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张国焘南下失利的时候,他还在叫嚷他的南下是“正确”的,继续攻击中共中央。他在到达道孚后,3月15日在干部会议上作了个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说他率四方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反对毛、周、张、博也是“完全正确的”。他说:“耍回马枪,乘敌的空虚突然南下,这是非常正确的。”“至于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地向北发展。”“在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对于他在天全、芦山立足不住而转移到西康东北部,他说“转移地区可以说是平常的一回事”,把当时中共中央领导红军东征说成是“也同样转移到晋西去了”。他攻击中央是什么在“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的向北逃跑。他鼓吹“我们在这里不是借路经过,而是要整理部队,建立政权。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夺取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争取相机消灭李抱水,拿下康定的战役胜利。”
4月1日,张国焘在机关活动分子会上作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任务的报告,继续攻击中央,散布其企图偏安边陲的谬论。他说他的南下“是苏维埃运动终止退却,反攻敌人强有力的行动”,他现在准备“向西北行动”,而这是“绕到敌人的后方去进攻敌人,为的是避免和敌人拼消耗,避免‘决战防御’,为的是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而他的要“夺取西北”,又是与中央的北上“没有丝毫相同之处”。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过去批评他擅自成立西北联邦政府,始终耿耿于怀,说“我们要了解西北联邦政府的正确性,了解它的前途,它的历史需要,……要立即开始与加强西北联邦政府的工作,并要强固地树立其威信。”他们甘孜、瞻化、炉霍、道孚4县的人。计算了一下,有10万多,于是要巩固这一地区作为根据地的一部分,要建立波巴日德瓦革命政府,使之成为联邦政府的一部分。
尽管张国焘在表面上做得如何热闹,但是严峻的客观形势,困难的现实,迫使他不得不回头走北上的道路。1936年5月21日,张国焘的所谓“中央”炮制了《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这个决议大纲尽管还在胡吹“相当的意义上说,南下反攻的形势是胜利的,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他不得不承认,“主力红军如果比较长久停留在现在的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粮食的缺乏,使我们在现有地区少数民族中工作增加困难。因此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方针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但是,张国焘的夺取西北,并不是要去同中央会合,仍然是以“我”为中心自行发展。决议大纲说:“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中国的西北部毗连苏联与外蒙人民共和国,夺取西北,可直接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这说明了如《我的回忆》中所述那样,他的北上自有打算。
不过,他终于要“回师北上”了。这是与中共中央对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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