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借中国新文学学会第十九届年会在银川市召开的机会，我有幸结识了慕名已久的我国著名诗歌评论家朱先树先生。朱先生60年代中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分配在文化部工作，1978年到复刊后的《诗刊》从事诗歌编辑和评论工作，曾任《诗刊》社理论评论部主任，并主持过《诗刊》刊授学院工作，现在仍然担任着《诗刊》编委和编审工作。出版过《诗歌的流派创作与发展》、《诗歌美学辞典》多部有影响的诗歌类著作，特别是在我国新诗潮最为活跃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他坚持十余年参与了《诗刊》年度新诗的评选，并撰写了新诗年度概评，对新诗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和深刻的影响。

    在新文学年会上，朱先树先生应邀作了“以诗学和史学的眼光关照中国当代诗歌发展”的大会发言。朱先生认为：80年代以来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和变化最为迅速的时期，社会转型，引起艺术转型，艺术形式的兴衰，艺术风格的嬗变，无不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应和需要。我们过去把政治标准看得太重，忽视了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通过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政治对文学艺术的干扰已经大大降低。值得注意的是进入90年代以后诗歌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局面，“第三代”主义流派林立，但许多仅仅是宣言而已，缺乏值得一提的文本，许多争论并非艺术层次上的辩论。他们中的许多人很有才华，但缺乏思想的深度。诗歌艺术是一个继承、创新和发展的过程，艺术必须创新，从社会到内心都应该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私生活不是不可写，但必须首先考虑如何艺术化。强调个人化写作只能使诗歌和诗人边缘化。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当代诗歌的发展，把艺术与时尚区分开来。

    朱先生的发言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在会议间隙，8月17日，在朱先生下榻的银川新化饭店，我又采访了朱先树先生。

    段：我曾经以“谁料赎身神庙后，如何沦落地摊前”两句诗，来描写文学艺术地位的变迁。摆脱了政治附属和奴仆地位的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生存更为尴尬。为政治服务是社会需要，为市场服务也是社会需要，诗人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是否说明了社会对诗歌社会功能的需求降低？您如何看待艺术与政治、艺术与市场的关系？

    朱：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政治，不可能不受当时政治的影响。艺术本身是时代的产物，什么时代产生什么艺术。延安时期之所以提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问题，为什么不提倡写风花雪月，这是社会的需要。当时代发生变化，艺术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如果说十七年文艺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当时我们的文艺政策还局限于战争年代的思维习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文艺工作就更加路子越走越窄了。改革开放思想观念转变，如果文艺政策把握得好，既把政治强加于艺术的东西抛弃掉，又能够充分发挥艺术的多元化功能，可能更好。但这只能是一种想像，艺术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艺术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可能是事物发展的常态。我们还是主张一个时代应该有自己的主流艺术，能够综合反映时代精神。

    文学艺术在传统社会中被看得过于神圣化，神圣化的副作用就是思想不自由。当前我国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文艺的发展相应降低到了次要位置，这是艺术又回到了其原先应该的位置。走下神坛的文学正在接受市场经济的检验，比如散文等具有休闲特征的艺术形式就得到了长足发展，而纯粹的诗歌受到较大的冲击。应该看到大作家并不是为了生存而写作，艺术性作品可能永远没有市场，市场经济发达地区比如港台、欧美等地写作往往只是业余爱好，很少有人能够靠其谋生。像曹雪芹那样执着对于人生状态价值的思考、命运的关注和体验的升华的作家，并不为了某种社会需要而创作。

    段：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旧体诗作为封建文化而抛弃，到进入新时期以后中华诗词的复兴，旧体诗与新体诗的发展似乎形成了此起彼伏的现象。您认为一些新文化运动主将回归旧体诗创作是因为其创造力降低的原因吗？您如何看待新时期现代主义文学风格兴起后许多中年作家将现实主义风格带入旧体诗领域？您如何看待中华诗词创作主体老龄化问题？

    朱：传统诗词是中国文学史最为精粹的部分。从诗经、楚辞、乐府，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诗歌逐步走上了一条格律化道路。由于农耕文化生活节奏缓慢，生活内容单调，旧体诗更多偏重于形式的发展，诗歌题材变化相对缓慢，“五四”新文化受西方文学影响，找到了一种更适合现代人情感表达的方式。青年人应该以新诗创作为主。中华诗词的复兴适应了反映现实生活的需要，人为遏制旧体诗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创作力衰退是每个作家客观存在的生理和心理规律。格律诗有固定的形式，便于敷衍成篇。新体诗比旧体诗更难写，写好更难。但艺术是相通的，新文艺工作者对旧体诗的染指，一般都能保持在一定的艺术水准之上。不要一辈子当作家，想写则写，不要为了维持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硬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