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景：他太太好像儿戏，对那本书并不那么认真，说是很轻松地写成的。

　　周恩来：他有一点没有争论，她们母子在延安，是毛主席亲主张，把她们送到武汉，那是我经手的。他骂主席的一段就不是轻松。他还要求让他儿子来广州读书，我们还照顾了，并没有为难他。是解放以后到广州来学医的。我们对他是仁至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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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组织北上后，张国焘开始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留在右路军的朱德、刘伯承等为此作了坚决抗争。张国焘在回忆录中是如何掩盖他“另立中央”之事实的

　　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后，1935年9月14日，在俄界，曾经再次致电张国焘等，敦劝他随之北上。电文说：

　　“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

　　电报指出中央先率红一、三军团北上是正确的，要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随之北进，指斥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

　　15日，张国焘不顾中共中央的劝阻，通过中共川康省委和四方面军党员活动分子会议作出《关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并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名义下达《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诬称中共中央坚持北上的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

　　至于原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中央率红一、三军团北上后，虽然曾于1935年9月10日给前敌总指挥部下达指令，令其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但前敌总指挥部陈昌浩等并未执行中央指令，仍南下复归于张国焘的领导。

　　张国焘见中共中央已经北上，就在阿坝召开会议。会议作出了决议，污蔑中央率红军北上是“机会主义”、“右倾逃跑”，而把自己的南下主张美化为“进攻路线”。他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以“纪律制裁”。会上，他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逼迫朱德接受他们的南下主张。朱德斥责了他的错误主张，对他耐心说服：我来左路军工作，是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我的任务是和四方面军的同志一道，执行党中央的决议，坚决北上。北上，这是党中央的指挥，这是我党的组织原则。朱德表示：我相信，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识大体、顾大局的，他们是不会同意你们这样做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走到党中央身边的。张国焘组织了对朱德、刘伯承的围攻，逼朱德发表反对中央北上的宣言，逼他接受反对党中央的“命令”，并以枪毙相威胁。朱德大义凛然，严词拒绝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并说，北上是中央决议，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

　　据一位当时在五军团的目击者回忆说：

　　“张国焘恼羞成怒，便气急败坏地组织围斗朱总司令。我见朱总司令十分镇静地坐在那里，毫不为这些人的气势汹汹所动，等他们叫嚷得差不多了，才慢慢地站起身来。正要据理驳斥，张国焘却拍桌子，大声吼道：‘大家不要吵了，不要闹了！’他这话完全是冲着朱总司令来的，对我们敬爱的总司令，连话都不让讲，实在太专横、霸道！从此，张国焘便对朱总司令进行种种的迫害和摧残。他指使人在夜间把总司令的马匹全部偷走，并且当即宰掉；后来又把总司令的警卫人员调走，甚至连门岗也给撤掉，使总司令的安全得不到保障。朱总司令写信给我，要我从五军团给他挑选两个警卫员。我便让五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的科员范云标同志和保卫队的张副指导员，去给总司令当警卫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