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潮州这个城市，在广东，在全国，甚至在海外都是很有名的。它的名气在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是潮州菜，潮州人讲究吃，潮菜菜系堪称饮食文化精华。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及海外一些华人聚居的地方，差不多都有潮州菜馆，但价格都很昂贵，对一般人来说往往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味的。但对于文化人来说，潮州令人向往，主要还是因为韩愈，韩愈这个名字的确为这个城市带来了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色彩。

    今年4月初，我们在华侨巨富李嘉诚、庄静庵、陈家铭的家乡潮安县，参加了当代诗人郭光豹以描写这三位爱国华侨为内容的长篇叙事诗《赤子三部曲》的研讨会，会后组织去潮州参观韩文公祠。早饭后乘车只用了半个多小时就从安阜镇(潮安县府现在的所在地)到了潮州。车过韩江大桥，直开到城内的韩山脚下，我们下车拾级而上就到了韩文公祠。祠前有两棵高大的木棉树，有门楼宽近20米，用淡绿泥砖砌贴，门首写着“韩文公之祠”五个蓝色正书大字，这一切都先给人一种清新儒雅的印象。进得门来，是两进厅堂，正堂依山，处在要登十三级台阶的两米高基座上，祠内两廊有门楼相连。据史载韩文公祠最早在南宋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修建。当时的潮州知军州事丁允元认为“东山（今笔架山，亦称韩山)为韩公登临之地，且手植韩木”。于是决定修建这座韩祠的。元、明两代又加以重修，到清代修整复建规模最大，成为今天的壮貌。

    韩文公祠是前人为韩愈留下的纪念遗迹，据说它是可以与柳州的柳宗元祠、成都的杜甫草堂相比胜的。韩愈做潮州刺史时间只有八个月，受到如此尊崇，对于这个当官的文人也是一种难得的宠戴了。

    二

    其实韩文公祠的真正特色，我以为并不在这古建筑的雄伟奇丽，以及景色的清雅，而在于那些记载韩愈治潮功德史迹的四十块古今碑记。这些碑刻，分布在正堂上有十四面，堂下一面，南北两廊九面，门楼内厅十六面，或树墙前，或嵌壁内，几乎占满了所有装饰的空间。这些碑刻有些是记载韩祠修建的，但多为一些精彩的题词、深情的诗章，加上厅堂上的楹联，几乎构成了一部公议韩愈功德政绩的石刻评传。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唐宪宗命人从风翔法门寺迎佛骨入宫供养。当时韩愈为刑部侍郎，他看到当时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冻结大批劳力，形成了社会危机，因而反对迎佛骨入宫。他在《谏迎佛骨表》中认为：“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失其业次。”不想这下子却得罪了皇帝，于是就把他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为此也曾感到失落和伤心，他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写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
    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
    好收吾骨瘴江边。

    那时潮州还是未开发之地，而且瘴气迷漫，韩愈已经想到此去潮州一定是凶多吉少，并抱定一种赴死决心了。

    但是用得着现代人的一句话：“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潮州虽然偏远，但天高皇帝远，正可以施展他的理想和抱负，韩愈决心要为地方做些好事。他关心人民的疾苦忧患，一心要为人民除害兴利。当时韩江鳄鱼成灾，给人民群众的生产交通安全带来危害。《新唐书》记载：“初，愈至潮，问民疾苦，皆日；‘恶溪有鳄鱼……’”，“数日，愈往视之。”后来韩愈写了《祭鳄鱼文》，指出：“鳄鱼悍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并表示，“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蕾伈伈眈眈，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耶?”并下定决心：“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这是对鳄鱼的宣战，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对一切地方土劣、残害人民的恶势力的宣战。现在的韩文公祠中，几乎所有的碑、联，都把韩愈祭鳄鱼除恶事迹列在重要位置。当然描写的不是他的神力，而是他的诚心和决心。如苏轼撰写的立于正堂南墙的那方碑刻就有这样的内容：“惟天下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拟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能驯鳄鱼之暴，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韩愈这种为民除害解困的诚心，还写在正堂石柱的对联上：“群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岭峤；到官才八月，潮平渚鳄，于今香火遍瀛洲。”这是对韩愈治潮驱恶除暴功绩的最高评价。

    在封建社会中，农业经济是社会生产命脉，只有发展农业生产，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发展才能有坚实基础。韩愈对这二点是有深刻认识的，他在做潮州刺史期间，对农业生产十分关心。他写了《又祭止雨文》，其中说道；“稻既穗矣，而雨不能熟以获也；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岁且尽矣，稻不可以复种，”“非神之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刺史不仁，可以坐罪，惟彼无辜，惠以福也。”发生涝灾，他主动承担责任，认为是自己治理不力。他的真诚使百姓感动。在潮安磷溪乡有一条清秀的金山溪，相传就是韩愈因治理低洼涝地而倡辟的，所以在导涝入韩江的龙山关上，也建有韩祠。在韩祠走廊上明代天顺五年进士刘炜撰写的《重修韩文公庙记》里，就指出韩愈“于物则诚以感”，是他的诚心感动了人民群众，使民众有信心去夺取农业生产丰收。

    韩愈作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大师，还非常重视教育，他把提高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素质看得非常重要。韩愈在他的许多文章如《原道》、《请置乡校谍》等中都讲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他用孔孟之道去统一各族人民的思想，安定生产秩序，稳定生产关系，使潮州出现了新的繁荣。现在韩文公祠里许多碑文都对这方面有所记载。明万历三年的碑记中引有：“使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悔。”苏轼在《韩文公庙碑》中也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治。”正堂上道光年间的对联是：“去京华万里，化蛮烟瘴雨，膏泽诗书，从此道称名郡。”清代知府龙为霖在《韩山书院碑》中颂扬韩愈治潮以道的成果：“昌黎治潮逋八月，潮人由是而知学，”“樵夫牧竖亦乐道其姓氏为美谈。”吴越吴兴祚还刻诗在韩庙门内：“文章隨代起，烟瘴几时开，不有韩夫子，人心尚草莱。”当然不是说在韩愈之前，潮州就没有文化，但从这一切的确说明韩愈对潮州文化教育的推动和发展，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