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再次逼迫朱德表态。朱德严厉地驳斥了张国焘反中央的言行。他说：我们红军在全中国、全世界都是很有名的，谁都知道朱、毛，要朱反对毛是不可能的。他强调了党要团结，红军要团结，团结起来打敌人，拒绝支持张国焘的所谓“中央”。张国焘要朱德当这个“中央”所谓“中央委员”，朱德拒绝接受，并表示自己不反中央，在这里只“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朱德和刘伯承等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那么，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对以上这一段野心毕露，另立“中央”，企图篡夺党中央的历史罪行，又是怎样写的呢？他写道：

　　我们在刷金寺停留了两三天，积极查明北进道路。……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乘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作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的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等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秘；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其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事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决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到较妥善的处理。……

　　我们旋又接到徐向前来电，谓毛泽东单独北进的行动已引起北面敌军的注意，如我军跟踪北进，不仅不能衔接上一、三军团，且可能遭受敌军顽强阻拦。徐陈的主力现正与松潘胡宗南部相持，且有约八百名伤兵急待安排，他们如分重兵去控制松潘西北及北面一带通路，则毛儿盖后路难免被敌抄袭。因此他们的部队只有暂时坚守阵地，以毛儿盖为后方，候命行动。

　　第三天我们总司令部才接到毛泽东的来电，大意是因时机不可失，乃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现已进到岷县南部地区，盼总司令部率各军跟进。这是分裂后我们所接到的第一个电报，但这个电报既未告诉我们他们今后行动的步骤，也未告诉我们北面一带的敌情，因而我们不能据以行动。

　　根据我们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认为继续北进的时机已经失去，敌方已有足够的时间派兵扼守甘南一带战略要地，北上几条要道中的一些险要桥梁，可能已为敌人破坏，因而拟定暂行南进的计划。我们电令各军事单位，做些准备工作和迷惑敌军的姿态。总司令部也就率所部向阿坝移动。

　　我们西行三天，通过草地。顺利到达阿坝。……我们在阿坝停留了几天后，沿大金川南下卓克基，准备在卓克基举行一次重要的干部会议，讨论党内问题。徐向前陈昌浩等奉令率部向卓克基一带集结，仍留少数部队在毛儿盖带，牵制松潘之敌，原驻卓克基一带的董振堂、罗炳辉部，则以一部占领懋功以南的要地，为南下开路。……

　　我们旋即在卓克基举行高级干部会议，讨论毛泽东等的分裂行动问题。……这次会议通过了两个重要决议：一是不再承认原有中央，另行成立临时中央。到会者并一致推举我为这个临时中央的书记，俟到了适当时间，再行召集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成立正式中央；电告毛泽东，此后我们虽不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军事行动仍互相配合。二是由总司令部根据临时中央的决定指挥全军；各军概依总司令部命令行动；原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升任为总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刘伯承兼办红军学校；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向天全庐山一带地区活动，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巩固懋功和卓克基一带后方，期能建立川康新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