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商品大潮的冲击，许多报刊、影视被迫转向实用、消闲和娱乐化——为适应某些读者层的需要，使通俗文化成为文化市场的主流，这似乎已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

    当然，人们的精神和文化需求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社会，人们关心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使一些自助性文化成为当今文化市场的新热点，这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图书市场上一些适用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书籍，以及表现富豪商战类的作品畅销不衰，这表现了当今人们求新知以求发展的新的精神需要。而文化消费中的消闲娱乐倾向，也正是适应了一些人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使疲惫的心身得以放松，求得一种精神慰藉的需要，这可能就是当前文化状态的新的社会大背景。因此这种现象的存在自有其合理的一面。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一向视文化精神理想为至上的文学艺术家们，面对市场经济利益格局更加复杂，感到一种茫然和失落，并由此而产生了抱怨情绪，这虽然无济于事，但也还是可以理解的。而另有一些作家、诗人、艺术家则经不起世俗欲望的诱惑，把文学艺术的审美“转向”为争取个人利益和当做赚钱的工具，放弃了精神理想的追求，这倒是最为堪忧的。

    文学艺术家在当前社会的经济转型中，有的人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从世俗欲望中解放出来，要追求自己独立而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拥有，维护自己在专业领域的主流和中心位置。如果要想赚钱的就干脆改行去经商，要想出名的，也可去与漂亮演员和歌星们抢镜头争宠，要想做官的你就认真去做官，不必用专业长处当做敲门砖，作为上升的阶梯。文学艺术永远是一种审美，它应与精神的高尚与文明相关。或许有人会说，精神理想和文化的高品位，不是今天人们的追求，特别是青年人不喜欢，这未必是事实。据说著名歌唱家李光羲在一次演出后，就听到青年学生们议论：“敢情过去的老歌这么好听！”的确，像《英雄赞歌》、《我的祖国》、《克拉玛依之歌》等这些老歌，今天的青年学生们仍然认为好听，就是因为这些歌能激发他们昂扬奋发的向上情绪，比起那些“哥呀妹呀”的铺天盖地的无病呻吟，听了让人不明不白、萎靡不振、悲观厌世要好受得多。又据说有的流行歌曲磁带销量正在每况愈下，逐年暴跌，这已经又说明了问题。这种情况对我们的整个文艺创作，包括小说、诗歌、影视等应当如何面向市场，也许该有一些启示作用的。

    当然，振兴文化市场，并非完全依靠过去已有的东西。只靠反复包装的中国和外国古典一类东西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要有大量的充满精神理想的高品位新作品，这是不言而喻的。今天一些办得较好的具有高雅品位的报刊，虽然受到挤压，但发行量仍然可观而且稳定，说明这种市场需求仍然是存在的，许多读者仍然需要和欢迎这类作品，所以文学艺术家们只要真正写出了充满精神理想的高品位作品，是不可能没有读者和市场的。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艺术主要是审美，但它并非与利益绝缘。但这里有小利益和大利益的区别。因此在文化艺术审美中谈到利益因素时，必须要做仔细的研究和分析，个人的、小团体的、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会十分复杂地存在于文艺作品中。我们摒弃狭隘自私的个人小利益，而提倡关注国家民族的、乃至人类生存的大利益，这种大利益就是精神，就是一种精神理想。如果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能关注现实生活和人生，关注广大群众所关注的社会热点，而不是那些不关心群众痛痒，只为一己私利的悲欢，那么就会创作出真正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和欢迎的好作品，这样文化市场也就可以逐渐得到净化，从而走向振兴和繁荣了。

    （发表于1996.11.15《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