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阐明了知识分子承认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周恩来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自己的业务实践和一般的理论学习这样三条互相联系的途径。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必须通过本人的自觉，反对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也不主张写什么“检讨”“声明”一类的东西。他还特别指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只是解放后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这以后，知识分子虽然要向更高的进步标准前进，但是那是同其它人一样的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了。后来那种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作一个长期任务，搞没完没了的改造运动，显然是周恩来所不主张的。

    (七)首次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属性问题。周恩来对社会主义时期知识分子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著名论断。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把知识分子看作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列为革命基本力量的。l949年4月，他在共青团“一大”的报告中提出了劳动知识分子的概念。1949年7月，他在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会上说：“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也是工人阶级的成员”。1950年8月20日，他签署公布的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决定中，规定“职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凡有专门技能或专业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合作社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同”。1952年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教育部，人民教师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到了1956年，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已经成为国家的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八)明确指出知识分子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党要对他们尊重、信任、关心、爱护。周恩来告诉党的各级干部要克服对待人才问题上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尊重、信任、关心、爱护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业务专长，并指出这是我们党改善与知识分子关系，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关键。解放前，每当环境险恶时，他就领导和安排进步人士或撤往香港，或疏散外县，或劝其出国避一避。对留在蒋管区坚持斗争的，则指示地下党千方百计加以保护。我党提出召开新政协后，他又派人前往香港迎接知名人士到解放区筹备新政协，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邀请国外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回国。

    (九)对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坚持进行顽强的斗争。排斥打击知识分子是历次“左”倾错误的一个共同特征。亲身经历过党的历次路线斗争的周恩来对此有深刻的了解，并对它开展了顽强的斗争。l930年，他针对当时严重的“左”倾错误，提出了“左”倾和右倾同样会障碍革命和断送革命的科学论断。当我们党从50年代后期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逐渐离开正确方向起，他就不断进行了批评、纠正、斗争。“文化大革命”中，他虽然身处逆境，仍然与造成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百花齐放”的林彪、“四人帮”展开严肃斗争。

(原文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8年第6期)
（见《周恩来和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