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九月下旬，蒋介石反动政府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排挤了毛泽东对中央红军的领导，采取消极防御、短促突击等错误对策，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战，地盘越打越小。
 
 
 
叶剑英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那时中央苏区好比鱼缸养鱼，鱼很大，盆很小，养不活。毛泽东曾批评“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认为红军当初就深入外线作战，到敌人心脏去，打向江、浙，调动敌人，争取主动。但是毛泽东的正确建议没有被接受。一九三四年十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

　　夜渡于都溅溅鸣

　　一九三四年十月初，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项英、瞿秋白、陈毅、陈覃秋、贺昌、邓子恢、张鼎丞领导三万多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十月十日晚，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组成的军委第一、二纵队，从瑞金向于都集结，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先后向集中地域转移，突围部队共八万六千多人。

　　在中央红军突围之前，叶剑英由福建军区调回总部，因李德(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对他有意见，把他的福建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解除了，让他到军委四月当局长，主管训练、人事工作。

　　调整配备干部，是突围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叶剑英到任后，坚持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从各方面了解情况，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和使用干部，及时地向军委提出干部配备方案，保护了一批受王明“左”倾错误打击的干部。

　　在王明“左”倾统治时期，许多同志因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的甚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撤职、开除党籍。长征前夕，“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视这部分同志为“包袱”、“累赘”，想把他们一部分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一部分带走，个别的枪毙。叶剑英坚决抵制这种做法，甚至冒着被打击的危险，设法让这些同志参加长征。有一次，一位领导同志带着“内定”意见找叶剑英商量，决定参加长征的犯“错误”干部走留名单。“左”倾错误领导者原来要把边章伍等枪毙，叶剑英坚决反对。他说边章伍参加宁都起义后，随即加入党的组织，在军委机关工作是有成绩的。又说，边章伍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学识渊博，军事理论和军事素养较高，是军队建设的有用之才。“左”倾错误领导者所讲边的“罪行”似是而非，不得不同意叶剑英的意见。实践证明边章伍在以后的统战工作和军队建设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叶剑英力主边章伍随军长征一事，在他同边章伍共事多年、朝夕相处中，始终没有告诉边章伍。解放后，别的同志告诉了边章伍，边章伍同志激动地说：“那时候，我们都在砍头之列，若不是叶帅，我早就报销了！”

　　在讨论如何组织军委纵队的会议上，叶剑英提出“一定要保护党的骨干”。他深谋远虑地向军委提出了保护干部的两个方案：一、把红军大学和步兵、特科、卫生等学校中的一部分教员、学员，分配到各军团补充干部缺额，其余编入干部团，调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干部团一般不作战斗部队使用。二、把编余干部、犯过“错误”或受过打击、迫害的干部，一部分安排在军委机关担任一定职务或帮助工作，易一部分编入干部团随军长征。这一批受保护的干部在遵义会议之后，都先后恢复名誉井分配工作，他们不仅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全国解放以后，大都成为我党我军的各级领导干部。

　　叶剑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了大批干部，但因他当时所处的境况，对一些很有影响的重要干部也爱莫能助，有的甚至是自己的亲密战友也无能为力。“左”倾错误领导者把同他们作过斗争的干部视为内中刺。他们不让瞿秋白、刘伯坚、毛泽覃等参加长征。叶剑英长征路过于都河时，刘伯坚迎接他，并为他饯行，两个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情，心情非常沉痛。刘伯坚在苏联学习时，曾任旅莫支部负责人，对王明宗派集团否定在留学生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企图取消旅英支部的作出给过严厉的批评。所以他们对他深怀不满，寻找借口，滥用组织决定，不让刘伯坚参加长征。刘伯坚只得留在中央根据地，担任了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一次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负伤被俘，坚贞不屈，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