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陈赓在草地救了我一条命”

    1935年8月23日，党中央率右路军及红军大学出发北上，前往班佑，中间要经过茫茫数百公里的草地。

    大草地荒无人烟，天气多变、恶劣，暴雨一阵接一阵，道路泥泞难行。刚一进去大冰雹就把学员砸伤好几个，韩振纪靠着在娄山关缴获的那条军用毛毯，才挡住了冰雹，还帮助了别的同志。

    草地上的草很深，红军在上面走的时间长了，裤子的下半截都被磨烂了。草地上到处是沼泽，积满了烂泥污水，冒着难闻的气味。蚊虫咬得人腿上到处是疱，奇痒难忍。草地走上去松松软软，下边深可达数米，不慎踩空，就可能陷入泥浆里面，以致被埋没，有不少同志在过草地时身陷泥沼，再也没有爬出来。

    为了减少牺牲，韩振纪坚持带部分同志走在队伍的前边，每人手执一根木棍，冒着随时都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在沼泽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探路，插上路标，后面各单位按此行走。韩振纪的脚被污水泡烂，但这时部队连药水都没有了，他只好强忍住疼痛，用破布把脚包裹上。

    战士们疲惫不堪，到了宿营地，找不到干柴，大家用一些半干不干的柴火烧水，柴火点上后直冒浓烟，把人熏得泪流满面。

    每人带的青稞粉团团，很快就吃光了。韩振纪对子女讲过：“长征途中经过人口稠密地区时可以筹集到粮食，能改善一下伙食，但红军走那种地方的时候毕竟是少数。红军无后方补给，一个学员行军能背多少粮食？尤其部队所经之处多为荒野、不毛之地，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生活艰苦可想而知。”

    大家都饿得肚子咕咕叫，有人偶尔拾到前面部队杀牦牛吃剩下的骨头，高兴得不得了，砸碎了煮一煮，喝两口“汤”，维持一天半天。为了充饥，有的同志到处拔野菜吃，结果发生了中毒。于是，特科团专门组成野菜鉴定小组，凡是未经辨别的野菜一律不准吃。韩振纪是农村出来的，原本他是会辨别一些能吃的野菜，可在这草地上生长的植物品种实在多，让他眼花缭乱。长征路上，他逐渐学会识别出很多种野菜。新中国成立后，他走在乡下田间地头，还能叫得上来这些野菜的名字。

    后来，野菜也很难找到，韩振纪就和大家一起挖草根、树皮煮汤充饥，他曾回忆说：“在一望无边的草地上，部队供给没有了，不吃这些吃什么？”有的同志煮皮带、皮具吃，可惜这一点的东西也解决不了多大的问题。有些同志在煮东西的时候，就地取水，却不知道草地上的水有毒，不幸因此牺牲。韩振纪骨瘦如柴，脸上黑黄浮肿，浑身没力气，他常见到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垮掉了。他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多少年以后，谈起过草地时那饥饿的痛苦滋味，还让他万分感慨。他还对子女说过：“我们干部团走在前面，有牺牲的危险，但在食物搜集方面相对好些，后卫部队连能吃的草都难找。”

    饥饿、疲惫困扰着红军战士们，晚上就睡在草地上，蚊叮虫咬都顾不得，雨雪水落在身上，衣服总是湿漉漉的。韩振纪平时体质不错，可也适应不了，终于患了严重的疟疾，持续发高烧，昏倒在草地上。眼看韩振纪快不行了，有人决定把他交给后面的收容队，此时，恰巧遇上从长征开始就和他一起共患难的干部团团长陈赓。陈赓见他病得很重，于是坚定地对旁边的同志说：“干部团需要韩振纪，要不惜一切把他带出草地！”也不知是哪一部分的战友，纷纷上去用绑腿带子把他缚住，硬是把他拖出了草地。这时，部队搞到一点粮食，有人给他灌下一碗米汤，他慢慢醒过来，渐渐恢复了体力。韩振纪与死神搏斗，竟然奇迹般站起来，继续随部队前进。这件事令他终生难忘，几十年间，他多次谈道：“陈赓在草地救了我一条命！”这一死神之关算是过去了，但疟疾却成了他的老病根儿，隔上一个时期就犯一回，痛苦地折磨了他许多年。

    1935年8月26日，中央纵队、红1军军直、红1师及红军大学等部，在聂荣臻率领下，“经色既坝约40里处露营”。当日，聂荣臻致电彭德怀、李富春：

    此地系小草地，并不如未行时想之严重，只要有相当准备与天气好，无问题。在战士中须正确解释，排除恐惧。不过你们须注意者，在战士中雨具和衣服要有调剂。1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百余人，经我们目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专派一部携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
    （《红军长征•文献》第645页）

    经过7天7夜的艰苦跋涉，韩振纪所在的红军大学随右路军穿过茫茫草地，27日抵达班佑、巴西一带。刚走出草地，碰到有藏民居住的巴扎，有同志购买“锅盔”（一种面饼），把肚子吃得撑坏了，竟然被撑死。在此，右路军等待与左路军会合，谁想久等不来，张国焘按兵不动，左路军大部仍在毛儿盖地区。

    9月2日，毛泽东、张闻天、博古在红3军的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红1、红3军及中央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并决定右路军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还委托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不久，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搞分裂活动，并电令红军大学南返。

    韩振纪和原军委干部团的全体同志都是坚决跟党中央北上的，一些老同志回忆：“我们在前进途中，不断有人领着喊口号：跟着党中央前进！”新组建的红军大学终于分家，原干部团仍为军委干部团，跟随党中央继续北上。红军大学中大部分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学员走了，他们二过草地，经巴西、毛儿盖、马塘、卓克基等地到松岗，10月改称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

    中央纵队、红1、红3军和干部团到达甘肃境内俄界。9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俄界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

    十三、率部再夺天险腊子口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和中央纵队由俄界出发，继续北上。干部团沿白龙江东岸，爬高山，穿密林，沿途与敌人的堵击部队有过一些接触战斗，于16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一个重要隘口，两边绝壁峭立，地势险要。河水急流而下，一座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国民党军队在岷县地区部署两个师，其中鲁大昌部两个营构筑碉堡，扼守腊子口，妄图凭借天险阻挡红军。

    17日晨，红1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其先头部队在交接防务的过程中，误以为敌军已被歼灭，于是放松警惕，以致兵力出现空当。此时，残余敌军乘机反扑，如果敌人得手，重新占领腊子口，红军主力将被断为两截，后果十分严重。此时，韩振纪正执行掩护任务，见形势危急，果断率干部团部分学员与数倍于己的敌军拼死抢夺，红军后续部队上来合兵一处，终将敌军击溃，守住了天险腊子口。

    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通过腊子口后，翻越岷山，于1935年9月18日占领甘肃哈达铺。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雪山草地和藏民区。

    红军在哈达铺休整3天，上级指示各单位杀鸡、宰猪羊，搞了会餐，每人还发了1块银元的零用钱，那时1块银元可以买不少东西。

    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镇西面关帝庙的院子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韩振纪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正式宣布：红1、红3军和中央直属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共7000多人。经过长征，中央红军除留在左路军的第5军（原红5军团）、第32军（原红9军团）之外，就剩下这些人了。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原红1军编为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原红3军编为第2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军委直属纵队编为第3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

    这时候，军委干部团只有几百人了，改称为陕甘支队随营学校（亦称干部营），校长（营长）陈奇涵，政治委员宋任穷，参谋长韩振纪，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原干部团的上级指挥科和红军大学的一方面军部分干部，另组成上级干部队，直属中央3纵队，队长周士第、政治委员罗贵波。

    在会上，韩振纪和大家一起聆听了毛泽东同志热情洋溢的演说。毛泽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指出今后新的艰巨战斗任务，号召红军继续北上，到抗日最前线去，到陕北去，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军，还有根据地。他说：“目前，我们虽只有7千多人，但个个都经过了考验，我们一定能够达到抗日的目的！”毛泽东等同志的讲话，给予经历千难万苦的中央红军指战员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会场上掌声不断。

    9月9日，党中央召开了连级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榜罗镇会议精神，红军继续北上抗日，并在陕北建立根据地。据韩振纪回忆，这个会是在一所小学校里召开的。在会上，韩振纪听到毛泽东关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新决策的传达。彭德怀、党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和支队副司令员林彪先后讲了话。在这次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念了他创作的一首诗：《七律•长征》。

    30多年之后，韩振纪对子女们说，那天，毛主席念了这首诗，全体到会的红军干部都拼命鼓掌，他也感到浑身的疲倦一扫而光，顿时增添了巨大力量。会后，他找毛主席求教“走泥丸”为何解？当时毛主席并没有从字面上作具体解释，只是告诉他：“再过几年、十几年，一切都会看到！”韩振纪理解，这就是万里长征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诗《七律•长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版本，以下是韩振纪于 1969 年书《七律•长征》1939 年版本。

    在上述两次会议上，来自陕北的贾拓夫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会后，陈奇涵、宋任穷、韩振纪、莫文骅按照中央的要求，组织随营学校进行政治动员，整顿军容风纪，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扩大部队。

    在去陕北的路上，中央领导估计会有敌人骑兵拦阻，红军的部队从南方来，缺乏这方面的作战经验。为了对付敌人骑兵，当天傍晚，韩振纪按上级指示，组织随营学校校部和警卫连的干部、战士上课，由作战科长兼教员郭化若讲打骑兵的战术问题。

    十四、陕北退敌骑

    9月29日，毛泽东、彭德怀率第1纵队先行出发，向陕北前进。随营学校随后通过通渭地区，翻越六盘山，经过西吉、海原、隆德、固原等地到达陕北。部队一路之上连续作战，还不断遭到敌机侦察、轰炸、扫射，快到陕北根据地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

    这时，敌人骑兵1个连袭击了中央的警卫部队。10时左右，敌骑兵挥舞马刀，向随营学校阵地进攻。由于有了对付敌骑兵的战术准备，陈奇涵命令部队分散，按班、排形成射击组群，有效地杀伤了敌人，韩振纪亲自指挥学员用机枪猛烈扫射，很快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这时，敌机向红军阵地投下炸弹，炸弹爆炸后的烟尘尚未散去，就见敌骑兵已冲至眼前不远的地方，陈奇涵命令学员们一齐投掷手榴弹，随后集中所有火力猛烈扫射，敌人又败逃而去。韩振纪后来回忆，这一仗打得不错，他说：“打敌人骑兵一是要快，二是火力要猛，不然，待敌人反应过来就迟了。”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抵达陕北根据地吴起镇，随营学校亦到达附近的张湾子村。吴起镇位于刘志丹、谢子长等人领导创建的陕北苏区边缘，这里的群众基础好，已经有了公开的苏维埃政府，老百姓还主动给红军送水和干粮，韩振纪和战友们都十分感动和振奋。

    当天下午，宁夏马鸿逵、马鸿宾和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3个多团兵力尾追而来，来势凶猛。

    为迅速击退敌人骑兵追击，毛泽东部署红军第1、第2纵队主力和随营学校，在地方游击队配合下切“尾巴”。19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彪等人在吴起镇新窑院山坡下的一座大窑洞里，召开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研究阻击敌人的作战计划。毛泽东亲自为各纵队起草作战命令。陈奇涵、宋任穷、韩振纪等参加了这次会议。

    20日早晨，毛主席亲自来随营学校进行战前动员，明确随营学校的任务是当预备队，打增援，而且要求这一仗只能打胜。当日黄昏，随营学校奉命进入预定地点设伏。第二天清晨，红军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分两路把宿营在山沟里的敌人前卫骑兵团包围起来。战斗一打响，敌人毫无准备，惊慌失措，只有挨打。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歼敌700人，缴获大批战马和枪支弹药。

    战前，陈奇涵和韩振纪信心十足，把作战方案都搞好了，韩振纪还跟陈奇涵说，不能让敌人骑兵靠得太近，只要进入射程就可以打。不料想，还没有轮到随营学校上去，这场仗就打完了，敌人根本没有上来，他们只好在一旁“观摩学习”。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那时候，陕北的天气已经很冷了，经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们军装褴褛，满身补丁摞补丁。他们长时间不能好好地洗脸，更别说洗澡了，大家都是蓬头垢面，头发上、身上还长满了虱子，衣服缝隙里到处是白花花的。在红军队伍中，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彭德怀曾开玩笑说：“无师（虱）不成军!”

    长征最后一次战斗结束后，韩振纪赋诗一首《洗衣歌》：

    一瓢滚汤濯戎装，垢   腻未去虫尽亡。旧衫新补补上补，线行虮行行穿行。等闲万里依我度，刹那三冬赖君防。艰难苦劳甘如旨，踏破残夜是晓光。

    诗中之“旨”不同脂。《说文》：旨，美也。比喻美好的食物。《论语•阳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韩振纪在1965年12月提笔重书此诗，并附注：

    1934年10月10日由瑞金九堡出发，次年10月9日到陕北吴起镇。长征途中战争频繁，物质困难，破衣屡补，虱子丛生，到陕北后才得暇清除。曾作《洗衣歌》记其事。一兵书于花甲之辰。

    韩振纪这首诗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情操，其附注文字记录了红军长征出发、抵达的时间、地点，诗中内容的描述是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包括高级干部生活及思想状况的真实写照。

    吴起镇是个贫瘠之地，红军在这里驻扎休整后，于10月底东进。徐海东的红25军由鄂豫皖长征直抵陕甘，并与陕北红军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共七八千人，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

    11月3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委任毛泽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陕甘支队改编为红1军团。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军团、红15军团、随营学校（干部营），共1万余人。韩振纪仍任红一方面军随营学校（干部营）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