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茹尔•盖得  １８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在伦敦郊区银镇的一家生产橡胶制品等等的工厂（属于西尔弗公司），正在举行罢工，领导这次罢工的是艾威林夫人（注），罢工已经延续十个星期了，参加罢工的有三千男女工人。这次罢工很有可能取得胜利。这次罢工取得胜利很重要，不然的话，从码头工人罢工以来工人们所取得的一连串的胜利就将中断，而英国企业主老爷们的胜利将会使他们几乎已经失去的信心又恢复起来。(p.306)
    （注）即卡尔 马克思的小女儿杜西——艾琳娜 马克思。

    致维克多•阿德勒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４日于伦敦

    我曾建议你把阿韦奈耳的《克罗茨》（注1）修改一下，理由是：据我（以及马克思）看来， 这本书特别对法国革命的紧要时期，即８月１０日至热月９日（注2）这一时期，第一次作了以研究档案材料为依据的正确的阐述。(p.311)
    （注1）若•阿韦奈耳《阿那卡雪斯•克罗茨，人类的演说家》。按：克罗茨，阿那卡雪斯（１７５５—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曾同雅各宾派左翼接近。
    （注2）１７８９年７月１４日是巴黎人民群众攻占巴士底狱和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的日子。热月９日（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２８日）是指那天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的结果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

    巴黎公社（注1）和克罗茨都是主张宣传战争的，认为这是唯一的拯救手段，而公安委员会（注2）却玩弄外交手腕，它害怕欧洲同盟（注3），想通过分裂同盟的办法去寻求和平。丹东（注4）想同英国媾和，即同福克斯（注5）以及希望通过选举取得政权的英国反对派媾和。罗伯斯比尔在巴塞尔同奥普两国密谋，想同它们达成协议。这两个人共同反对公社，以便首先把那些想要宣传战争，想要在整个欧洲传播共和制度的人们推倒。他们居然胜利了，公社（阿贝尔（注6）、克罗茨等人）的脑袋落地了。可是，从这时起，那些想单独同英国缔结和约的人和那些想单独同德国一些邦缔结和约的人之间就不可能有和平了。英国的选举结果对皮特（注7）是有利的；福克斯被拒之于政府之外已有好几年了，这就损害了丹东的地位；罗伯斯比尔胜利了，丹东被砍去了脑袋。可是（阿韦奈耳对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在那时，为了使罗伯斯比尔能在当时的国内条件下保持住政权，使恐怖达到疯狂的程度是必要的，但到了１７９４年６月２６日，即在弗略留斯之役取得了胜利以后，这种恐怖就完全是多余的了，因为这一胜利不仅解放了边境，而且把比利时、间接地把莱茵河左岸都交给了法国，而那时罗伯斯比尔也就变成多余的了，他终于在７月２７日垮了台。

    反对同盟的战争对法国的整个革命有重大的影响，革命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由这种战争决定的。同盟军队侵入法国，这就引起迷走神经占优势，心脏就跳得比较剧烈，革命危机就临近。同盟军队撤退，交感神经就占优势，心脏就跳得比较缓慢，反动分子又占居上风，平民们（未来无产阶级的先驱，只有他们的毅力才拯救了革命）则受到了训诫和压制。可悲的是：主张无情战争的一派，即主张各民族解放战争的一派是正确的，同时共和国已经在整个欧洲取得了胜利，可是，这时这一派本身早就被砍去脑袋，而代替战争宣传的则是巴塞尔和约以及督政府（注8）的资产阶级狂欢暴饮。(p.311-312)
    （注1）指１７８９—１７９４年的巴黎公社。公社在形式上只是城市的自治机关，而实际上它从１７９２年起领导了巴黎群众为实施坚决的革命措施而进行的斗争。公社在推翻君主政体，在确立雅各宾专政、执行限价的政策、通过旨在镇压反革命的嫌疑犯处治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热月９日（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的反革命政变后，公社组织被消灭。
    （注2）公安委员会是雅各宾专政时期（１７９３年６月２日—１７９４年７月２７日）法国革命政府的中央机关。
    （注3）恩格斯指反对革命的法国和反对拿破仑第一的第一次同盟（１７９２、１７９３—１７９７年）。参加这个同盟的有奥地利、普鲁士、英国、荷兰和西班牙。
    （注4）丹东，若尔日•雅克（１７５９—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之一，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
    （注5）福克斯，查理•詹姆斯（１７４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外交大臣（１７８２、１７８３、１８０６）。
    （注6）阿贝尔，雅克•勒奈（１７５７—１７９４）——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派左翼的领袖。
    （注7）皮特（小皮特），威廉（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曾任首相（１７８３—１８０１和１８０４—１８０６）。
    （注8）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最高政权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１７９４年失败后所通过的１７９５年宪法建立的。在１７９９年波拿巴政变以前，督政府是法国的政府，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必须把这本书彻底修改一下，并加以压缩，应当删掉夸张的说法，应当从普通历史书籍中补充一些事实，并且要叙述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克罗茨就会完全退居次要地位，可以把[阿韦奈耳的]《革命星期一》中的最重要材料加进去，这样一来，就可能搞出一本前所未有的论述革命的书来。(p.312)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７日于伦敦

    由于杜西的努力，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第一次建立了女工支部。在这时，人们把自己的目前要求本身仅仅看成是暂时的，虽然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所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可是，有关这种最终目的的模糊观念在他们中间已经很深，足以使他们仅仅在那些公开的社会主义者中间选择自己的领袖。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必须从亲身经验中学习，从本身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可是，因为他们同旧工联相反，是以讥笑的态度对待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形形色色说法的，所以这种学习不会使他们花很长的时间。(p.315)

    这里最可恶的，就是那种已经深入工人肺腑的资产阶级式的“体面”。社会分成大家公认的许多等级，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自己的自尊心，但同时还有一种生来就对比自己“更好”、“更高”的等级表示尊敬的心理；这种东西已经存在这样久和这样根深蒂固，以致资产者要搞欺骗还相当容易。....只要把他们同法国人比较一下，你就会知道革命有多么良好的影响。可是，资产者即使把领导者中的几个人引诱到他们的网罗之中，他们也不会赢得多少东西。等到运动相当加强的时候，这一切都会克服的。(p.316)
 
    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９日于伦敦

    新闻事业，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天性不那么灵活的德国人（因此犹太人在这方面也“胜过”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学校，通过这个工作，你会在各方面变得更加机智，会更好地了解和估计自己的力量，更主要的是会习惯于在一定期限内做一定的工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新闻事业使人浮光掠影，因为时间不足，就会习惯于匆忙地解决那些自己都知道还没有完全掌握的问题。(p.318-319)

    老头们仍然相信“和谐一致”，而青年们却在嘲笑一切说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人。老头们排斥任何社会主义者，而青年们除了公认的社会主义者外，坚决不要任何其他的领导人。在这方面我有一个最好的消息来源，就是完全投身于这个运动的杜西。(p.320)

    致格尔桑•特利尔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１８日于伦敦
您根本拒绝同其他政党采取任何共同行动，甚至是暂时的共同行动。即使我不绝对拒绝在采取共同行动比较有利或害处最小的情况下采取这种手段，我仍然够得上一个革命者。(p.321)

    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夺取自己的政治统治，即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１８４７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p.321-322)

    可是，这并不是说，这一政党不能暂时利用其他政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是说，它不能暂时支持其他政党去实现或是直接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或是朝着经济发展或政治自由方向前进一步的措施。....我决不会无条件地反对同他们一起采取任何暂时的共同行动，来达到特定的目的。....可是，我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赞成这样做：直接对我们的好处或对国家的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进行的历史发展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值得争取的，而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p.322)

    我把道德问题丢在一边——这里不是谈这一点，所以我也就把它撇在一边，——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p.322)

    这种政策要求洞察力和坚强意志，但是什么政策不要求这些呢？无政府主义者们和朋友莫利斯说：它使我们有腐化的危险。是啊，如果工人阶级是一群傻瓜、懦夫和干脆卖身投靠的无赖，那我们最好马上卷起铺盖回家，那无产阶级和我们大家就在政治舞台上毫无作为了。和其他一切政党一样，无产阶级将从没有人能使它完全避免的错误中最快地取得教训。(p.322)

    在我看来，您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而我认为这里基本上只是策略问题。但是策略的错误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导致破坏原则。(p.322-323)

    宪章派正象其名称本身所表明的，是一个组织起来进行直接进攻的政党。(p.323)

    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谁如果不加思索地开除极端派，那只会促进这个派别的增长。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p.323-324)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２４日于伦敦

    自从码头罢工以来，杜西日夜都在委员会中工作，——那里的全部组织工作是由三位妇女进行的——她全部身心投入了罢工运动。与码头罢工同时，在东头最边缘的银镇也爆发了规模不大的罢工。举行罢工的约有三千人。杜西参加这次罢工十分积极：她建立了少女工会组织，每天早晨都要到那里去。但是经过十二个星期之后，罢工最后失败了。她现在正从事于伦敦南部煤气工人的罢工，星期日的早晨她曾在海德公园发表演说。(p.325)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０年１月８日于伦敦

    你说得很对，每逢翻译诗歌的时候，应当保持原文的韵律，否则干脆象法国人那样，就把它改写成散文。(p.329-330)

    老哈尼因慢性支气管炎而在恩菲耳德休息，这个星期我得抽空去看看他。可怜的人！可是有一件事情使他感到幸福：离开了美国！看看美国怎样使所有的英国人都爱起国来了，甚至爱德华[艾威林]也不例外，非常有意思。这完全是从关于“礼貌”和“教养”问题的争吵引起的！而且美国佬还有一套相当使人生气的做法，问你是否喜爱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有什么看法，他们当然是希望听滔滔不绝的赞扬。因此，可怜的老哈尼对这个“自由人之国”讨厌透了，他唯一的愿望是顺利地回到“衰老的君主国”，永远不回美国佬的国家去了。(p.330)

    致海尔曼•恩格斯    １８９０年１月９日于伦敦

    当我看到许多人纯粹为了无关紧要的事而无缘无故地自寻烦恼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幸福的，我一直精神饱满，对任何小事都能一笑置之。（p.335）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１８９０年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去年夏天出现的运动的激流平息了一些。....然而群众动起来了，再也无法阻止他们了。停滞得越久，一旦发起冲击，其力量就越大。(p.337-338)

    美国工人已经行动起来了，但是和英国人一样，他们在走自己的道路。不能一开始就硬塞给他们理论，但是他们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错误和这些错误的可悲后果最后会教育他们重视理论，那时一切都会就绪的。独立的民族走自己的道路，而在所有的民族中英国人和他们的后裔是最独立的。岛国居民所固有的极端的固执，有时叫人很恼火，但它同时可以保证，只要事情一开始，就一定干到底。(p.339)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０年１月２３日于伦敦

    我们的逐浪高涨的选票将打断所有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脊梁骨。(p.344)

    这里的情况也完全是这样；只是在背后支持工人的不是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政党，而是一些多半由文坛的野心家或诗苑的幻想家所领导的分崩离析的小集团。但是，就是在这里，运动现在也是势不可挡，正是这些奔向我们方面来的群众，将很快肃清小集团，建立起必要的统一。(p.34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０年２月８日于伦敦

    真正健康的分子最终总会重新联合起来，而这种渣滓离开得越多就联合得越快。等到事件本身推动美国无产阶级前进时，他们依靠卓越的理论观点和实际经验一定能够担负起领导作用，那时你就会相信，你们多年的工作并没有白做。(p.348)

    单靠宣传，运动是不可能开展的。应当由事实来使人们信服。到那时，运动就会迅速发展，而发展最快的当然是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组织起来并且受过理论教育的地方。(p.348)

    我们这里也有自己的国家主义者——费边社分子，一群好心的、借助于杰文斯的腐朽庸俗的政治经济学（注）来反对马克思的“有教养的”资产者。这种经济学庸俗到对它可以随意作解释，甚至是作社会主义的解释。他们的主要目的和美国的一样，就是使资产者皈依社会主义，从而用和平的和立宪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p.350-351)
    （注）指斯坦利•杰文斯等人提出的“边际效用”论，这是替资产阶级辩护的庸俗经济学理论，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相对立。按照这种理论，价值的基础不是社会必要劳动，而是所谓商品的边际效用，这种边际效用反映对满足购买者最不迫切需要的商品的效用的主观评价。“边际效用”论的拥护者认为劳动价值的理论不正确。他们说，实际上价格和价值是不一致的，价值通常由一些偶然的、与生产无关的情况，诸如商品缺乏之类的情况所决定。“边际效用”论是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剥削雇佣劳动力的一种手段，它在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广泛流行。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０年２月１７日于伦敦

    恐惧心理绝不能把一群胆小鬼纠集在一起，而是把他们驱散到四面八方。（p.353）

    无论如何，旧事物是永远死去了，再也不能使它复活了，正象不能使一种绝了种的动物复生一样。生活又重新活跃起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p.354)

    巴黎由于有许多讲享受的外国人穷奢极欲，又由于存在一种来源于这个城市的伟大过去的沙文主义（不仅是一般法国的沙文主义，而且又专门是巴黎的沙文主义）而变得十分腐化；那里的工人不是可能派分子，就是布朗热分子，再不就是激进派分子；因此外省愈提高（同巴黎形成对照），——而现在的情况也正是这样，——对于日后的发展就愈有好处。外省曾经不止一次地摧毁来自巴黎的运动，而巴黎则永远不能摧毁来自外省的运动。(p.354)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９０年３月９日于伦敦

    我同意你的意见：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但是，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第一、因为反正没有一个敌人会相信你的话（要知道他们不会愚蠢到这种程度）；第二、因为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也成了无政府主义者了，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打算象善良的战栗教徒那样，如果有人要打我们的右脸，我们就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无疑，这一次你做得有点过头了。(p.362-363)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０年３月１４日于伦敦

    德国情况日益严重。极端保守的《十字报》宣布反社会党人法是无用的和不好的！我们可能摆脱它，但那时普特卡默的话将得到证实：我们得到的将是大戒严代替小戒严，大炮代替驱逐。情况的进展对我们非常有利，这样好的情况我们连一半也不敢想，但是，面临的仍将是动荡时期，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人不要被人挑起暴动。可能，再过三年左右，普鲁士的主要支柱农业工人将站在我们这一边。到那时就开火！(p.365)

    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１８９０年４月９日于伦敦

    象英国人这样讲实际的、因而也是脚踏实地前进的民族，最终一定会从自己的错误中学到聪明智慧，在这里通过其他途径是什么也达不到的。(p.373)

    《资本论》第三卷是我良心上一个沉重的负担；有些篇章的情况是，不作仔细校订和局部的调动，就不能发表，而您知道，对于这样的巨著，我只能经过深思熟虑才能这样做(p.374)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２日于伦敦

    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在９月３０日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期满以前避免任何喧嚣。因为，那时极度混乱的帝国国会，未必能通过新的非常法。而一旦我们重新获得普通的公民权，那你一定会看到使２月２０日出现的高潮（注）黯然失色的新高潮。(p.377)
    （注）2月20日是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日，这次选举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巨大的胜利。

    小威廉除了“对工人的友爱”之外，还实行军事专政（你看，今天所有戴王冠的坏蛋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在成为波拿巴主义者），稍有反抗，他就准备把所有的人统统枪杀，我们应当注意不给他以这样做的任何借口。（p.377）

    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将争取到东部各省的农村无产阶级，从而也就争取到普鲁士“模范团”的士兵。那时整个旧制度将彻底崩塌，而我们将左右一切。....以上也就是表面上保持平静的两个原因。(p.378)

    凡涉及德国党的策略的问题，不先了解倍倍尔的意见（或者从《工人报》上或者从信中），我一概不作决定。倍倍尔具有惊人的敏感。可惜，他通过亲自观察所了解的只有一个德国。(p.379)

    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２日于伦敦

    俾斯麦的成就曾使我们即一般德国人受人尊敬，那是一种对士兵的尊敬，但是对我们德国人个人品格的尊敬却大大降低了。剩下的一点也被资产阶级的奴性勾销了。（p.380）

    经过十年压迫和现在仍遭受这种压迫的工人取得的辉煌胜利，产生了比凯尼格列茨会战和色当会战（注）更加强烈的影响。全世界都知道，正是我们推翻了俾斯麦，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感到（不管他们对此是否满意），运动的重心已经移到德国(p.381)。
    （注）在捷克萨多瓦村附近的凯尼格列茨城（现名赫腊德茨－克腊洛佛），１８６６年７月３日发生了奥普战争的决战，结果奥军大败。在１８７０年９月１—２日的色当会战中，普鲁士军队包围了麦克马洪的法国军队，并迫使它投降。这次会战是１８７０—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以拿破仑第三为首的八万多士兵、军官和将军被俘。色当惨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覆灭，并导致法国于１８７０年９月４日宣告成立共和国。

    我很清楚，有一些人，甚至在新的[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内也有一些人，愿意相信来自上面的“对工人的友爱”，要去妥协，但是只要他们一开口，他们的声音就会被淹没。(p.381)

    我认识这个洛里亚。....他讲和写的德语，跟他那篇文章一样，水平很差。这是我见过的人中追求个人名利最厉害的人。当时他认为，小农土地占有制是世界的救星。（p.381-382)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６日于伦敦

    无论怎样，我们显然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巴黎人革命性的消极面——沙文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同积极面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方面；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之后，波拿巴主义就会再次发作，要求有一个救主，去消灭那些断送了革命和共和国、使天真的工人上当的可恶的资产者。(p.384)

    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７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伯恩施坦....宁肯对自己的朋友和同盟者不公正十次，也不愿对敌人或是自己讨厌的人不公正一次。他的朋友们都责备他的这种过分公平竟变成了对自己的同盟者的偏见。伯恩施坦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以致在判断有争论的事情时总是比较姑息敌人。(p.387)

    党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首先超脱这种私人恩怨局面和不受这些纠纷的影响，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党比其他政党有很大的优越性。你们越是不受这些微不足道的刺激所牵动，你们就越能积蓄进行伟大斗争的力量和时间。(p.388)

    如果俄国运动能比较公开地在西欧广泛的舆论面前发展起来，而不是躲在与世隔绝的小团体内从而有利于阴谋活动和各种各样的诡计，难道俄国运动本身不会赢得胜利吗？当马克思发现有人对他搞秘密阴谋时，他正是采用这个最强有力的而且是他最经常采用的手段之一：把他的对手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对他们展开进攻。(p.388-389)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０年４月１９日于伦敦

    这些人象ｄｉｓｍａｌＳｗａｍｐ（注）那样浅薄而停滞，却自夸非常宽宏大量：你看他们这些有教养的资产者竟宽宏大量到降低身分去解放工人；为了报答这一点，工人应该温顺地默不作声并绝对听从这些有教养的怪人及其“主义”。暂时让他们高兴高兴吧！有朝一日运动会把这一切一扫而光。(p.389-390)
    （注）死沉沉的沼泽。

    杜西领导（不公开）煤气工人，他们的工会显然比其他工会好得多。市侩的捐助腐蚀了码头工人，因此他们不愿意破坏和资产阶级人士的关系。....杜西在工会中代表银镇（橡胶制品厂等）的妇女和少女，她领导了她们的罢工，可能，最近要代表她们参加工联伦敦理事会。(p.390-391)

    从表面看，可以认为处处都是紊乱和个人争吵。但是运动暗中向前发展着，席卷了愈来愈广大的阶层，而且往往是那些至今处于停滞状态的、处在最低社会等级的群众，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会突然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认识到原来正是他们自己才是一支伟大的运动着的力量，到那一天，这一切坏事和争吵都会消灭。(p.391)

    我们不应该为了空洞的吹牛而使形势变坏。....必须使人克制一些，不要让他们干出蠢事来。(p.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