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位老同志回忆说:当时胡宗南面对即将来临的红军的强大攻势,感到不知所措,在驻地的院子里来回踱步,反复思量,觉得没什么出路,很可能当个阶下囚,他把被俘后的唯一希望寄托在黄埔军校的周主任(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身上,也许周恩来能体念旧日师生之情,给以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是在国共合作形成后胡宗南见到周恩来时自己对周恩来说的。由此可见张国焘拒不执行《松潘战役计划》,使当时胡宗南这个瓮中之鳖,成了漏网之鱼。对红军以后的作战,增加了不利条件。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借口所谓“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北上的时间,并一再要挟党中央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策动其左右提出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大权。党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考虑到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和为了争取张国焘本人,于七月中旬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原总政治委员为周恩来)。之后,张国焘才开始率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这时胡宗南的部队已经集结,堡垒线也已修成,《松潘战役计划》不能实现,朱德遂同张国焘联名发出《夏洮战役计划》,命令部队“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八月四日至六日,党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俄灯)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问题。朱德在四日的会议上发言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有把握的。两个方面军更提高信心,克服困难,战胜敌人。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集中红军主力北上,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会议还针对张图焘的不正常活动,提出“开展反右倾活动的斗争”,要求更进一步地加强党的绝对领导,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团结。
根据北进和通过广大草原地域时必将遇到敌人骑兵袭击的情况,朱德同周恩来、王稼祥于六日向红一、四方面军发出对敌人骑兵战斗的指示,提出了如何对付敌骑袭击的具体战术要求。
朱德是很重视统一战线工作的,他运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影响,于八月七日分别致函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二十一军军长刘湘,说明红军北上抗日、团结全国抗日反蒋力量、收复东北失地的主张,表示“不愿与先生等兵戎相见,盼望能与红军“联盟”,互派代表约地商见,制订抗日作战协定或互不侵犯协定。这两封信发出后,起到了减轻川军对红军压力的作用。
沙窝会议后,为执行以前制定的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洮战役计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中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中北上,经草地到班佑。毛泽东、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组成,由朱镕和张国焘率领,在卓克基集中北上,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共同北上。从此,朱德就同多少年来患难与共的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别,分路前进,同张国焘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异常剧烈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