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０年４月30日于伦敦

    如果在伦敦这儿，下星期日举行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大规模示威，那完全要归功于杜西和艾威林。银镇女工选派杜西参加煤气工人和杂工工会理事会，她在这个理事会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们都称她“我们的妈妈”。(p.393)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０年５月９日于伦敦

    如果你觉得我的文章（注1）逻辑性不强，那末这不是布洛斯（注2）的过错，而是我本人的过错。在不到两个印张的篇幅中，叙述这么大而又复杂的问题，是很困难的事，而且我自己也完全清楚，这篇文章中有很多地方前后关联不明确，论证不充分。为了今后作更详尽的修改（这个题目对我们说来具有重大意义），你的批评意见我是极其欢迎的。哪怕是简略地指出，你认为在什么地方以及在哪一方面叙述的思路中断或头绪不清，那也是极其欢迎的。(p.395-396)
    （注1）弗•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注2）布洛斯，威廉（Ｂ１８４９—１９２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１８７２—１８７４年为《人民国家报》编辑之一；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和１８８１—１８８７年为帝国国会议员，属于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９１８年十一月革命后为维尔腾堡政府领导人。

    这里５月４日的示威真是规模宏大，甚至所有资产阶级报纸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是在第四号讲坛（一辆大货车）上面，环顾四周只能看到整个人群的五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在目力所及范围内，只见万头钻动，人山人海。有二十五万至三十万人，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参加示威的工人。艾威林、拉法格和斯捷普尼亚克（注）都在我的那个讲坛上发表了演说，而我纯粹是一个观众。拉法格以他那种虽然带有很重的法国口音但说得很好的英语和南方人的炽烈风格博得了真正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总而言之，这是这里从未举行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会。

    此外，特别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辉煌的胜利。（p.399)
    （注）克拉夫钦斯基，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 １８５１—１８９５）（笔名斯捷普尼亚克）—— 俄国作家和政论家，七十年代革命的民粹派著名活动家；１８７８年在彼得堡对宪兵长官进行了一次恐怖行动，事后流亡国外；１８８４年起住在英国。

    不容置疑的是：工人们、资产者、老朽的工联首领们、许多政治的或社会的派别和小宗派的首领们、以及那些想利用运动从中渔利的沽名钓誉者、钻营家和文学家，现在都确实地知道：真正的群众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已在５月４日开始了。现在群众终于行动起来了，而经过一些斗争和不大的摇摆之后，他们也定会消除个人沽名钓誉、钻营家的渔利欲望、以及各个派别相互角逐的种种现象，正象以前在德国消除所有这些东西一样，并且也定会给这些东西逐一指明适当的位置。(p.400)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０年５月１０日于伦敦

    寄上有上星期日的报道的《人民新闻报》。规模大极了。英国到底是真的动起来了。特别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因为杜西和艾威林得到煤气工人工会（新工联中最好的）的帮助，把一切都作好了。....我可以告诉你，当我从那辆当讲坛用的旧货车下来的时候，四十年来第一次又清晰地听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声音，我觉得自己似乎高了好几时。(p.401-402)

    致保尔•恩斯特    １８９０年６月５日于伦敦

    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p.410)

    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入小市民阶层的范畴，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这一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这样一来就有两个事实使您寸步难行。

    第一、当对拿破仑的胜利在整个欧洲成了反动派对革命的胜利的时候，当革命还仅仅在自己的法兰西祖国引起这样多的恐惧，使复辟的正统王朝不得不颁布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宪法的时候，挪威已经找到机会争得一个比当时欧洲的任何一个宪法都要民主得多的宪法。

    第二、挪威在最近二十年中所出现的文学繁荣，在这一时期，除了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这些人无论是不是小市民，他们创作的东西要比其他的人所创作的多得多，而且他们还给包括德国文学在内的其他各国的文学打上了他们的印记。(p.410)

    在这里，您也许会发现一个极其重大的区别。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延缓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

    发展。后来，当德国再次被卷入历史的运动的时候，德国的小市民阶层还保留着这种性格；这种性格十分顽强，在我国的工人阶级最后打破这种狭窄的框框以前，它都作为一种普遍的德国典型，也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的烙印。德国工人“没有祖国”，这一点正是最强烈地表现在他们已经完全扔掉了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狭隘性。

    可见，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历史阶段，而是一幅夸张到了极点的漫画，是一种退化，正如波兰的犹太人是犹太人的漫画一样。英法等国的小资产者决不是和德国的小资产者处于同一水平的。

    相反地，在挪威的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大致和十七世纪时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在挪威，谈不上由于遭到了失败的伟大运动和三十年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这个国家由于它的隔离状态和自然条件而落后，可是，它的状况是完全适合它的生产条件的，因而是正常的。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零散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集聚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此外，海外贸易的猛力扩展也正好产生了保守的影响。因为在其他各地都在排挤帆船的时候，挪威却在大规模地扩大帆船航行，它所拥有的帆船队即使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无疑也是世界上第二个最大的，而这些船只大部分都为中小船主所有，就象１７２０年左右的英国那样。但是这样一来，多年来处于停滞状况的运动毕竟开始了，这种运动也表现在文学的繁荣上。

    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加斯梯里亚的情形也是这样）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是真正的人。同时，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比起德国的小市民妇女来，也简直是相隔天壤。例如易卜生的戏剧不管有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即使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但是比起德国的来却有天渊之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和独立的精神，即使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因此，在我对这类东西作出判断以前，我是宁愿把它们彻底研究一番的。(p.410-412)

    妇女的皮肤是历史的发展，因为它必定是白色或黑色、黄色、棕色或红色的，——因此，她不会有人类的皮肤。妇女的头发是历史的发展——是卷的或波纹的、弯的或直的；是黑色、红黄色或淡黄色的。因此，她也不可能有人类的头发。如果把她身上一切历史形成的东西同皮肤和头发一起统统去掉，“在我们面前呈现的原来的妇女”还剩下什么东西呢？干脆地说，这就是雌的类人猿。那就让巴尔先生把这个“容易感触到和看清楚的”雌类人猿，连同其一切“自然本能”抱进自己的被窝里去吧。(p.412)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９０年６月１０日于伦敦

    您提到的不正确地使用经济学名词的现象，是各国书刊中非常普遍的弊病。在这儿英国，地租这一名词，既指英国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付给大地主的货币地租，同样也指爱尔兰贫穷的佃农付出的货币地租，其实后者缴纳的是贡赋，主要是从他本人劳动所得的生活资料中克扣下来的，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真正的地租。(p.414)

    贡税和地租的混淆，在苏格兰山地就成了少数克兰（注）首领没收全部土地的根据。之后不久，这些首领就把以前的克兰成员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改成放羊，正象《资本论》第二十四章第二节（第３版第７５４页）中所描述的那样。(p.415)
    （注）土地公有的农村公社，

    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９０年８月５日于伦敦

    巴尔特说他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所能找到的哲学等等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唯一的例子，就是笛卡儿宣称动物是机器，那末我就只好为这个人竟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感到遗憾了。既然这个人还没有发现，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那末，他就决不能了解他所谈论的那个问题了。....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p.431-432)

    奇怪的是谁也没有想到，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当然随着生产和社会组织的进步而改变，从而分配方式也应当改变。但是，在所有参加辩论的人看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不断改变、不断进步的东西，而是稳定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所以它应当也有个一成不变的分配方式。但是，合理的辩论只能是：（１）设法发现将来由以开始的分配方式，（２）尽力找出进一步的发展将循以进行的总方向。可是，在整个辩论中，我没有发现一句话是关于这方面的。(p.432)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p.432)

    在这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必定支配一切，而结果也正好与此相称。这些先生们往往以为一切东西对工人来说都是足够好的。他们竟不知道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不是最好的东西，那就是犯罪！(p.433)

    对于从１８７８年以来出色地经受住了考验的我们的工人，而且仅仅对他们，我抱有绝对的信任。和所有大党一样，他们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犯某些错误，甚至可能犯大错误。群众只能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只有通过亲身体会取得经验。(p.43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０年８月９日于伦敦

    不管美国在社会关系方面，或者挪威按它的天赋来说，都是庸人称之为“个人主义”的堡垒。(p.435)

    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简直不能同化和教育最近三年来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部分地说，这完全是不成熟的粗糙的材料。对于三年来新补充的七十万人（只计算参加选举的人数），不可能象对小学生那样进行注入式的教育；在这里，争论、甚至小小的争吵是必要的，这在最初的时候是有益的。丝毫不用担心有分裂的可能。(p.435)

    帝国最大的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所以即使是施韦泽式专制的假象也应当避免。(p.436)

    致奥托•伯尼克    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１日于多维尔附近的福克斯顿

    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它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即便明天就实行这种变革（指逐步地实行），我根本不认为有任何困难。我国工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这已经由他们的许多个生产和消费协作社所证明，在那些没有遭到警察的蓄意破坏的地方，这种协作社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样好，而且廉洁得多。我国工人在反对反社会党人法的胜利斗争中出色地证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您还谈论德国群众的无知，我是难以理解的。我觉得，我国所谓有教养的人那种好为人师的狂妄自大倒是更严重得多的障碍。当然，我们还缺乏技术员、农艺师、工程师、化学家、建筑师等等，但是在万不得已时我们也能象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收买这些人来为自己服务，如果再对几个叛徒——他们中间一定会有叛徒的——给以应有的惩罚以儆效尤，那末他们就会懂得，就是为自己的利害着想，也不能再盗窃我们的东西了。但是除了这些专家（我把教员也包括在内）以外，我们没有其他“有教养的人”也是完全过得去的，而且，比方说，目前文学家和大学生大量涌进党内，如果不把这些先生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会带来种种的危害。(p.443-444)

    小农和那些惹人厌烦的聪明绝顶的有教养的人，将是最大的障碍，这些有教养的人对一件事情越是不懂，就越要装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样子。(p.444)

    一旦我们掌握了政权，只要在群众中有足够的拥护者，大工业以及大庄园这种形式的大农业是可以很快地实现公有化的。其余的也将或快或慢地随之实现。而有了大生产，我们就能左右一切。(p.444)

    您谈到缺乏一致的认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但是缺乏认识的是那些出身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他们甚至想象不到，他们还应当向工人学习何等多的东西。(p.444)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０年８月２７日于福克斯顿贝尔维旅馆

    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照例把资产阶级大学当做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以为从那里出来就有权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加入党的行列。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p.448)

    柯瓦列夫斯基书中的主要缺点就是法学上的谬误。我的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再版时，我将谈这个问题。另一个缺点（也是所有研究学问的俄国人的通病），就是过分相信公认的权威。(p.448)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０年９月１８日于伦敦

    土地、矿山、交通工具的公有化得到所有人的承认，一个强有力的少数还主张其余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总之，事情有了进展，而５月１—４日又给予了有力的推动。５月４日是大变动的日子，利物浦代表大会（注）是第一次战斗。(p.451)
    （注）英国工联利物浦代表大会于１８９０年９月１日至６日召开。出席的代表约四百六十人，代表着一百四十万以上加入工联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社会主义者影响的新工联的大批代表第一次参加了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不顾旧工联领袖的反对，通过了要求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决议，同时认为工联参加国际工人团体的活动是适宜的。会上通过了关于派遣代表出席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决定。

    致约瑟夫•布洛赫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１［—２２］日于伦敦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即这样一些事物，它们的内部联系是如此疏远或者是如此难于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联系并不存在）向前发展。否则把理论应用于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

    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p.460-461）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p.461-462)

    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马克思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不是由这个理论起了作用的。特别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突出的例子。《资本论》中的许多提示也是这样。其次，我也可以向您指出我的《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我在这两部书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就我所知是目前最为详尽的阐述。(p.462)

    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但是，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就不容许有任何错误了。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在这方面，我是可以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的确也引起过惊人的混乱。(p.462-463)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０年９月２７日于伦敦

    许多俄国人老是这样：即象他们中有一个人说的那样，青年时代轰轰烈烈，而晚年就消沉厌世。(p.471)

    由于选举的胜利及其产生的影响（俾斯麦倒台和反社会党人法的废除），德国人的精神力量大大加强，从而使他们真正成了欧洲起决定作用的党。(p.473-474)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１９日于伦敦

    杜西写信说，利尔代表大会以后，她感到德国国会议员，至少是其中一大部分人，有些市侩习气。这是我完全预料到的。因为我们的议员是不拿薪金的，我们便不能经常找到最好的人，而必须接受多少处于资产阶级地位的人们中最不坏的人。因此，我们的群众比党团好得多。(p.481)

    法国人的很大优点是他们生于革命的环境中并在革命环境中受到教育。英国人和德国人都缺少这一优点，并在不同程度上生长在资产阶级的宗教（新教）影响之下。这使他们的习惯、态度和风俗都带上市侩的色彩。(p.481-482)

    致康拉德•施米特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２７日于伦敦

    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眼睛中的反映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通过聚光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这里只缺少一个使它们在我们的观念中又正立起来的神经器官。金融市场上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了原因。(p.484)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p.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