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8年5月调到《诗刊》的，那时李季是主编，葛洛是副主编。后来李季去世，葛洛调到中国作协书记处，《诗刊》主编由从黑龙江调回北京的严辰担任。这时调来了邹荻帆当副主编，我对邹荻帆由过去知其名，现在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

    邹荻帆个子不高，精力充沛，他每天背着书包挤公共汽车、上班、走访诗人、组稿等，总是十分忙碌。他交待你做什么事情，总是说得十分具体，要你必须严格按他的方式去办。有些事情他喜欢自己亲自做，很细，有时甚至有些繁琐。他待人热情，但语言表达能力差，有时听他的讲话，好像缺乏逻辑，让人听后不得要领。

    1985年因中国作协举办第二届全国优秀诗集评奖，委托《诗刊》承办。先成立初选组，阅读诗集进行初选，提出一定篇目再交评委会终评。当时《诗刊》决定由我担任评委，并负责初选小组工作，邹荻帆是评委会副主任，主管整个评奖，但他不参加初选。我拟完参加初选名单，由邹荻帆同意后，就开始进行工作。初选小组的工作是在西直门的上园饭店进行的，每天我都把大家阅读的情况向邹荻帆汇报，那次评委中艾青、邹荻帆，邵燕祥等都有诗集参评，为评委是否回避问题，邹荻帆认为应当从诗的质量和影响出发，无论是否评委都一样对待。当然相比较评委中的几个人都是诗界较有影响的，竞争中自然也有优势，他们的诗集在初选中都被提出来了。最后初选组评定诗选篇目时，邹荻帆是保持客观的，当然虽然说由我们做主，他也偶然有自己的意见，我一般对他的意见也是尊重的。在初评组中有时也表达了我的倾向性意见。后来在诗选篇目上，几位有诗集参评的评委的作品都选上了，由此当然也埋下了后患，这届评奖结束后，有的人不满意，或因自己没评上有意见，就抓住了“评委评自己作品”大加抨击，甚至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言下之意，评奖有黑箱操作之嫌，对邹荻帆更是认为他是操纵者。其实我从初选到评委会都是全部参加了的，事情并非如一些人想像的那么“黑暗”。反省之后，我认为作为评奖，当然有评选者的眼光以及倾向标准不同，会有失公允，但一般情况，任何评奖都不可能是没有意见的，因为获奖的少，没获奖的多，大家目光集中，感情失去平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评奖只是一种鼓励，一种倡导，从这个角度看，好的方面，积极的影响还是主要的，客观地说对这次评奖有意见集中于邹荻帆也是不公平的。但邹荻帆个人显得很平静，并不计较，从这点看他的心胸还是坦荡的，有气量的。

    邹荻帆对待工作认真，但有时也较固执，一种可爱的固执，这在我们与他交往中都是体会较深的。记得1985年秋，受广东方面邀请，《诗刊》组织访问团到珠江三角洲（江门、台山、新会等地）了解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变化。回到广州后邹荻帆提前回京，并在出发前就交待我也要提前回单位，因当时我是《诗刊》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理由是应当早回来，怕影响工作。到了广州后，本来安排在广州还有参观和座谈活动，但我在邹荻帆的指令下，必须马上返回，由省作协给我买了下午一点多的飞机票，以至在省作协的招待宴会开始，我就必须离开赶到机场。于是省作协秘书长洪三泰也无奈，只好在宴会刚开始，简单吃了一点东西就送我去赶飞机。于我倒没什么，但感到这样影响了别人的安排，总觉过意不去，其实我早回京两天什么事也没有，大家都认为邹荻帆对待这类事情的处理就认真过分了。

    通过一起工作，邹荻帆对我的工作态度办事能力虽然并未正面表扬过我，但我感觉到，他还是欣赏和满意的。1986年《诗刊》换届，推荐副主编人选，邹荻帆作为原主编，他是很希望我能担任这一职务，并向中国作协推荐。他私下让我也去找找有关的领导同志，让他们也能更了解我。对他的好意我一直心存感激，但我并没按他的意见去找领导谈，这出于我的并非志在必得的心理，也认为这样做不符合我的做人原则和性格。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次副主编人选为刘湛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