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3月，贵州茅台酒厂从上海办事处寄来邀请函，说他们准备组织大陆和香港部分诗人、作家、编辑，沿赤水河搞一次采风活动，时间是4月20日至28日。这是一个很具诱惑力的活动，我即回复，愿意参加。

    今年年初广东、香港“非典”肆虐，弄得人们很紧张，但那毕竟离北京还远。说实在话，我们在北京那时还并没感到有多大威胁。到了4月听说北京也有了“非典”，但从官方公布的数字，说还只有四例。到了4月中旬，也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于是我定了4月20日到贵阳的飞机票，决定如期参加活动。

    到了贵阳，各地被邀请的人都到了，有上海的、广东的，还有香港的，大家见面话题就是“非典”，这时我才知道，说北京也很厉害了。(过了两天从电视里报道北大人民医院已经封院了，后来知道，光人民医院这时就有100多“非典”病人，医护人员很多也感染了。)晚间《山花》编辑部请客，让我也参加了，席间有人开玩笑，说我刚从北京来，不会带来“非典”吧?我不以为然说，既然广东、香港都没带来，我怎么能带来呢?好在贵州还没发现“非典”病例，我们到贵州来，倒是很安全的了。

    二

    从贵阳到遵义，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热情接待，一切活动安排照常进行，参观、访问、居住条件都非常好，这里一切平静，的确感到我们已经远离“非典”的威胁了。但这时有人听到消息，说贵阳有父女俩发烧，同时住进了医院，似乎贵州也在开始遭到“非典”袭击 了，不过后来就再没有这样的消息传来，看来是一场虚惊。

    从遵义到茅台镇，仍然一切平安，但似乎内部管理严格了，每顿吃饭开始用分餐制，每顿的菜都加了沙参汤、凉拌鱼腥草等，主持者说，这是防“非典”的非常时期，为了保证大家的身体健康才这样安排的。另外，从遵义出发时，还给采风团派来了两名医生随行，能感觉到虽然活动内容照样进行，但组织管理者，已经是较为紧张的了。而采风团的人们在平时聊天，或在旅途中，很多时候话题仍然是“非典”，把每天得到的外部消息，互相通报，特别是广东、香港来的朋友，常谈到“非典”的可怕，但都声明自己并没接触过病人，也没到过病区和医院，特别是已出来多天，身体感觉都还很好，一方面解除别人疑虑，一方面也是安慰自己。

    我是从北京来的，虽然自己并没在精神上感到威胁和紧张，却也在尽力说明自己与“非典”无关。大家有时也说说笑话，缓解紧张情绪。总的说来，活动在照样进行，但能感觉到，“非典”的阴影已经在人们的心里笼罩着。

    每天从电视里看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气氛是很紧张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市长免职，每天疫情都在增加。四面八方的消息传来，的确让人有一种恐怖的感觉。遵义诗人李发模告诉我，说北京叶延滨给他打电话，问我的情况，叶延滨原也是要参加这次活动的，后来因出发前身体不适没有来。他告诉李发模，好在自己没离京，现在单位管得很严，每天要汇报单位人员情况，特别是负贵人离京了也必须马上赶回来。还说文联大楼也有一个人疑似“非典”被隔离，各单位都不上班了，采取值班制。看来情况的确是严重了，继广东、香港之后，北京成了更大的疫区。我每天往北京家里打一次电话，问北京的情况，还好，家里每天都说，家住社区情况还好，没有发现病人，亲戚朋友和认识的人中也还没有问题。这样在不安中，也还是放心的，但“非典”的阴影笼罩却仍是挥之不去的，我想这就是“非典”时期的一种正常心理了。

    三

    采风团的活动，从茅台镇到赤水市就结束了，离开赤水时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由赤水市卫生防疫站出具的证明书，证明在活动期间，身体正常，无“非典”和“疑似非典”症状体征。赤水离四川泸州最近，只有70多公里，这里是我的家乡，决定回老家看看。4月27日一早，我随部分要到重庆和成都的人一起乘车，路过泸州时我下车直接打车到我亲戚家。

    泸州市文联知道我到了泸州，由文联主席刘卉和秘书长杨雪找了几位朋友，中午请吃饭。我在人民大学的老校友叶怀祥携同夫人郑丽英也来了，叶怀祥是泸州市委原副书记，我们过去见过面的，大家相遇都非常高兴，十分亲切。席间话题仍然是“非典”，原来泸州还是四川的重灾区，一个确诊，还有“疑似”，但都不在市区，在郊区县，是广东打工者带回来的。即使这样，由于泸州是入川的几条要道入口，气氛也是很紧张的。我是从北京来的，但我也不断声明，我4月初即离北京到河南洛阳．回京两三天又到了贵州，现在也有较长时间了，意思是，我是没有问题的。我的感觉是现在不是我怕他们，而是他们怕我。但从接触中，他们的热情和亲近一点不减，从我到泸州以来每顿饭都有朋友邀请聚会，才使我的精神情绪较为轻松了些。

    到泸州的第二天晚上由市委副书记吕友清同志宴请，吕友清是叶怀祥原来的部下，由叶怀祥建议安排的，因为我和吕友清并不熟悉，以请我的名义，文联主席刘卉和秘书长杨雪也参加了，还加上叶怀祥夫妇和我的表侄女和女婿。席间分餐制又说到“非典”，吕书记介绍说，泸州形势很严峻，界内几个入川路口加紧了查防，由此也还和临省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冲突等等。另外让吕书记最为不快的是，刚从山西来了一老人到泸州探亲，“疑似非典”还到处喝酒，现在连同与其接触的人都隔离了。吕书记由于职责，讲到这件事颇为激动，别人当做新闻来听，而我作为客人，又是北京来的，心里难免有些不舒服。好在席间大家还是十分热情和愉快，也说一些文联和文化工作，很快宴席就结束了。我还是决定尽快离开泸州，虽然还有朋友相邀却未能聚会。前不久，我的母校泸州高中恢复原名举行了挂牌典礼，我还为此代北京校友拟过贺信送过花篮，但我仍然决定这次不去学校了。

    四

    到了泸州距我的老家很近了，总觉得似乎还是应当去看看乡下的亲戚朋友们。但我也知道，这是非常时期，农村集镇管理也都很严，我从北京来，难免会给他们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一直犹疑不定。这时泸州市文联的杨雪也一直在联系朋友找车，也都因为“非典”未果。我与成都李自国联系，说准备到成都。李自国听说我到了泸州，说他前一天刚从泸州回成都，是参加省内一次采风活动，如果我早一天给他联系，他就不走了。他知道我没有回老家，就说既然回来一次不容易，还是回去看看吧，否则亲友们也会有意见。于是他又直接给泸州稽查处杨处长联系，希望给我安排车，经过一晚上多次电话，找到杨处长答应第二天给我派车，说一天能去的地方都走一下，见见面，就不住了。

    我于是决定去朱家坪，看看几家亲戚，我打电话告诉他们说我到了泸州准备去看看他们，他们知道后也十分高兴，但我还是没忘记问一句，说我从北京出来，参加贵州一次活动，北京现在“非典”很厉害，你们害不害怕?在电话里，我侄子痛快地说，我们这里没有“非典”，我们也不怕“非典”，我听到后也感到安慰。我说我只能来看看你们，中午吃了饭就走，你们也不用准备了，到饭馆订两桌，把几家亲戚能通知到的都来，我请客。

    第二天我按约到稽查处，杨处长已安排好车，9点钟过我们即上路。泸州到朱家坪只有40多公里，还有一段高速路，只是到朱家坪的一段还在修路，好在是稽查处的车也能走，到朱家坪也就10点钟，司机说，要不是修路，最多半个小时就到了。这时几家亲戚都来了，见面自然都很高兴。说了些各家情况和现在农村的发展变化，吃饭时，气氛也很热烈，大人孩子全来了，喝酒、聊天，全然没有在城市中的紧张恐惧感。他们知道有“非典”，但“非典”究竟如何可怕他们不了解，无知无畏。这是我这些天来才感到没有“非典”的影响，该有多好啊!

    第二天决定搭稽查处邵处长的车到成都，但说要晚上才走。李自国电话告诉我，让我再到怀德镇去看看，这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姨表弟一家在那里，在泸州我就住在他二女儿家。我本来想时间太紧来不及，打个电话就行了，正好李自国告诉我泸州诗人夏虹，现是一家大公司负责人，他已联系好给我找了车。早上夏虹带着车来接我，于是表侄女说陪我去一趟，她也一年多没回去了。

    泸州到怀德镇也只有40多公里，路还好走，半个多小时就到了。中午，姨表弟一家和他的外侄我们一起在街上吃了饭。表弟媳原要坚持在家做饭，他们都是教师，对“非典”疫情，天天从电视里已知道其厉害，而且镇上管理也十分严格，凡有外人来要申报，很麻烦。后来说由于时间来不及，还是在街上吃饭，大家见一次面不容易，还是非常高兴，吃完饭，我们就上车回泸州了，在怀德镇也就为路过之客，不用申报也就不成问题了。

    回到泸州才1点半，因邵处长决定提前去成都，3点多钟我们就去和邵处长会合。邵处长是个女同志，自己开车，她原籍北京，说一口标准北京话，她说为防“非典”，她这些天也开始抽烟，但我们都开玩笑说，抽烟防“非典”没有证据支持，即使能防“非典”，可能已经来不及了。在车到资阳休息时，我和同车的小何抽烟，让她。她却不抽，原来她根本不会抽烟。

    五

    4月30日下午在泸州搭稽查处邵处长的车，到成都已是7点半了，李自国赶到花园宾馆，他早巳为我订好了房间。在大堂办入住登记时，必须先量体温。服务员递给我一片纸片式的测试剂，让我自己放在额上试，之后她在看结果时告诉我，说我的体温是38°C，我大吃一惊，忙说在路上几个小时，下午太阳大，车内较热，也许体温偏高一点是可能的。说这话时，其实我也在想，体温偏高一点也不至于38℃嘛，难道真的有毛病了?但又想，我自己感觉可是正常的，没有什么不舒服呀。服务员看我面色正常，应对也自然从容，还是让我先住下，但晚上必须重新测量一次，她还说客人中，我这38℃是第一例。

    从宾馆出来，邵处长、小何他们都还在门外等着，因为李自国已经安排了晚餐。从房间出来时我和李自国说，测体温事先别说，以免影响大家情绪，李自国一方面说38。C不算高，不可能有问题吧!一方面也想到，如果真有问题，那么这一路包括他们在内就都会受到隔离，麻烦就大了!我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吃晚饭的餐桌上，大家喝酒，有说有笑，而我却始终热情不高，说话很少，大家给我敬酒，我只推说平时有午睡习惯，今天在车上时间长，没休息好有些困倦了。大家也没在意，只有我心里知道是为什么，这时我主动给服务员要来筷子，我夹菜时都不用自己的筷子，也陪着大家喝了不少啤酒，也吃不少东西。

    吃完饭，其他人都散去各自回家了，李自国带我去一间洗脚房洗脚，说放松休息一下。

    我们要了两个体温计各自试了体温，结果体温正常，我的体温也只有36．2℃，以为不对，又重新试了一次，结果还是如此。这时我们就想到宾馆测试体温莫非有错?

    后来回到宾馆，我主动到服务台，要求服务员给再试体温。服务员也知道我们是补测体温的，这次她主动为我测试，她拿着测试剂放在我额上，后来反复又看，最后确认，我的体温是36．2℃，体温正常。我说，刚才怎么会有38℃呢?害得我们担惊受怕，连晚饭也没吃好。服务员想了想，说“可能是你测体温时，手拿试剂的位置不对。”我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弄错的，反正现在确认没问题，心里也就踏实了．也不再加追究。
  
    一场虚惊过去了，第二天朋友们聚会，请喝茶，请吃饭，我都坦然参加了。见面还是谈“非典”，看得出他们表面松驰，心里也还是紧张的。再说这是“五一”放假期间，各自家里都有一些安排，除了知道我来了，要见面聚会的朋友外，许多本来该去拜访的一些朋友，我都只好打个电话问候了，这是非常时期的一种不得以的办法。

    我决定回京，有朋友建议北京现在“非典”正厉害，你还不如在成都多住几天，躲一躲，甚至还具体说到不如到青城后山去住几天。我想北京是我的家，在外漂泊着，成天在“非典”的阴影下，心神不定，还不如回到家更踏实。不是“越是危险的地方越是安全吗?”再说，我家社区以及亲戚朋友和认识人中还没有受“非典”侵害的呀!于是我买了5月4日的机票决定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