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
    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是相互支持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这两种罢工的紧密联系，真正广泛的、大规模的、而且具有全民意义的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在运动初期，经济罢工往往带有一种唤起和推动落后、使运动普遍发展、把运动提到更高阶段的性质。(p.324)

    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联系，始终都是存在的。再说一遍，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伟大的、能实现伟大目标的运动。(p.325)

    在政治罢工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作为全民的先进阶级出现的。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单纯起着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个阶级的作用，而且起着领导者、先驱者、领袖的作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具有全民的性质，也就是说触及到全国政治生活的根本的最深刻的条件。....政治罢工的这种性质，使得所有的阶级，当然特别是居民中最广大的、人数众多的民主阶层即农民等等卷到运动中来。(p.325)

    如果不提出经济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同意去考虑什么全国的共同“进步”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高度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坚定不移的精神，并对伟大事业忠心耿耿。事情只能是这样的，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平”时艰苦到了极点。工人阶级在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同时，在精神上、思想意识上、政治上也成长起来了，变得更具有实现自己伟大的解放目的的能力了。(p.325)

    工人的冲击愈猛烈，他们争得生活的改善就愈多。“社会的同情”和生活的改善都是斗争高度发展的结果。(p.325)

    革命的高涨
    过早的起义尝试是极不明智的。工人先锋队应当明白，在俄国举行适时的即胜利的武装起义的基本条件，是民主派农民起来支援工人阶级，以及军队积极参加起义。(p.348)

    革命时期的群众性罢工有其客观的逻辑。(p.348)

    为了支援和扩大群众运动，需要的是组织，更好地组织。没有秘密的党，就不可能进行这种工作；空谈这种工作是毫无意义的。(p.349)

    既要说明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要预防和阻止过早的起义尝试。(p.349)

    1９１２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口号和五月运动
    开始进行新的革命斗争，不应当是为争取一种权利，哪怕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最主要最重要的权利，而应当是为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p.354)

    应当把各种要求概括起来，而不应当把它们分散开；建立共和国包括了要求结社自由，而不是排除结社自由；必须击中要害，铲除祸根，摧毁沙皇黑帮俄国的整个体系、整个制度。（p.354）

    在这个普遍完全无权的国家里，在这个政府当局专横暴虐、奸细到处告密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国家里，只有自由派空谈家和自由派工人政客才会把结社自由当作“革命动员的中心任务”。(p.355)

    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
    工人们说，我们的口号不是结社自由，不是单单或者主要用“工会”就可以“在组织上巩固”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口号是建立共和国（见彼得堡工人的宣言），我们要建立能领导群众向沙皇君主制进行革命冲击的秘密党。(p.357)

    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
    没有群众的觉悟，情况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这是我们的基本前提。自由派眼睛盯的是上层，而我们看的是“下层”。....如果群众没有觉悟，昏昏沉沉，不坚决行动，那情况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p.368-369)

    彻底的民主派就是要推开那一小撮最动摇不定、最不可靠、对普利什凯维奇的统治最能容忍的自由派，而吸引千百万正在觉醒的、向往新的生活、向往“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群众，同时我们对“正常的政治生活”这个字眼的理解，与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理解相距甚远，完全不同。(p.369)

    要是群众漠不关心，没有觉悟，缺乏朝气，无所作为，态度不坚决，没有自主性，那无论在任何方面都将一事无成。(p.369)

    资本主义和“议会”
    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代表机构必然会产生资本对国家政权施加影响的种种特殊形式。
    一切敌视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官僚”、地主和资本家——都利用这些代表机构来对付工人。我们应该了解他们是怎样对付工人的，以便学会保卫工人阶级的自身利益和它的独立发展。(p.370)

    关税虽高，利润很大，因此外国资本就流入俄国。
    当然，没有俄国资本家的全面援助，他们绝对不可能在俄国活动。这是狼狈为奸。美、英、德三国的资本家靠俄国资本家的帮助攫取利润，而俄国资本家也从中分得优厚的一份。(p.370-371)

    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
    支持自由派的则仅仅是富豪势力、盲目的习惯势力以及许多店员、职员的消极落后、无所作为的势力，等等。
    这种习惯势力、消极落后势力我们是可以打破的，而且我们应当用我们齐心协力的工作来打破它。(p.380)

    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
    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就是由那些拥有资本并最能适应市场的人去占有土地。土地不论归谁所有，归旧的地主、国家或是份地农民所有，反正逃不出总是可以租用它的业主之手的。....既然市场支配整个社会生产，也就是说，既然这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则任何禁令都不能阻止资本家，即拥有资本和熟悉市场情况的业主把土地攫为己有。(p.390)

    土地租佃制甚至比土地私有制更便于发展纯粹的资本主义，更便于最充分地、灵活地、“理想地”适应市场。....租佃制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形式，采取这
种形式就能最简单、最容易、最迅速地使土地的使用同市场相适应。(p.390)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化从经济上看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不论是怎样实行的，由谁实行的，在什么条件下实行的，是巩固的和长期的还是不巩固的和短期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的实际意义都在于....使新的土地使用和土地占有制最灵活地适应于世界市场的新情况。(p.392)

    世界上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阻碍那些符合市场新要求的新的地界、界限和土地使用形式的确立。(p.39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
    取消派受资产阶级逃跑主义浪潮的冲击而背弃了革命。他们对秘密的党表示绝望，在６月３日（１６日）的所谓“立宪”政治制度中为自己寻找唯一合法的根据，鼓吹这个政治制度的立宪革新。(p.396-397)

    在 瑞 士
    瑞士的社会党人把瑞士叫作“奴仆共和国”。....在游客财主面前卑躬屈节的小业主——这就是长期以来瑞士资产者最普遍的典型。(p.406)

    瑞士工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共和国是维护雇佣奴隶制（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这种制度）的资产阶级共和国。(p.406)

    半年工作总结
    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是工人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参与感所不能克服的.(p.411)

    我们需要创办报纸不仅是为了要它帮助我们工人进行斗争，而且是为了要它给全民树立榜样，成为他们的火炬。(p.413)

    任何人都了解，政治性的报纸是现代社会任何一个阶级参加国内政治生活，特别是参加选举运动的一个基本条件。(p.419)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鲜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出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了的封建主等等了。(p.427-428)

    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近几年来，意大利社会党内部的斗争具有特别尖锐的形式。最初有两个主要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革命派坚持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表现，象温和精神、同资产阶级勾结、否认工人运动最终的（社会主义的）目的，等等。阶级斗争是这一派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基础。
    改良派在争取改良即争取局部改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时，常常忘记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同资产阶级结成集团和联盟，以至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抛弃彻底的共和主义信念（在君主制的意大利，宣传共和主义并不违法），为“殖民政策”，即侵占殖民地、压迫、掠夺和屠杀土著居民的政策辩护，等等.(p.433)

    分裂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但是有时它是必需的，在必须分裂时，任何软弱、任何“温情”（我国同胞巴拉巴诺娃在雷焦所用的字眼）都是犯罪。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正这些错误。
    但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如果他们为了维护错误而组织集团，践踏党的一切决定，破坏无产阶级大军的全部纪律，那么就有必要分裂。(p.435)

    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费
    富人得到的是生产增长和商业繁荣带来的收益，工人和农民得到的却是人造黄油和脱脂牛奶。这就是自由派学者和官方学者所竭力加以粉饰的资本主义现实。(p.463-464)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
    全部实质在于，如果不先展开顽强和艰巨的斗争，去争取一般的政治自由、争取马克思主义在工人民主派内部的胜利等等，这些迷人的东西就不能兑现。许下蛊惑人心的诺言是轻而易举的，可是生活很快证明它们是不可能兑现的，并且使充满“玫瑰色的幻想”的机会主义暴露出来。(p.466)

    “医生，先治好自己吧。”(p.468)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各个集团间的任何原则斗争，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避开一系列个人的争执和组织的争执。专门去搜罗“争执的”词句，这是无耻之徒干的勾当。而对这些争执感到难堪，采取绝望或轻蔑态度加以回避，把一切都说成是个人纠纷！——持这种态度的只能是“同情者”中的那些神经脆弱的见识浅薄的人。真正关怀工人运动的人，即使在研究工人运动的伟大活动家的历史作用时，也总要学会把思想斗争、派别斗争的“争执”部分同原则部分加以区别——这点是能够学会也是应当学会的。(p.472-473)

    严肃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意见分歧由于各个集团发生分裂、流亡国外等等原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倾轧形式时，他们总是去揭示这些分歧的思想根源。(p.473)

    令人痛苦的真理比“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有益，比外交式的遁词和附带说明要珍贵。(p.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