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社会，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文化也不例外。因此就有了某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和失去真正文化意义的商品文化。

    文化商品并不是指商店里出售的文具纸张一类，因为这类文具纸张还是一般意义的商品，起码它们的价格在某一时间内是较为固定的。而文化商品则因时、因地、因人不同而价格起伏不定。我以为当今一些歌星、影星之类就属于这种特殊的文化商品，根据他们名声的大小，追星人数的多少，而定其价格。因此就有了出场费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不等。某厂搞建厂多少周年纪念，于是花大价钱，请大腕名星来捧场。甚至一些穷县或地区，用本来就拮据的财政买单，让明星们赚钱，还巧立名目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目的是为领导树形象，搞表面的政绩。一位单位的领导者，面对别人的置疑做出的解释是：“群众喜欢明星，平时只能在影视中见到他们，现在能亲眼见到群众就高兴。”其实领导本身就是追星族一员了，反正不用掏自己腰包，何乐而不为呢！这些明星们作为特殊的文化商品，价格就是这样抬起来的。如果说他们所做的也是文化工作，那么这只能是一种文化泡沫，没有多少真正的价值可言的。

    商品文化则是商业社会产生的一种文化产品，它面对的是市场，市场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近些年来我们看到有的作家就明确提出“为市场写作”，这中间也产生了一些适应现代人紧张生活需要的休闲娱乐作品。如果对普通人的身心有益无害，又能赚钱，也不失为一种存在。但我们也看到，有的作家的创作则面对商品化市场，一味迎合某些时尚需要。比如从“美女写作”，到“身体写作”，到“下半身写作”，难免不就是为了哗众取宠。正如有人批评某些作品中看到的“不是教养与文明，而是粗俗与野蛮，是肆无忌惮的道德放纵。他们赋予颓废、堕落以感伤的诗意和风流名士的浪漫情调。尤其是在性描写方面，更是表现出令人吃惊的无畏、无耻和无聊。”（李建军：《写作的教养》，载2004年3月18日《文学报》）如果是这样，我想这样的创作，的确就意味着在修辞和道德上的双重失败了。

    商品文化，在进入市场时，的确会产生一些误导影响。现在大众传媒较为发达，一个作品出来，很容易一哄而上进行炒作，为了推销，把丑的也说成是美的，说好话不惜夸大其词。如前一时期，媒体争相报导“少年作家”韩寒，后来就出来了一批少年写作的英才，而且年龄越来越小，有5岁的小作家也开始出书。据说韩寒等人，他们的图书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当代文坛一些当红作家，直追《哈利•波特》了。当然孩子要出名，文坛也需要后备军，但我以为得利的还是报刊和出版社，因为能增加发行量，能赚钱，炒作起来就可以不遗余力。至于对年青的一代人，对文坛有什么不良后果，是不必考虑的。

    在商业社会，把文化当做商品，充斥市场的都是一些商品文化，这对真正的文学创作和推进文化的发展，的确是一件尴尬的事情。最近中国作家协会出台了一个《扶持重点作品创作暂行条例》，重点支持那些体现时代精神，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品，对这些作者在创作中给予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帮助和支持，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但我认为发展先进文化，这是一个社会的大工程，需要党和政府，以及文坛、作家和广大读者的共同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一些新的措施，净化文化市场，呼唤文化艺术精品的产生才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