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的书信
    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８９５年７月

    致菲力浦•鲍利     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这些大学的蠢驴是一伙什么人！简直可耻！甚至对罗斯科（注2）我也不得不施加压力，然后他才给《自然界》写了一篇文章。而德国人呢，他们本来是可以把肖莱马引为骄傲的！但是，他不屑于那个狼狈为奸的集团，因此他在死后应当为他没有参与大学科学界的巴拿马而付出代价。到处是巴拿马，全都是巴拿马，甚至在大学化学界里也是巴拿马！(p.5)

    （注1）鲍利，菲力浦 维克多（１８３６—１９１６以后）——德国化学家，卡 肖莱马的朋友；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密切。

    （注2）罗斯科曾与肖莱马合作著书。恩格斯对学术界在肖莱马去世后的冷淡表示愤慨，肖莱马是社会主义者。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３年１月１８日于伦敦

    海德门在自己人面前也完全名誉扫地了。他曾企图用吹嘘自己的革革革命性（虽然他个人的怯懦连他最好的朋友也都很清楚！）的办法恢复他在失业工人委员会（其中还有其他组织参加）里的声望，但结果却只是使杜西和艾威林在这个委员会里取得更大的影响。（p.8)

    在伦敦这里，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不过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又不肯把这个艰巨的事业交给粗鲁的无产阶级单独去做，所以他们惯于自己出来领导无产阶级。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多半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不应当归国家所有，而应当归公社所有，至少是在开头应该这样做。他们把自己的社会主义描述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种极端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策略：不是把自由党人当作敌人来坚决地进行斗争，而是推动他们作出社会主义的结论，也就是哄骗他们，“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主义”，不是拿社会主义候选人去同自由党人相对抗，而是要把他们塞给自由党人，强加给自由党人，也就是用欺骗手段使他们当选。他们这样做不是使自己受欺骗和受愚弄，就是欺骗社会主义，这当然是他们所不了解的。

    费边派除了出版各种各样的恶劣作品外，还尽力出版了一些好的宣传品，这是英国人在这方面所出版的最好的东西。但是当他们一回到他们的特殊策略——抹杀阶级斗争时，那就糟糕了。他们所以疯狂地仇视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主张阶级斗争。(p.8-9)

    对我们来说目前绝对不需要战争。我们有更可靠的办法前进，而战争只会妨碍这一点。(p.10)

    致路易•艾里提埃    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０日［于伦敦］

    如果说，当时国际的某一部分日内瓦会员也沾染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话，那末他们的对手无政府主义者（您比较喜欢他们，可是他们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另一面罢了），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国和比利时的国际会员（他们除了少数例外，全都是蒲鲁东主义者）同样有这个缺陷。(p.11)

    我们的工人读者只能从休息和睡眠中抽出不多的时间用来阅读，因此，他们有权要求我们向他们提供的东西都是认真工作的成果，而不要引起无益的争论，他们不可能老是注视这种争论。（p.12）
    （注）艾里提埃，路易（１８６３—１８９８）——瑞士社会主义者，写有许多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方面的著作。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３年１月２４日于伦敦

    交易所并不是资产者剥削工人的机构，而是他们自己相互剥削的机构；在交易所里转手的剩余价值是已经存在的剩余价值，是过去剥削工人的产物。只有在这种剥削完成后，剩余价值才能为交易所里的尔虞我诈效劳。交易所首先只是间接地和我们有关，因为它对于工人所受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影响和反作用也只是间接的，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实现的。(p.13)

    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成果，作为极端的腐化行为的策源地，作为巴拿马和其他丑闻的温室，因而也作为积聚资本、瓦解和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中自发的联系的最后残余以及同时消灭一切传统的道德观念并使之转变为自己的反面的最卓越的手段——作为无比的破坏因素，作为即将爆发的革命的最强有力的加速器——在这种历史意义上，交易所对我们也有直接的关系。(p.13-14)

    致菲力浦•屠拉梯    １８９３年１月３０日于伦敦

    如果可能的话，明天我就把不长的序言寄给您。可是我请您不要把１８８４年英国社会主义同盟的纲领作为１８４８年《宣言》的附录。《宣言》是一部有其独特之处的历史性文献，如果您把四十年以后的文件附加上去，那您就赋予后者以特殊的性质了。....我同社会主义同盟的纲领和其他文告毫无关系。社会主义同盟是个很快就带有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组织，因此凡是那些不愿参与这个转变的成员（艾威林夫妇、巴克斯等人）都退出了同盟。所以，这里的人们谈起前些时候已完蛋的同盟时，只是把它看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总之，你们看吧，如果把它初期的纲领同１８４８年的《宣言》一起重印，鱼目混珠的情况将会多么严重。(p.20-21)

    致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施穆伊洛夫    １８９３年２月７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在我看来，您在我的《费尔巴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东西——马克思的附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实就是这一起源！(p.24)
    （注）施穆伊洛夫，弗拉基米尔雅柯夫列维奇（生于１８６４年）——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１８８７年后流亡德国，并参加革命运动；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是德勒斯顿地方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部成员；曾和“劳动解放社”有联系，并参加将该社出版物寄往俄国的组织工作。

    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注），在他没有完全弄清这一理论的所有结论以前，他坚决拒绝发表关于这一理论的任何材料。（p.25）
    （注）指马克思在１８５７年１０月至１８５８年５月所写的经济学手稿。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３年２月９日于伦敦

    而下一次战争，只要一爆发，就绝不会限于局部地区，它在头几个月里就会把大国——至少是大陆上的大国——都卷进去，在巴尔干，战争将自然而然地爆发，也许只有英国能够保持一时的中立。（p.27）

    最重要的是阶级的自觉和自信。....一旦工人们真正大规模地行动起来，领袖先生们的各种狡猾手段就会终止，因为这些手段对于他们将会弊多利少。(p.31)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９３年２月２４日于伦敦

    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变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先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

    不幸的是，我们的进展太慢，那些会使资本主义体制达到临界点的经济后果，目前在我们周围的各个国家只是刚刚开始发展；....而在这同时你们那里的公社却在消失，我们只希望我们这里向更好的制度的转变能够尽快地发生，以挽救——至少是在你们国家一些较边远的地区——那些在这种新情况下负有使命实现一个伟大前途的制度。但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p.39)

    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阶级代替大约五十万地主和大约八千万农民的过程，只能通过可怕的痛苦和动荡来实现。但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蠢，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p.40)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３年２月２５日于伦敦

    如果我们要等候他们的认可，那我们就根本别张嘴了。(p.41)

    同他们联盟应以我们的党是独立的党这个事实为基础，他们必须承认这一点。(p.41)

    工人们开始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认识到只有一个途径来使用自己的力量，这就是建立独立的政党。(p.43)

    致弗•维森     １８９３年３月１４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要知道，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那末在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法上的不同意见，就不大可能使诚实的人们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只要他们都有理智的话。依我看，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p.47-48)
    （注）维森，弗——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人民保卫者》报的撰稿者。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３年３月１８日于伦敦

    一个以自己的“求实精神”那么自诩而在理论方面却惊人落后的民族，象美利坚这样的年青的民族，只有吃到了苦头，才会彻底摆脱如此根深蒂固的固执的观念。（p.53）

    象悉尼•维伯、肖伯纳等想用社会主义“渗透”自由派的人们，现在只好容忍他们本社的工人成员用自己的思想“渗透”他们了。不管他们怎样硬撑，怎样挣扎，都无济于事。他们要么继续处于孤立地位——做无兵之将，要么就得跟工人一齐走。....而群众不是把他们教得懂事，就是把他们抛弃。(p.54-55)

    致姆•尔•科塔尔    １８９３年４月８日［于伦敦］

    遗憾的是在年青的社会主义者中间精通经济学的人却非常罕见。（p.62)
    （注）科塔尔，姆尔——法国社会主义者。

    致乔治•威廉•兰普卢    １８９３年４月１１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我不能够长期脱离大城市的运动。我一直都住在大城市。大自然是宏伟壮观的，为了从历史的运动中脱身休息一下，我总是满心爱慕地奔向大自然。但是我觉得，历史比起大自然来甚至更加宏伟壮观。自然界用了亿万年的时间才产生了具有意识的生物，而现在这些具有意识的生物只用几千年的时间就能够有意识地组织共同的活动：不仅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的行动，而且也意识到自己作为群众的行动，共同活动，一起去争取实现预定的共同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达到这样的程度了。观察这个过程，眼看我们星球的历史上还没有过的情况日益临近实现，对我说来，这是值得认真观察的景象，而且我过去的全部经历也使我不能把视线从这里移开。....归根到底，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p.63-64)
    （注）兰普卢，乔治 威廉（１８５９—１９２６）—— 英国地质学家。

    致弗兰茨•梅林    １８９３年４月１１日于伦敦

    您的巨大功绩是，您在普鲁士历史这一摊污泥浊水里清出一条路来，并指出了事物的真正联系。从今天普鲁士的现实看来，这是绝对必要的，不管这项工作本身是多么令人不愉快。对个别几点，主要是您在一些问题上确定对过去时代的因果依存关系的地方，我不完全同意。然而这不妨碍您的著作比一切现有的关于这一段德国历史的论述都好得多。(p.64-65)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３年６月１日于伦敦

    这些人因受过全面的教育，目光比党的群众略远一些，他们的学识足以使他们懂得，如果发生巨大冲突，他们将在政府和我们之间被辗得粉碎；他们希望避免这场冲突，因此把人民的愤恨磨去棱角反映给帝国国会议员，只求达成妥协！他们自然看不出，这种拖延冲突的办法只会把群众拖向我们方面，从而使我们在这场冲突到来的时候有力量取胜。(p.77)

    你的柏林通讯员[梅林]无疑极端主观，可是他很会写东西。用唯物主义观点理解历史事件——我要说，对于当前时事则并非总是如此——他是很擅长的。他的《莱辛传奇》写得好极了，尽管在某些地方我有不同的看法。(p.77-78)

    致菲力浦•屠拉梯    １８９３年６月６日于伦敦

    杰维尔在许多地方把马克思的个别论点绝对化了，而马克思提出这些论点时，只是把它们看作相对的，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但这是我发现的杰维尔的唯一缺点。（p.79-80)

    致卓万尼•多曼尼科    ［１８９３年］６月７日［于伦敦］

    意大利文远比法文更适合于作者[马克思]的哲学文风。（p.80)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３年６月２７日于伦敦

    关于爱国主义者一词的使用，关于你们自称为唯一“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这些我不想谈了。这个词的涵义片面——或者说词义含糊，依情况而定——所以我从来不敢把这一称号加于自己。我对非德国人讲话时是一个德国人，正象我对德国人讲话时又纯粹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一样。（p.86)

    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p.87)

    共和国的形式——这只是对君主制的单纯否定，而推翻君主制将不过是革命的必然结果；在德国，资产阶级政党如此破产，以致我们可以从君主制直接过渡到社会共和国。今后你们不能再把你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看作别国人民应为之努力的东西来同君主制相对立。你们的共和国也好，我们的君主国也好，同样都是同无产阶级相对立的。(p.88)

    加深些互相了解并无害处——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同个人之间的平等一样是必要的。(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