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１８９４年５月２１日于伦敦

    我们要努力使工人摆脱完全从属于两大资产阶级政党的状态，让纺织工人象矿工那样，进入这里的议会。只要议会里有十个工业部门的代表，阶级觉悟自然会迸发出来。(p.240)

    这些英国工人具有幻想的民族优越感，他们的思想和观点根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讲求实际的”眼界狭隘，他们的领袖又严重地沾染了议会贪污受贿的恶习；这样的人的确会使人失望。然而事情还是在前进。(p.240)

    致波利斯•纳乌莫维奇•克里切夫斯基     １８９４年５月３１日于伦敦

    您自己当也感到，装扮成社会民主党人但又想从事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该是多么可笑。(p.242)
（注）克里切夫斯基，波利斯纳乌莫维奇（１８６６—１９１９）——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政论家，九十年代初侨居瑞士；在日内瓦参加“劳动解放社”；经济派的领袖之一；１９０３年脱离政治活动。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４年６月２日于伦敦

    要保证胜利，要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你们需要一个比你们现在所指挥的更加强大、人数更多、更加可靠和觉悟更高的社会主义政党的积极支持。（p.245)

    这里人们深知，每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的背后，都有交易所和商人；正因为如此，所以严格禁止谈论这点。这就是新教的资产阶级的伪善。(p.246)

    说到您的浮雕像（我是说“我的”），这是件为难的事。平生我做过一件蠢事——照了张侧面相，以后再未干过这种事。那张照片的形象很蠢，我真不想把它留给后代。但是我仍然乐意看看马克思的浮雕像（请送给杜西一个！）。(p.246)

    致维克多•阿德勒    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７日于伦敦

    在出名的代表中有一位最明理的、而且我认为也是最正直的人物，他就是米勒兰。但是我担心某些资产阶级的法律偏见在他脑子里的地位要比他自己意识到的牢固。在政治方面，他是整个集团中最能干的人。饶勒斯是位教授，是个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的空论家，议会对他比对盖得和瓦扬更加注意，因为他同多数派的先生们更相近。我认为，他的确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可是你该知道，这些新手急于建立功勋的心愿同他们不了解事物的程度成正比，后一个缺点在饶勒斯身上十分严重。因此也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饶勒斯在巴黎作为社会主义的提案提出的，正是卡尼茨伯爵在柏林为容克地主的利益所提出的——为了提高谷物价格实行国家对粮食进口的垄断。(p.261)

    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日益把英国的工人群众推向我们方面，但是在这些失去任何理论思维习惯、从来看不到自己鼻子下面以外事物的“实干家”意识到他们自身的感觉和需要以前，还要经历一些岁月，除非他们的鼻子直接碰到这些东西。(p.263)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８日于伦敦

    1８４１年我读了弗•贝纳里（注）关于《启示录》的讲义之后，就对这个题目发生了兴趣。从那时起我才明白，这是《新约全书》中最古老、最重要的部分。[《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这篇文章的酝酿构思已经五十三年了，出版无须过于着急。(p.264-265)
    （注）贝纳里，弗兰茨 斐迪南（１８０５—１８８０）—— 德国东方学家、语文学家和圣经研究者，在柏林任教授。

    千年王国是属于此岸世界还是属于彼岸世界？这就看如何理解。我把死后称作彼岸。《启示录》关于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千年王国仅仅是对受苦受难的人而言，也许还对那些活着的时候就能赶上千年王国的基督徒而言；因此对后者说来，它属于此岸世界，而对那些为此必须复活的殉教者说来，它属于彼岸世界。所以，这还是老一套：你付钱，就任你选择！我认为决定性的东西是，如果没有不死的观念和对彼岸报偿及报应的信念，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在千年王国和末日审判之后才产生的新耶路撒冷，就更不属于此岸世界了。

    按照所谓保罗使徒书，活着的信徒在基督复临时将“变容”，即由必死“变”为不死。

    不言而喻，这时千年王国是用世俗色彩来描绘的。就连《启示录》也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天堂：人们都光着屁股坐在潮湿的云端上，用多少带血的手弹拨着竖琴，永无休止地高唱着众赞歌。（p.265-266）

    致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    ［１８９４年８月９日和１４日之间于伦敦］

    工人群众的运动还是在前进，生产资料公有化的思想日益扩大基地，觉悟的群众把一切阴谋家和被收买的头头统统抛弃的日子终会到来的。(p.273)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同志每周都在《工人时报》上报道国际运动发展的情况。她懂西班牙文，如果你能尽可能地把《社会主义者报》给她寄去，那就太好了。(p.273)

    致菲力浦•屠拉梯    １８９４年８月１６日于伊斯特勃恩市皇家大校场４号
鬼并不象人们描绘得那样可怕。(p.277)

    谈谈伦敦的情况。社会民主联盟是本地的五、六个社会主义派别组织之一（其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但策略却纯粹是宗派主义的），....独立工党是一个竞争集团，它也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列入自己的纲领，因而就成了社会主义政党了，虽然它并没有以这一名称显示自己；它的目的是选举那些能够不依赖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党的工人候选人。大家都希望在选举中这两个集团能够携起手来。但是联盟说——不：你们若是社会主义者，那你们就应加入我们的行列；你们若是拒绝加入我们的行列而另行组成集团，那你们就不是社会主义者。同这些分子还怎么共事！(p.277)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４年８月２２日于伊斯特勃恩市皇家大校场４号

    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怎样利用新的嫌疑犯处治法的。....虽然会有几个人遭到它的迫害，但是这个法律无疑将对你们产生１８７８年的法律１１３对德国人产生的那种效果：你们将战胜它，通过斗争你们将变得比斗争开始时强大得多。(p.279)

    在这里，曾经一度象是要采取一种合理可行的行动准则的社会民主联盟，突然又回到海德门主义的老路上去了。....它宣布的是一种哈利发欧麦尔（注）焚烧亚历山大里亚藏书的政策：或者这些书违反可兰经，因而是邪说；或者这些书说的与可兰经一样，因而是多余的——应该烧掉！就是这些人妄想得到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p.280)
    （注）欧麦尔，伊本－阿尔－哈塔布（５８４—６４４）。——阿拉伯的哈利发（６３４—６４４）。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４年８月底于伊斯特勃恩市

    加速或强化[资本主义对小私有制]这种瓦解作用不是我们的事情，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小私有者联合成农业协作社，共同耕种大片土地。（p.282)

    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１８９４年９月６日于伊斯特勃恩市皇家大校场４号
 
    给这样一些由不相识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目的创办的刊物撰稿，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果。(p.284)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４年９月下半月于伦敦］

    在这里，没有同时的倒退就不会有前进；....但是“在这个自由国家里”还不得不暂时容忍这类矛盾和不合情理的事情。总有一天群众达到了高度的觉悟，他们将冲破“领袖们”之间互相倾轧和宗派纠纷的罗网。(p.285)

    不管这次[中日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那里，同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的过时的农业体系，是通过严格排斥一切对抗成分而人为地维持下来的。这种全盘排外的状况，已由同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战争而部分地打破了；这种状况将由目前这场同亚洲人、即中国人最邻近的敌手的战争来结束。

    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过剩人口将迅速、不断地增长——从土地上被赶走的农民奔向沿海到别的国家谋生。现在是成千成千地外流，到那时就会成百万地出走。那时，中国苦力将比比皆是——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都有。他们将试图把我们工人的工资和生活水平降到中国的水平。那时我们欧洲工人的时刻也就会到来。英国人将首先起来；他们身受这种渗入之害，就会起来斗争。我很希望这次中日战争能使我们在欧洲的胜利至少加速五年并使它空前顺利，因为这次战争将把一切非资本主义阶级都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对中国人感兴趣的只有大土地所有者和工厂主。(p.285-286）

    保尔登在《新时代》上的文章[《法兰西阶级斗争》]整个说来很好。其中对历史事件的某些评价是值得赞扬的。对法国１８７１年以后的历史的因果联系的揭示和对这段历史进程的阐述，是我读过的东西中写得最好的；我从中吸取了很多东西。（p.286）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４年９月２３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１２２号

    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因而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对我们来说，这是加速崩溃并使冲突加剧到危机的地步。这又是历史的一个奇妙的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征服了，最后它征服了中国，但它本身在自己祖国的存在却成为不可能了。（p.288)

    致艾米尔•王德威尔得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１日以后于伦敦］

    比利时和瑞士这样的小国，是当代的政治实验室，是各大国要进行的实验先在这里加以试验的场所。往往是这些小国首先给震撼整个欧洲的运动以推动。(p.289)
    （注）王德威尔得，艾米尔（１８６６—１９３８）——比利时的右翼社会党人，比利时工人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派的首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极端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屡任大臣。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０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工人时报》停刊了。非常遗憾，在这个报纸上唯有杜西的文章毫不隐讳毫不歪曲地向英国工人报道大陆运动的真实情况。（p.293）

    群众本能地感到，工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来同两个官方的政党相对抗；这种本能日益增强，而且在１１月１日的市政选举中表现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明显。但是由于各种陈旧的传统观念以及缺乏能把这种本能变成全国性的自觉行动的人，运动长期停滞在思想不明确和各地分散行动的早期阶段上。盎格鲁撒克逊宗派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也很盛行。同你们那里的德国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完全一社会民主联盟竟把我们的理论变成了正统教派的死板的教条；它处在闭塞的局限状态中。(p.293)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也将找到去欧洲的道路，大批地涌入欧洲。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成为群众性的，那末这种竞争无论在你们那里或在我们这里都会迅速地极端尖锐化，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就会对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起推动作用。(p.297)

    致劳拉•拉法格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４日于伦敦

    我大胆地把我的全部书籍，包括摩尔逝世后从你们那里得来的书籍，都赠给了德国党。全部这些书籍构成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科学的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非常完备的文库。如果再让它分散开，那是很可惜的。(p.303)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２日于伦敦

    的确，你们让机会主义牵着走得太远了。在南特，你们为了一时的成就准备牺牲党的未来。及时止步还是时候；如果我的文章（注）对此有所帮助，我将十分高兴。在德国，福尔马尔提议把你们对法国小农允诺的利益给予拥有十至三十公顷土地的巴伐利亚大农，倍倍尔已经应战，....他以充分的根据诉说党正在资产阶级化。这是一切极端党派刚刚成为“可能的”政党时的不幸。但是，如果我们的党不背叛自己，我们就不能在这方面逾越特定的界限，而我认为，在法国（同德国一样），我们已到达这个界限。好在及时止步还是时候。(p.308)
    （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

    致约瑟夫•涅尔谢索维奇•阿塔贝强茨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３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我十分感谢您对阿尔明尼亚情况的有吸引力的描述，但我还是不能认为对于不是由于亲自研究而得知的东西发表见解是正确和理智的。(p.311)
    （注）阿塔贝强茨，约瑟夫 涅尔谢索维奇（Ａ１８７０—１９１６）——阿尔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职业是农艺师；曾把《共产党宣言》译成阿尔明尼亚文。

    阿尔明尼亚要从土耳其人以及俄国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只有在俄国沙皇制度被推翻的那一天才有可能。(p.311)

    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４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在政治争论上，一切都必须冷静考虑，决不要匆忙或一时激动，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常碰钉子。(p.313)

    倍倍尔在会议上的表现是否不好，这是个争论的问题。但实质上他无疑是正确的。....他作为党的领袖，不妨暂时摘掉玫瑰色的眼镜，用自己天生的肉眼瞧一瞧世界。(p.313)

    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就算是这样吧。我也认为他自己不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把一个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十至三十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目前状况（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短工）永远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其实，在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象“学士”、落选的大学生等的增多一样，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在几年前还是危险人物。现在我们能够溶化他们。但是必须促进这个过程。为此就需要加盐酸；如果盐酸不够，那末现在应该感谢倍倍尔，他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溶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恢复党内真正和谐的途径就在这里，而不在于否认和隐瞒党内一切真正有争论的问题。(p.315)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２日于伦敦

    这已是福尔马尔第三次在党内和在巴伐利亚之外争取领导地位了。第一次他要求我们积极支持卡普里维并使自己变成政府社会主义者。第二次说我们应当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并帮助现今的德意志帝国搞社会主义试验。头两次他都失败了。现在又干。(p.322)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７日［于伦敦

    我的状况如下：七十四岁，我才开始感觉到它，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四十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四十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三十四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七十四岁，那末一切都会很快就绪。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p;330)

    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   １８９４年１２月１８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我希望您自我感觉良好；至于我本身，没有什么不好，但我开始觉察到，七十四岁毕竟不是四十七岁。然而事变应当帮助我们保持生命力；整个欧洲都沸腾了，危机到处趋于成熟，特别是俄国。那里不会再这样持续很久了。那就更好。(p.332)

    致路德维希•库格曼  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至于现在你说的早期著作，应指１８５１年以前那段时期的作品，....这些东西的确有巨大价值，正是由于缺乏这些东西，我不能全部出版马克思和我在１８４２—１８５２年间发表的较短的文章。我的宿愿是一有可能即出版这些作品。因此，如果你能够尽可能多地供给我这些文章使用，你也就是在这项工作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还想再找到１８４２年的全部《莱茵报》，主要是为了马克思的文章。(p.341)

    致海尔曼•施留特尔  １８９５年１月１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群众中的社会主义本能越来越强烈，可是每逢这种本能的意愿转变为明确的要求和思想时，马上就开始了分散：有的人投向社会民主联盟，有的人加入独立工党，还有人留在工联里，等等等等。简言之，这只是一些宗派，而没有党。领导人物中间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信赖的，准备担任高级领导工作的人选很多，但他们丝毫不具备担任这一职务的卓越才能，而两大资产阶级政党手里早已准备好钱包，看看谁能收买。(p.343)

    这里的（正如你们那里一样）工人一旦意识到他们的要求，国家、土地、工业以及所有一切，都将属于他们。(p.344)

    致卡尔•考茨基    １８９５年１月３日于伦敦

    在本能地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群众中，希望采取自觉的联合行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群众虽然不如个别领导人清楚，但他们仍然比所有的领导人加在一起好许多倍。(p.345-346)

    致路德维希•肖莱马  １８９５年１月３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我们已达到这种地步：德国只剩下两个人，所有的人都倾听他们——威廉皇帝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讲话。(p.347)

    致保尔•施土姆普弗  １８９５年１月３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经常不断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P.348）
    （注）施土姆普弗，保尔（１８２７左右—１９１３）—— 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职业是机械工人；１８４７年为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１８６７）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

    致保尔•拉法格    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３［—１４］ 日于伦敦

    要启发农民懂得政治问题，这是一项长期的枯燥的工作，但他们也不致愚蠢到至今还不了解他们是在遭洗劫。一旦给他们指出这一点，他们就只有一条出路：转向社会主义者。（p.363）

    在尼斯的符卢勃列夫斯基向我要钱，他遭到不幸，折断了手，住了医院，现在急需用钱；过去我曾尽我所能接济他，但这次超出我的能力；我认为，巴黎公社社员和社会主义者议员的荣誉不应让他饿死。

    这事有关法国社会主义的荣誉，如果让公社的最后一位将军饿死，法国社会主义今后再不能把１８７１年的公社算在自己的名下了。(p.363-364)
    （注）符卢勃列夫斯基，瓦列里（１８３６—１９０８）—— 波兰革命运动和国际革命运动的活动家，革命民主主义者，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波兰解放起义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的将军；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和波兰通讯书记（１８７１—１８７２），海牙代表大会（１８７２）代表，积极参加反对巴枯宁派的斗争；七十年代末，在瑞士同波兰流亡者接近；１８８０年大赦后回到法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

    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６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美国是世界上最年青的同时也是最古老的国家。....在这里早已过时的东西，在美国都还能存在一两代....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美国，现在才开始有时间除关心物质生产和致富之外，又关心自由的精神发展和为此必要的预备教育，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发展的两重性：它既要完成开垦大量处女地的原始任务，又不得不参加争夺工业生产首位的斗争。（p.365-366）

    因此，运动的盛衰就取决于在普通的美国人头脑中什么居于优势，是工业工人的觉悟还是开垦处女地的农民意识。过几年情况将发生变化，那时肯定将有巨大的进步。具有古日耳曼的自由精神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发展，经历着十分独特、缓慢、曲折的道路（在英国这里曲折不大，在你们那里曲折很大）；好象是逆风而进，但运动毕竟还是在前进。(p.366)

    致劳拉•拉法格   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９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４１号

    看来我们的资产阶级英雄们是在单个单个地蜕化，正如他们的阶级整个地蜕化一样。(p.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