268)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１８８５年１月１３日于伦敦

    马克思对讲空话不太感兴趣。(p.271)
    （注）施留特尔，海尔曼（死于１９１９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八十年代为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出版社领导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９年侨居美国，在那里参加社会主义运动；写有许多英国和美国工人运动史方面的著作。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８５年２月４日于伦敦

    这伙半吊子文丐只会败坏党的面貌，难道你就始终都不明白？....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成分越来越占上风。马克思的名字尽量回避不提。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党内就要发生分裂，对这一点你也许会深信不疑。你把一切都归结为庸人先生们被触痛了。但是，有时候这样做是必要的，不然他们就会太无耻了。(p.278-279)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５年3月8日于伦敦

    我钻研得越深，就越觉得《资本论》第三册伟大，....一个人有了这么巨大的发现，实行了这么完全和彻底的科学革命，竟会把它们在自己身边搁置二十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p.285)

    不管怎样，我要把整理摩尔的书的工作坚持下去。这部书将成为他的纪念碑，这是他自己树立起来的，比别人能为他树立的任何纪念碑都更加宏伟。到星期六就是两年了！然而，说实在的，在整理这部书时，我感到好象他还活着跟我在一起似的。(p.286)

    致理查•施特格曼    １８８５年３月２６日［于伦敦］

    如果您能从马克思时时事事都是同德国庸人截然对立的这一前提出发，那末您就不会犯违背真理的过失。(p.287-288)

    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１８８５年４月２日于伦敦

    《资本论》第二卷已经印了三分之二，大约过两个月就能出版；第三卷的工作正在全力以赴。这个包含着最后的并且是极其出色的研究成果的第三卷，一定会使整个经济学发生彻底的变革，并将引起巨大的反响。(p.288)

    如果在革命关头到处都是资产阶级最激进的分子执政：在法国是克列孟梭，在这里是迪耳克和张伯伦，在德国是李希特尔，这样将对我们最有利。那时，他们就会事先自己证明自己站不住脚，革命也会反对他们，而不会有利于他们。如果在巴黎，人们不贸然行事的话，那就必定会如此。(p.289)

    在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条件下，完全不可避免的是，我们的人已把不少名副其实的庸人送到国会里去了，这些庸人已经使人感觉到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占党团中的多数。现在应该等待一下，看看他们会走多远；如果他们是被拖着走的，那还可以容忍他们一个时期，但要让他们来领导，那是决不能容忍的。他们知道，群众并没有跟着他们走，但是他们也知道，群众的手脚现在也被紧紧地束缚着。有一点很清楚：如果他们占上风，那我同他们只能走到一定的限度，就在那里说一声：再见，先生们！(p.289)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８５年４月４日于伦敦

    [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中的多数派先生们，从他们发表在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声明来看，他们仍然想确立自己的“支配权”。....但同时这又是他们为使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党内掌权和具有正式地位而把无产阶级分子排挤到仅仅是一种忍气吞声的地位的第一步。(p.281)

    《资本论》第二册已经印出二十五印张（共三十八印张）。我正在搞第三册。它是卓越的，出色的。这对整个旧经济学确实是一场闻所未闻的变革。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的理论才具有不可摧毁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各条战线上胜利地发动起来。只要书一出来，党内的庸人习气也会再次受到久久不会忘记的打击。（p.292-293)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８５年4月16-17日于伦敦

    目前，整个社会主义同盟（注1）由于阿富汗的动乱（注2）正处于惊人的激昂状态之中，他们仿佛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而且还有战败了的英国，燃起起义烽火的印度，以及国内的革命，社会主义的胜利——真是一片欢呼声！不幸的巴克斯打算写这类文章，然而杜西劝他和我商量一下，我则竭力设法使他的激情稍微冷却一些。....社会主义同盟暂时还不能把英国点燃起来，而俄国的虚无主义者却可以借助失利的战争在俄国做到这一点。(p.296)
    （注1）社会主义同盟是英国社会主义组织，１８８４年１２月３０日由一批不满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机会主义路线而退出联盟的社会主义者创建。同盟的组织者有爱琳娜•马克思、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威廉•莫利斯等。在同盟存在的最初年代，它的活动家们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但是，在同盟的成员中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就占了上风，它的许多组织者，其中包括爱•马克思－艾威林和爱•艾威林，都离开了同盟的队伍，于是到１８８９年同盟就瓦解了。
    （注2）指１８８５年３—４月由俄英双方在阿富汗西北边疆地区的帝国主义利益的争斗而引起的冲突。

    无疑地，ｌｅｘ〔法律〕一词来源于ｌｅｇｅｒｅ〔收集〕，而′μ 〔法律〕一词来源于′μω〔我在牧场上放牧〕，由此可以断定，在农业术语和政治术语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也不可能不是这样的。曾经采用过的那些最初的社会规章必然是同当时生产和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语言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是完全自然的。但如果再进一步要从ｌｅｇｅｒｅ和′μω的词源上找出完整的系统，单单因为我们不知道每一个单独的派生词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更不知道这个词在什么时候获得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含义，就会得出荒诞的结果。(p.297)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８５年４月２３日于伦敦

    工资额与工作时间长度成反比的规律同样在俄国也得到了证实，这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同样有意思的是由于现代工业和金融制度的发展，世界正在迅速分化，无产业的业主数目的日益增加证明了这一点。(p.298)

    现在我正在搞[《资本论》]第三卷，这是圆满完成全著的结束部分，甚至使第一卷相形见绌。....这个第三卷是我所读过的著作中最惊人的著作，极为遗憾的是作者未能在生前把这项工作做完，亲自出版并看到此书必定会产生的影响。在这样清楚地叙述了以后，就不可能再有任何直接的异议了。最困难的问题这样容易地得到阐明和解决，简直象是做儿童游戏似的，并且整个体系具有一种新的简明的形式。(p.299)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１８８５年４月２３日于伦敦

    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p.301）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至于我，对俄国现状知道得太少，不能冒昧地对那里在某一时期所应采取的策略的细节作出判断。

    我所知道的或者我自以为知道的俄国情况，使我产生如下的想法：这个国家正在接近它的１７８９年。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它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就象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从３月１３日（注1）以来更是如此。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只要轻轻一撞就能使处于极不稳定的平衡状态（用普列汉诺夫的比喻来说）的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如果说布朗基主义的幻想（通过小小的密谋活动震撼整个社会）曾经有某种理由的话，那这肯定是在彼得堡。只要火药一点着，只要力量一迸发出来，只要人民的能量由位能变为动能（仍然是普列汉诺夫爱用的、而且用得很妙的比喻），那末，点燃导火线的人们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因为这种爆炸力将比他们强一千倍，它将以经济力和经济阻力为转移尽可能给自己寻找出路。

    假定这些人设想能够抓到政权，那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他们凿穿堤坝引起决堤，那急流本身很快就会把他们的幻想冲得一干二净。但即使这种幻想偶然赋予他们更大的意志力，这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您不妨看看违反自己意志的革命者俾斯麦，看看到头来竟同自己所崇拜的沙皇闹得不可开交的格莱斯顿。

    据我看来，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是一场宫廷阴谋，那它在第二天就会被一扫而光。在这个国家里，形势这样紧张，革命的因素积累到这样的程度，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状况日益变得无法忍受，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公社到现代大工业和金融寡头——都存在，所有这一切矛盾都被无与伦比的专制制度用强力压制着，这种专制制度日益使那些体现了民族智慧和民族尊严的青年们忍无可忍了，——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１７８９年一开始，１７９３年很快就会跟着到来。(p.301-305)
    （注1）１８８１年３月１３日（俄历１日），根据“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在彼得堡刺死了皇帝亚历山大二世。

    致理查•施特格曼    １８８５年５月５日［于伦敦］

    半吊子庸人（您准备驳斥这种人的偏见）即使是对我的最有说服力的话，也会根本无动于衷。那些硬说马克思“去世时没有朋友”的人，首先必然认为根本没有我这个人。那我的论断又怎么能发生什么魔力呢？（p.305-306）
    （注）施特格曼，理查——德国经济学家。

    有人对马克思散布过无数的谣言，他曾认为不必加以反驳。也许有朝一日，我得替他做这件事情，不过那要由我自己来选择地点、时间和行动方式。那时当然有人又会说我也是“冷漠无情的”人。(p.306)

    我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出版马克思的手稿上了，我在履行自己的这一义务时，完全不理睬庸人们的恶言秽语，而是无条件地按照马克思的精神去办事。(p.306)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８５年５月１５日于伦敦］

    每当听到坏消息的时候，你们总是忘记那句旧谚语：鬼并不象描绘的那样可怕。(p.307)

    他们以后还会遇到其他的失望。这改变不了他们的市侩性格，但是定会使他们对自己的言行失去信心，并在他们必须表示赞成或反对的那些市侩的问题上，使他们中间发生分裂。对这种人，只须听其自由，这样他们就会互相除害。(p.309)

    我们应该竭尽全力捍卫，特别是在报刊上捍卫我们的每一个观点，而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需要直接对抗的。迂回的行动，这也是一种防御方法，它包含着进攻性的反击。....但要记住一条老规矩：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资本论》第三卷将一下子把所有这些家伙打得落花流水。（p.309-310）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１８８５年５月１５日于伦敦

    《我们的主是坚固堡垒》这首歌是农民战争的《马赛曲》（注）。虽然它的歌词和曲调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可是今天却不能也不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领会它。(p.310)
    （注）指马•路德的赞美诗。亨•海涅在他的著作《德国的宗教和哲学史》（第二册）中称这首诗是“宗教改革的马赛曲”。

    宪章派的歌子很多，可是现在再也找不到了。

    一般说来，过去几次革命的诗歌（《马赛曲》始终是例外），在以后就很少有革命的效果，因为这些诗歌为了影响群众，也必定反映出当时群众的偏见，所以，甚至在宪章派那里也有宗教的胡言乱语。（p.310-311）

    至于《新莱茵报》上的文章，您首先需要断定哪些真正是马克思写的。例如，有关六月起义的一些文章，其中只有一篇很出色的文章（注）是他写的。对斗争等等的全部叙述，都是我写的。反对巴枯宁和泛斯拉夫主义的那篇文章也同样是我写的。一般说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的分开，因为我们彼此有计划地作了分工。(p.312)
    （注）卡•马克思《六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