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艾青是著名的大诗人，是我还在四川家乡读初中的时候。那年正在进行反右派斗争。我们天天到学校的报廊去看报纸，有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报道和文章。其实这些国家大事对我们初中学生来说，也就是看看热闹而已。有一天我到学校图书室翻阅报刊杂志，有一本《文艺学习》，上面有批判艾青的会议的报导，说艾青态度不好，没有参加批判会，他的检查也是由他爱人代写的，因为检查中有“我要生孩子”的话（后来从高瑛处证实这是一篇编造的假报道文章）。我看到这里觉得很可乐，艾青这个大诗人果然与众不同，能把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不当回事。从此艾青在我心目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1978年，我调到诗刊社工作，不久艾青也回到了北京，又开始发表诗歌作品了。后来“天安门事件”平反，《诗刊》组织稿件，歌颂“天安门事件”中的英雄。当时编辑部决定请艾青写韩志雄。韩志雄是一个青年工人，由于参加了“四•五”事件，朗诵了自己写的诗，歌颂周总理，批判“四人帮”，被捕后坐了11个月的牢，粉碎“四人帮”后获释。1978年11月的一天，艾青由高瑛陪着到诗刊社，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艾青，大个子、方脸盘，好像穿的是一身洗旧的中山装，显得十分朴素。给他介绍写作任务时，他只是偶尔点头，很少说话，表示完全可以按要求完成任务。后来没过几天，他的稿件就送来了，这就是发表在《诗刊》1978年12期上的《在浪尖上——给韩志雄与和他同一代的青年朋友》。这首诗发表后影响很大，成为了艾青复出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后来他陆续在《诗刊》以及其他报刊不断发表了许多作品，成为他归来的歌唱。

    1980年7月，我们在《诗刊》上发表了张同吾的《艾青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赏析文章，这是艾青复出后，较早重新评价他作品的文章，由我做责任编辑。这时《诗刊》的编辑和艾青的往来也较多了，他也很好说话，只要是《诗刊》的事，一般他都是有求必应。1980年8月，《诗刊》召开第一届“青春诗会”，意在扶持诗坛新人，请了一些著名的诗人来讲课。那时《诗刊》办公还在北京南城的虎坊路甲15号的平房院里，讲课的课堂就在院里的一个大库房。请艾青讲课，除了舒婷、张学梦、杨牧、叶延滨、顾城、江河、梁小斌、梅绍静、徐敬亚、王小妮、高伐林、陈所巨等17名学员外，《诗刊》的编辑也参加了，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艾青讲了一天，主要内容就谈他的创作生活，以及诗的写作问题，很受欢迎，大家对艾青的平易谈吐，印象十分深刻。

    艾青回京后，在北纬饭店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搬回到北京站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我们编辑部同志也常去他家。1987年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为了让今天的读者能了解老一辈诗人在我们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代是怎样生活和写作的，我受编辑部委托去访问艾青。他给我讲了许多他的生活和创作经历，后来我写成《时代的歌者——艾青访问记》，发表在《诗刊》1987年7月号上。

    在和艾青交往中，我印象最深的还是1986年初，我去求他为我的诗论集《追寻诗人的脚印》题写书名。我事前给他打电话说了此事，他欣然同意。那天给高瑛约好，上午去他家，到他家后，先跟艾青同志聊了一会儿，后高瑛说已准备好笔墨纸张，让艾青到写字间去写。艾青酝酿了一下情绪，提笔很认真地在一张大纸上写下了“追寻诗人的脚印——艾青题”竖行几个大字。我认为写得不错，可是高瑛说写得不好，又让他再写。就这样横写、竖写共写了三、四张，让我挑选，我比较了一下都不错，后来挑了一张竖写的作为封面题字用，我又留了一张说作为艾青墨宝收藏。高瑛高兴地对我说，艾青给别人写字一般都是一次写成，不再重复写的，这次是破例，她说她认为这次给我题写的书名也是艾青的字中写得最认真，也是最好的，我当然十分高兴，也十分感谢。后来我主编的《诗歌美学词典》也是请艾青写的序。这是我作为晚辈，和艾青个人交往中，让我深怀感激，永志不忘的。

    和艾青交往，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平易近人，真诚质朴，而且风趣幽默。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艾青复出后，应聂华玲的爱合华写作中心邀请去访问美国，回来后编辑部请他们夫妇俩来给大家讲讲见闻。艾青十分高兴。记得在谈话中，他和高瑛开玩笑，说“高瑛你要不跟着我，你能到美国去吗？”大家都笑了，高瑛则极力争辨说：“是你倒霉的时候，我在身边伺候你，照顾你，跟你去一次美国有什么不应该？”艾青只好笑着默认了。大家都为此陷入沉思，是啊，诗人正当壮岁时遭遇不幸，现在才恢复应有的一切正常待遇，否则出访一次美国又算得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