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诗刊》编委朱先树刚到泸州，记者便在大梯步旁采访了正在茶楼和泸州诗坛的朋友们交流的朱老先生。

    浓荫的榕树下，一张古旧的矮方桌前，围坐着数位泸州诗坛小有名气的诗人，当中一位精神矍铄的老者正侃侃而谈：“写诗是爱好文学的基础．是满足了物质需求之后，我们对精神需求的回归……”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您的中学时代是在泸州度过的，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文学的?
   
    朱先树(以下简称朱)：1957—1960年，我在泸州高中念书，那时候我喜欢看课外书籍，像那个时代的《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当红小说，以及前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都是我喜欢的文学作品，有时晚自习完成作业后我就读小说。记得有一次，我读得太专注，老师走到我面前都没发现。结果书被收走了，还挨了一顿批评才把书要回来。正是从那个年代起．我喜欢上了文学。
    
    记：您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什么时候?
   
    朱：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我对作文都比较喜欢。“大跃进”时，泸州曾办过一张《跃进报》，我投稿，终于发了我一首诗，报社给我寄了一张电影票作为稿酬，后来我给泸州的报纸投稿，不久，《川南日报》上发了我一首民歌体的四句诗：“新春爆竹响连天，弟兄姐妹大团圆。面朝北京心向党，先给主席拜个年。”这次得了2元钱稿费，大概算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吧。
   
    记：您从1978年到《诗刊》以后，从事诗歌评论已有二十多年了，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二十多年间，您见证了像顾城、舒婷等中国几代诗人的成长?
   
    朱：记得我们是在1980年组织了第一届青春诗会，从那时起，顾城、舒婷、北岛等一批年轻诗人崛起。用他们的青春、激情和灵气给中国诗坛带来活力。诗歌也从那时起被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所接受。
   
    （朱老话音刚落，坐在—旁的本报教育导刊主编涂拥便插嘴道：“朱老师很关心青年诗人的成长，90年代初，我们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朱老师还把我们这批四川去的同学全部请到他家里，并亲自下厨。”)
   
    记：在现在一批少年作家不断涌现的时侯，我们却很少听说与他们同龄的少年诗人，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朱：现在的年轻诗人其实很多，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是现代传媒的功劳或过错。任何人和事都是越极端越容易引起人们关注，韩寒表现的是一种逆反，对现代教育的逆反，而媒体给予了不少的炒作。其实，还有很多不比韩寒差的、或者比韩寒更好的没有得到特别关注。现在提出的“80年代后作家”观念，我个人认为是不合适的。作家是不能用年龄来划分的，天才有可能被捧杀。我们要给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成长的条件，成熟的土壤。
   
    记：我们看到有这样一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对诗歌的热情正在消褪。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诗歌正在失去它对年轻一代的魅力?
   
    朱：诗歌和文学都是社会化的东西，是一种精神需求，它需要慢慢回归。80年代那批人，对于物质需求没有太多认识，现在是商品社会，人们更注重物质上的追求。我认为这是社会变化的因素造成的。也有些人曾经可能对诗歌、文学有激情，但随着人生的变化，他不再关注诗歌，放弃了对诗歌的热爱和对文学的追求，这些情况都是可能的。但我认为，当物质达到一定的满足度后，对精神的需求终会回归。
   
    问：请朱老给现在喜欢诗歌、文学的年轻人一些建议。
   
    朱：年轻人追求什么，我们没有权利用自己的观点来代替他们的，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们。现在一些年轻人写诗过于私人化，太过于刻画生活中琐碎的东西，没有价值。但年轻人也有自己的创造．我认为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应该是多元化的，像生活的感悟、快乐、美好、凝重、开放，可以跨度大一点，体现出人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