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中共分裂的主要经过。

　　张国焘的这段所谓回忆，掩盖了当时双方的主要分歧，以及中央为什么要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主要原因。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共同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是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与会者一致通过的。后来，中共中央坚持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而张国焘则变卦为坚持南下，这些电文，都在档案中可以看到。后来张国焘给陈昌浩发去密电，坚持南下，并且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1937年3月23—31日的延安会议上，毛泽东当着张国焘的面，指出张国焘给陈昌浩的这个电报，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说，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对于这些重大情节，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绝对不提，这就充分证明了这个《回忆》的虚伪性。至于后来张国焘的成立第二个“中央”，当然这是重大错误，张国焘在《回忆》中把这事的责任完全推诿给了下面，推诿给了“到会者”，也是完全违背历史的，试问如不是张国焘自己意图另立中央（不是如他说的“临时中央”），篡夺党中央的领导权，他的下属焉能大胆这样作？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北上和南下之争，究竟谁正确？北上的结果，已有历史作出结论。试看张国焘南下的结果

　　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出甘肃的岷县、通渭地带时，蒋介石慌忙调周浑元约12个团移武都，胡宗南约20余团由松潘延伸到西固以配合陕甘军队的行动。这样，使张国焘减少了军事上的压力。在四川方面，敌人为了防止红军南下，沿大小金川仓促布防：二十四军刘文辉两个旅，位于大金川沿岸的绥靖、崇化、丹巴一线；二十军杨森部四个旅零一个团，位于小金川沿岸的懋功、抚边、达维；二十八军邓锡侯部一个团驻守抚边以东的日隆关。再远处，康定驻有蒋系李抱水的6个团。这些敌军将在四方面军南下中扼守隘路，特别是在康定、天全、宝兴、邓河场、大川场、水磨沟这一碉堡线上阻止。刘湘和李家钰的主力则将在邛崃、大邑、灌县一线配合刘文辉、杨森、邓锡侯部队夹击红军。根据这些情况，四方面军10月7日在卓木碉制定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决定红军主力采取迅速而秘密的手段分由观音、铁桥和党坝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然后分取丹巴、懋功，以此作为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资源地，另以一部牵制和扼止鹧鸪山、马塘、梭磨、梦笔山一带的敌人，以便主力各个击破敌人。前者由第二十五师、九十三师、第五军共8个团编成右纵队，由第四军、第三十军、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二军共16个团编成左纵队，隔岸呼应，配合行动；后者由第七十九团，第三十三军共3个团编成左侧支队进行。

　　10月8日，左、右两纵队均按预定计划行动。右纵队于12日克绥靖。左纵队15日克崇化，16日克丹巴，克抚边，19日夜袭达维，20日攻克懋功。绥崇丹懋战役宣告胜利结束，总计击溃杨森、刘文辉部6个旅，俘获人枪3000，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属之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