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弗兰茨•梅林    １８９３年７月１４日于伦敦

    我从末尾，即《论历史唯物主义》这篇附录谈起。在这里主要的事实您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异议，那就是您加在我身上的功绩大于应该属于我的，即使把我经过一定时间也许会独立发现的一切都计算在内也是如此，但是这一切都已经由眼光更锐利、眼界更开阔的马克思早得多地发现了。如果一个人有幸能和马克思这样的人一起工作四十年之久，那末他在后者在世时通常是得不到本来似乎应当得到的承认的。后来，伟大的人物逝世了，他的不大出色的战友就很容易被给以过高的评价——而这种情况看来现在就正好落在我的身上。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但到那时我已经幸福地长眠于地下，什么也不知道了。(p.93-94)

    此外，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都把重点首先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保尔•巴尔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p.94)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得出的。他和纯粹的思维材料打交道，他直率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研究任何其他的、比较疏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这在他看来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任何人的行动既然都是通过思维进行的，最终似乎都是以思维为基础的了。(p.94-95)

    历史思想家（历史在这里只是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神学的——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当然，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顽强的事实。(p.95)

    正是宪法、法权体系、任何领域的思想观念的独立历史的这种外表，首先蒙蔽了大多数人。如果说，路德和加尔文“克服”了官方的天主教，黑格尔“克服”了费希特和康德，卢梭以其共和主义的“社会契约论”间接地“克服”了立宪主义者孟德斯鸠，那末，这仍然是神学、哲学、政治内部的一个过程，它表现为这些思维领域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且完全不越出思维的范围。而自从出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资产阶级幻想以后，甚至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之“克服”重商主义者，也被看做纯思想的胜利，不是被看做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而是被看做对随时随地都存在的实际条件最后达到的真正理解。如果狮心理查和菲力浦•奥古斯特（注）实行了贸易自由，而不是卷入了十字军东征，那就可以避免五百年的贫穷和愚昧。(p.95)
    （注）理查一世（狮心理查）（１１５７—１１９９）—— 英国国王（１１８９—１１９９）。菲力浦二世奥古斯特（１１６５—１２２３）—— 法国国王（１１８０—１２２３）；１１８９—１１９１年为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首领之一。

    对问题的这一方面（我在这里只能稍微谈谈），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有不应有的疏忽。这种情况过去就有：起初总是因为内容而忽略形式。如上所说，我就这样做过，错误总是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到。因此，我不仅决不想为此对您提出任何责备，——我在您之前就在这方面有过错，我甚至没有权利这样做，——相反地，我只是想让您今后注意这一点而已。（p.95-96)

    与此有关的还有思想家的一个荒谬观念，这就是：因为我们否认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各种思想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所以我们也否认它们对历史有任何影响。这是由于把原因和结果刻板地、非辩证地看做永恒对立的两极，完全忽略了相互作用。这些先生常常故意忘却，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的时候，它也能够对周围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例如在您的书中第４７５页上巴尔特讲到教士等级和宗教的地方，就是如此。我很高兴您这样收拾了这个平庸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家伙。而他们还聘请这个人在莱比锡做历史教授呢！(p.96)

    在研究德国历史（它完全是一篇苦难史）时，我始终认为，只有拿法国的相应的时代来作比较，才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标准，因为那里发生的一切正好和我们这里发生的相反。....那里在中世纪时期，代表外国干涉的是帮助普罗凡斯族反对北法兰西族的英国征服者。对英国人的战争可以说是三十年战争，但是战争的结果是外国干涉者被驱逐出去和南部被北部制服。随后是中央政权和依靠国外领地、起着勃兰登堡——普鲁士所起作用的勃艮第藩国的斗争，但是这一斗争的结果是中央政权获得胜利和民族国家最后形成。在我们这里当时恰好是民族国家彻底瓦解（如果神圣罗马帝国范围内的“德意志王国”可以称为民族国家的话），德国领土开始大规模被掠夺。这对德国人说来是极其令人感到羞愧的对照，但是因此也就更有教益。(p.97-98)

    致鲁道夫•迈耶尔    １８９３年７月１９日于伦敦

    好在我们德国农村人口这样多，足以使我们在合理组织生产的条件下，一下子就能把每个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大大缩减而仍然会有剩余的劳动力。如果把整个德国变成许多占有二千至三千摩尔根——或多或少，根据自然条件决定——土地的农庄，并采用机器生产和一切现代化装备，那时难道我们在农村居民中间就没有绰绰有余的训练好的工人了吗？到那时，要使这些居民全年都作工，农业劳动就不够分配了。如果我们不把他们用于工业，将有一大批人长期无事干。而如果不给我们的工人提供在新鲜空气中，特别是在农业中从事劳动的机会，他们的体质也将变得虚弱。就算现在的成年人不适于这样。而青年人却可以这样训练。如果男女青年在夏天有活干的时候，接连几年到农村去，那末，是不是还要用很多个学期让他们死啃书本才能取得耕地、除草等等的学位呢？您该不会认为，只有一辈子别的什么都不做，象我们的农民那样干活干得愚钝起来，才能学会农业中的某些有用的东西吧？（p.100-101)

    大地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产生小生产，而小生产又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大地产。正如无限制的竞争产生垄断，而垄断又产生竞争一样。这一循环必然同危机、同尖锐的长期的苦难以及整个整个阶层的居民的周期性破产联系在一起，也同生产资料和成品的大量浪费联系在一起；然而可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已大大地前进了，以至没有大地产所有者先生们，甚至没有私有者农民我们也能过日子；而农业也和工业一样，达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在我们看来，这个阶段不仅允许而且要求把农业完全过渡到整个社会手里。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是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为了实行这一过渡，大地产和贵族大庄园比小农经济为我们提供了更加合适的物质材料，正如在工业中要实行这种过渡大工厂比小手工业企业更加合适一样。(P.101)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９３年７月２７日于伊斯特勃恩

    当我们老战友之中哪一个遇到这种喜庆的日子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引起对旧日的回忆，想起以往的战斗和风暴，最初的失败和后来的胜利，想起并肩走过的整个道路；想到晚年我们已经不是停留在第一个突破口，——要知道我们早已由防御转入总进攻，而是仍在同一个战斗行列里共同前进，就觉得高兴。是的，老了，我们已经共同经历过不止一次风暴，应当希望，我们还要经历不止一次风暴，而且，如果一切顺利，我们还将经历一次虽然不能给我们带来最终胜利但是毕竟能最终保证这一胜利的风暴。好在我们两人都还能挺胸昂首，我们的精力对我们的年龄来说也还是充沛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会发生上述情况呢？(p.106)

    致海尔曼•恩格斯  １８９３年８月１６日于霍廷根－苏黎世美尔库尔街６号

    有三、四个俄国妇女参加了代表大会，她们的眼睛几乎都象你妻妹贝尔塔在我多年前在阿耳特纳尔见到她时那样令人心醉。但是我真正喜爱的，还是维也纳的一位美丽的女工（注），她的面貌异常媚人，风姿可爱。仅仅为了维也纳的妇女，我也永远不会饶恕俾斯麦把奥地利从德国版图中划出去。(p.110)
    （注）德沃腊克，阿德耳海德（１８６９—１９３９）（夫姓波普）——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工厂女工，后为政论家，积极参加奥地利妇女运动和国际妇女运动；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女工报》编辑部的成员（１８９４—１８９９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３年８月２１日于霍廷根－苏黎世美尔库尔街６号

    克拉拉•蔡特金（注），她的工作能力很强，有些容易激动，但我还是觉得她很好。她攀登了格列尔尼士山，山上冰川很多，这种活动对于象她这种体质的妇女说来是很艰巨的。(P.114)
（注）蔡特金，克拉拉（１８５７—１９３３）——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１８８１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人；《平等报》编辑（１８９２—１９１６），为反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选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并领导执委会的国际妇女书记处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３年８月３１日于苏黎世

    昨天我们到了雨特利山。这是苏黎世附近的一座小山，可以眺望到远处一派雪山连绵的美景。１８７０年后梯也尔（注）老头子曾和他的同伙到过这里，那时他曾立即给他的同行者解释一切：他指着格列尔尼士山（在雨特利正东南）说，这是勃朗峰。山顶上客店的老板熟知全部山岭，他冒昧地指出：这是格列尔尼士山，而勃朗峰差不多在正相反的方向，从这里看不见它；但是矮子回答说：先生，我是阿道夫•梯也尔，我应当知道！勃朗峰就在那里！(p.115-116)
    （注）1871年镇压巴黎公社刽子手，历史学家。

    我希望《社会主义者报》不要刊登盖得写给他的选民的信。不论在法国人们对这封信的看法如何，在法国以外此信只能被当做笑料。宣称自己的当选是一次革命，通过这次革命社会主义就会进入波旁王宫并为整个世界开创一个新纪元，这对一般凡人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p.116)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７日于伦敦

    群众是很出色的，大都胜过领导人，至少是胜过担任领导工作的许多人。有了这些人，什么都能够办得到，他们认为斗争是真正的幸福，他们活着就是为了斗争，如果敌人给他们安宁，他们就感到苦恼。(p.128)

    致维克多•阿德勒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１日于伦敦

    [柏林]城市的外表确实是美丽的，连工人住宅的门面简直也象宫殿一般。至于这些外景后面的东西，最好不谈。工人住宅里的贫困当然是个普遍现象；然而使我大为丧气的是“柏林屋”——昏暗、污浊、闷气和在其中感觉舒适的柏林的平庸生活，这是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可能有的现象。(p.131-132)

    农民由于乡村居民所特有的分散性，不能成为有组织的反对力量。他们对政府的全部要求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p.133)

    在别的政党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政府也不知道自己的要求而且勉强度日的情况下，了解自身要求并坚决顽强地力争达到这些要求的政党，终究会胜利的。(p.133-134)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２日于伦敦

    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特别是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它的一切要求都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正是这种经济发展的政治表现的话，那就更是如此。(p.139)

    这种资产阶级的婚姻是何等浪费精力：最初为了达到这种婚姻费了很长时间，后来这种无聊的麻烦事又拖了很长时间，最后解脱这种婚姻又花费很多时间。(P.141)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４日于伦敦
摩尔那种警句式的文风，我认为由他[福尔坦]翻译非常不合适。除你之外谁也做不了。(p.145)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７日于伦敦

    [司徒卢威]说，现代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恶果，会象在美国一样容易消除。在这里他完全忘记了，美国从一诞生起就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美国是由那些为了建立纯粹的资产阶级社会而从欧洲的封建制度下逃出来的小资产者和农民建立起来的。而在俄国，基础则是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是文明时代前的氏族社会，它虽然正在土崩瓦解，但仍然是资本主义革命（因为这是俄国真正的社会革命）赖以行动和进行的基础、材料。在美国，货币经济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经完全确立，而在俄国，自然经济还是常规，几乎毫无例外。由此可见，在俄国，这种变动一定比美国强烈得多，尖锐得多，遭受的痛苦更大得无比。（p.147)

    毫无疑问，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没有社会的巨大的变革，没有整个整个阶级的消失和它们的转变为另一些阶级，那是不可能的，而这必然要引起多么巨大的痛苦，使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遭受多么巨大的浪费，我们已经在西欧看到了，虽然是在较小的规模上。....然而，一亿多人口终究会给非常可观的大工业提供一个很大的国内市场；在你们那里，也象其他任何地方一样，事情最终会找到它们自己的相称位置。(p.147-148)

    我还要进一步说，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象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的作用。这种更高的形态——凡在历史上它可能存在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二元对抗的必然结果， 它不可能从农业公社直接发展出来， 只能是仿效某处已存在的样板。  假如西欧在１８６０—１８７０年间已经成熟到能实行这种变革，假如这种变革当时已经在英法等国实行，那末俄国人当然应该表明，当时还没有怎么触动的他们的公社能够做出什么。但是西方当时却处于停滞状态，不打算实行这种变革，而资本主义倒是越来越迅速地发展起来。因而，俄国就只能二者择一：或者把公社发展成这样一种生产形式，这种生产形式和公社相隔许多中间历史阶段，而且实现这种生产形式的条件当时甚至在西方也还没有成熟——这显然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或者向资本主义发展。试问，除了这后一条路，它还有什么办法呢？(p.148)

    至于说到公社，那末只有在其成员间的财产差别很小的条件下，它才可能存在。这种差别一旦变大，它的某些成员一旦成为其他较富有的成员的债务奴隶，它就不能再存在下去了。(p.148)

    象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p.149)

    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８日和２１日于伦敦

    奥地利的形势好极了。各党派普遍束手无策，皇帝举棋不定，国会解散几乎已成定局，新的选举即将进行，——这一切使我们能够进行最好的鼓动，并把积垢多年的泥潭来个彻底翻动。各个贵族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好象巢穴被捣毁的蚂蚁一样，来回奔窜，乱作一团。本来就已经摇摇欲坠的旧制度，现在永远完结  了，我们应注意使历史不再处于静止状态。这是不难办到的。(p.153)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３日于伦敦

    奥地利现在是欧洲最重要的国家，至少是在目前。主动权操在它的手里，过一两年就会得到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响应。勇敢的塔菲第一次把石头推动了，它不会很快停住的（注）。因此很自然，每一个奥地利人都想参加运动，而要做的工作将会很多。看着维也纳人我很高兴，他们都是出色的人，但是一些多血质的人，他们的热情敏感甚至不亚于法国人。所以不需要去鼓动他们，而要加以约制，以便多年的辛劳的成果不致毁于一旦。(p.159)
    （注）九十年代初期，奥地利国内开展了争取选举改革的广泛运动。１８９３年７月９日，社会民主党人在维也纳和全国其他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人示威和群众集会，要求普选权。在群众的压力下，首相爱•塔菲于１８９３年１０月１０日向帝国议会提出了奥地利的选举改革草案。草案虽然扩大了选民范围，但仍规定保留等级选举制度以及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特权。反动政党反对这一法律草案，塔菲内阁被迫在１８９３年１０月辞职。改革在１８９６年才实行。

    你自己说，街垒已经过时了（如果军队有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成为社会主义的并找到出动理由的话，街垒可以又成为必要的），而政治性罢工如果不是威胁一下而很快取得胜利（象在比利时那样，那里的军队很不稳定），那就必然会弄得很难堪，或者最后直接导致街垒。(p.142)

    我们应当绝对避免那些可能被极端派利用的行动或言论。(p.142)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总罢工。....如果说在[比利时]那里还可以指望借助于这个斗争工具取得某些成就，那末在奥地利又能指望什么呢？在这里，农民占大多数，工业分散而且比较薄弱，大城市很少而且彼此相距很远，各民族被挑拨互相残害，而社会主义者还不到全体居民（自然是成年男性居民）的百分之十！在这里，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避免任何可能使本来就急不可待地渴望建立功绩的工人阶级采取孤注一掷行动的步骤，何况这是在政府希望这样并且有可能用挑拨的办法做到这一步的时候。(p.161)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这些[费边社]先生们多少年来一直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靠“伟大的”自由党才能实现，他们把工人的一切独立的选举活动——包括反对自由党候选人，统统称之为隐蔽的托利主义，而把“用社会主义原则渗透自由党”宣布为社会主义者唯一的迫切任务；可是现在他们却说，自由党人是叛徒，不能同他们打交道，....这就是这些高傲的资产者的全部忏悔词。他们真是大发慈悲，要从上面来解放无产阶级，只要它富于见识而能了解到：如果没有这些聪明的律师、著作家和悲天悯人的女士们的恩惠，它这样一些愚昧无知的群众是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是什么也达不到的。这些先生们大吹大擂地宣称为震惊世界的第一次试验，已经明显地失败了，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就是历史的嘲弄。(p.164)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４年１月３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要建立一支民军类型的优秀军队，需要从对青年进行体育和军事训练着手，而这要花五年到八年的时间；这样的民军大约到本世纪末才能建成。(p.186)

    致朱泽培•卡内帕    ［１８９４年１月９日于伦敦］

    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但丁]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要用不多几个字来表述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辞藻，这个任务几乎是难以完成的。因此，如果我向您推荐的这段文字不能完全符合原来要求的话，请多多原谅。(p.189)
    （注）卡内帕，朱泽培（１８６５—１９４８）—— 意大利律师，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１８９４年１月３日，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１８９４年３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题辞，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以别于但丁曾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以下一段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９１页。

    致维克多•阿德勒    １８９４年１月１１日于伦敦

    无产阶级并不是第四等级，象那些喜欢用错误的类推法的人所说的那样，而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完全现代的阶级，它不能同这个陈腐的、等级制的废物和平共处，而是要炸毁它，然后才能够着手解决他本身的任务——炸毁资产阶级。（p.195）

    致瓦•博尔吉乌斯 １８９４年１月２５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我们视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社会的人们用以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说的。因此，这里面也包括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装备。这种技术装备，照我们的观点看来，同时决定着产品的交换方式，以及分配方式，从而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也决定着阶级的划分，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决定着国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p.198)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p.198)

    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p.199)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所以，这并不象某些人为着简便起见而设想的那样是经济状况自动发生作用，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p.199)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这里我们就来谈谈所谓伟大人物问题。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p.199-200)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p.200)

    我认为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所作出的光辉范例，定能对您的问题给予颇为完满的回答，因为那是一个实际的例子。我还认为，大多数问题都已经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至十一章、第二编第二至四章和第三编第一章或引论里，以及在《费尔巴哈》一书最后一章里谈到了。(p.201)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４年２月１３日［于伊斯特勃恩］

    “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p.203)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４年３月６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瑞士]这个国家很小，它可以做出很多荒唐事都无所谓，而一个大民族却不能不受惩罚地作出这类幼稚行为。(p.208)

    这个饶勒斯（注）先生，这个空论家教授、但又是不学无术（特别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人，极其肤浅，滥用他的饶舌才能想使自己出人头地并将自己描绘成社会主义的发言人，虽然他自己并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否则，他就不敢把国家社会主义提到首位。国家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幼稚病，十二年以前，在非常法制度下曾流行于德国，当时它是政府许可（甚至鼓励）的唯一形式。虽然如此，党内只有很少人一度上了圈套；维登代表大会以后，这种情况完全消失了。（p.209）
    （注）饶勒斯，让（１８５９—１９１４）——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史学家；法国社会党改良派的领导人；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参加者；１９０５年起为法国统一社会党右翼的领袖之一，该党的中央机关报《人道报》的创始人和主编；积极反对军国主义，１９１４年被沙文主义者维连杀害。

    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你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就是，你们已经有了它；而我们则需要花费二十四小时去建立它。但是，象其他任何政体一样，共和国取决于它的内容；当它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时，它就和任何君主国一样地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方式不谈）。因此，把它看成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或者当它还为资产阶级所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某些让步，但是永远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委托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一天之内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p.209-210)

    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    〔１８９４年３月２６日于伦敦］

    在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p.221)

    毫无疑问，工人群众是强烈向往社会主义的。但是英国的历史条件是这样的：来自群众方面的向往，常常在领导人中间产生许多互相交错甚至互相敌对的不同思潮。(p.221)
    （注）伊格列西亚斯，帕布洛（１８５０—１９２５）——西班牙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职业是印刷工人，无产阶级政论家，国际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委员（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新马德里联合会委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曾与无政府主义影响进行斗争；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１８７９）创建人之一，后来成为该党改良派首领之一；１８８９、１８９１和１８９３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４年５月１２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他们坚决拒绝将选举费用转归国家或市镇担负；此外，他们还拒绝实行议员津贴和复选制。如果保留所有这些旧弊端，那就是直接剥夺四分之三或更多的选区内工人候选人的被选举权。议会将依旧是富人的俱乐部。（p.236)

    这里的社会民主联盟６同你们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一样著名，都只是把马克思的发展学说变成死板教条的党派，这些教条，工人不是根据他们自身的阶级感情得来，而是必须当作信条不加思考地囫囵吞下。因此，两个政党仍然只是宗派集团，并且象黑格尔所说，它们从无通过无到无。(p.236-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