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带的战斗中，蒋介石的飞机发挥了较大的威力。我军向天全挺进的那天拂晓，川军防线完全被击破，我军正乘胜沿着山岭要道向县城追击，可是到了九点钟，敌机分批飞临我们上空，作地毡式的轰炸，阻遏了我们的攻势。事后检讨，我军这次三百几十名伤亡中，竟有近三百名是敌机轰炸下的牺牲者，同时，在这次战役中，敌人所建立的碉堡阵地，威力较前也大有进步。这些迹象显示，敌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经验来对付我们。

　　我们觉得飞机与碉堡确非我们的力量所能摧毁。过去一方面军在江西对敌作战时，曾采了“斩乌龟头”的战术，好乘敌人飞机没有出动的时候，用迅速的手段，消灭敌人伸出碉堡以外的兵力。但这种战术终于不能发生大效，结果江西苏区为碉堡所困，最后，不得不突围西行。毛泽东也曾斥之为“错误的防御战术”。

　　我们不愿意重蹈江西苏区的覆辙，决定我们在天全芦山的军事行动是暂时性的，不在这里建立川西苏区，我们在这一带的主要任务是解决补给问题。因此，我们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人力和畜力，将打土豪得来的稻谷运往宝兴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个集镇上，搜购布匹棉花赶制冬衣，准备不得已时退回懋功。

　　战局渐渐不利于我军，不久在江西对共作战甚久的薛岳、周浑元两个纵队，集结到了我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手段，向前进逼。我军与之交锋，占不着便宜。我们素来避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也不愿持久消耗，乃退回宝兴以北的山区。敌军也不再深入，他们不敢蹈险和我们在山地争胜负；同时，他们也以为把我们围在山地，终有一天会因粮食不继而自趋崩溃。

　　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不到一个月便结束了。

　　这就是张国焘极力主张南下的结果，是南下这一战略方针错误的结果，南下的不利因素，中央曾经为他作过剖析，但是张国焘不听，现在在实践面前碰了壁，他就只好“结束了”。

　　张国焘的“南下”无论天时、地利还是人和都不具备。他不得已只好放弃，转而在中央的极力敦促下“北上”。但他的“北上”真正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百丈关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停留在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地区。12月初，敌薛岳部由东面的洪雅地区向荥经进攻，红军于中旬撤出。此外，红军曾在这个地区开展地方工作，建立地方党的组织和工农民主政府，组织了一个独立师和两个独立团共三千多人。但是，这一地区多是藏族聚居区，长期的民族隔阂，再加藏族上层分子对藏民的欺骗恫吓，都使开展群众工作遇到极大困难。红军的军粮很难得到补充，因此，这一地区不能成为巩固的根据地。

　　从1936年1月8日红五师的一个报告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困难情况：“药品材料现在完全是用中药，现在最缺乏的解热剂及收疮剂、纱布、棉花，丹巴附近买不到，早已用完，现也感困难。”伤病员“每天一餐馍两餐稀饭，吃的菜是萝卜、酸茶”。“粮食收集三十四万斤，已吃完，现在是现买现吃”。“斗笠、脚马子因无材料全未制造。”据郑维山说：“我军在懋功、宝兴、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员、补给都十分困难。在百丈关附近作战的部队稍好些，能吃上粮食。而散布在夹金山南北的后方机关和医院的同志们，则靠野菜树叶充饥。有不少同志，因饥饿、疾病而牺牲。”

　　在困难和被围的情况下，张国焘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时想要退到西康去，说什么西康是我惟一后路，不可以西康落后说自误，即道孚也比绥靖人口多出产多，康定、道孚若为我有，粮食解决，有宽广后方，且能向西昌方向发展。在敌能守住邛、大、名、天、芦一带碉堡线时，即宜不失时机取康定为好。一时他又叫嚷“应尽量巩固原有阵地”，还准备“将来南进或东进”。

　　实际上，这时候的张国焘，已经率领着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包括原一方面军划入左纵队的部队，走上绝路了。正如中央曾经告诫过他的：“南下是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