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严辰到《诗刊》当主编后，不久就把邵燕祥调来，在欢迎邵燕祥的编辑部会上，我第一次认识邵燕祥，他给我印象人很客气，话不多，有儒雅之风。开始他在作品组，后来又任命为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他对工作十分认真，每篇稿件都认真审读，修改，提出意见，并把意见写在纸条上或稿签上，有什么事要给编辑交待，也是写在纸条上，很少当面口头布置。我当时在心里想，编辑部就那么几个人，办公室之间也就几步之遥，有些事说一下不就解决了吗？每件事都用文字交流也实在太繁琐没必要。虽然这么认为但并没有人提出。

    当时任洪渊、张同吾都在北京首都师范学院教书，两人写诗写文章找到邵燕祥，邵燕祥对他们十分欣赏，除了选发他们的诗作外，还把文章推介给评论组，张同吾写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欣赏评介文章，就是由我编辑发出的。后来我们决定开辟“假如你想作个诗人”专栏，开头也是我约任洪渊、张同吾写的第一篇文章，由我和他们两位一起商量的文章的写作与修改。后来任洪渊主要写诗，而张同吾主要写诗评，在诗歌界都有了影响，我因搞评论，和张同吾交往多，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在一些会上介绍我时，常开玩笑说，我是他写评论的启蒙老师，其实他年岁比我稍大，成就和影响也比我大，但他这种说法对我们最初的交往而言也是真实的，而最初的这种交往和他的文章的最后发出也都是邵燕祥的关注签发的。

    邵燕祥对人十分真诚，不忌才，思想开放，而且坚持自己的艺术观点。1980年开始朦胧诗大讨论，《诗刊》发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后来由于领导干预，讨论逐渐偏于一方，学术讨论之外包含了一些意气之争。后来我在讨论快结束的时候写了一篇长文《实事求是地评价青年诗人的创作》，针对朦胧诗大讨论中有争议的青年诗人的作品，根据我的认识进行了客观公正地、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文章在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论丛》发表后，邵燕祥看了十分欣赏，认为写得不错，也大致代表了《诗刊》的观点，这正好作为对朦胧诗大讨论不是总结的总结。邵燕祥开始想在《诗刊》摘发（因文章太长，9000多字要占去《诗刊》评论版面的大部分），后来他考虑再三，决定用小字排，全文转发，这样这篇文章在1982年10月号《诗刊》发出后，果然得到了诗歌界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就是坚持两种极端观点的诗人和评论家，虽然认为不能全部接受我的观点，但都认为这是一篇说理的、客观公正的文章，表示可以接受。《诗刊》编辑部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我个人也收到了四五十封诗人和读者表示同意和支持我的意见的信稿。当然不是邵燕祥的看重和决定全文转发的胆量是不会有这种效果的。这篇文章后来在评奖中获得了1982年《诗刊》的优秀评论奖。

    邵燕祥对待工作和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都是十分认真和执着的，因艺术观点的不完全一致，他与柯岩曾有一段时间关系十分紧张，他们两位副主编究竟因为什么原因和哪些具体问题上有分歧，我在编辑部却并不清楚，尤其是邵燕祥也从不在编辑面前谈论，也不想在编辑中争取谁支持他，后来结果是他和柯岩两个人都不来上班了，《诗刊》只好成立一个临时领导小组维持工作约一年多时间。后来邵燕祥转入以写杂文为主，很少和《诗刊》往来了。虽然他的党和行政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都还仍留在《诗刊》。

    1989年的政治风波中，我们都是受害者，都因为上了一次街，在后来都要受处分的。在单位党支部会议上，我们都作了检讨，说明自己犯错误的事实。但谁也不表示自己应该还是不应该受处分。只有邵燕祥在会上讲了自己参加游行等事实后表示，希望给自己处分，这大出我们所料，但对他的性格来说又是合乎逻辑的。这次会议，我的状况最好，除一人（支部书记受上级授意）同意处分外，四人弃权，其余反对。而邵燕祥则是以简单多数通过给予警告处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