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政党》小册子的序言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认识到俄国尚未经历民主主义变革时期而投身革命，他们成批成批地向无产阶级靠拢，而当他们根据经验确信他们接受不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真正的位置是在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时候，他们又成批成批地离开了无产阶级。(p.298)

    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
    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愈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愈纯粹，政治自由愈多，“最新的”资产阶级口号运用得就愈广，这个口号就是：用改良反对革命，为了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为了保持住资产阶级政权，用对行将灭亡的制度局部修补的办法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p.307)

    社会主义运动壮大了，它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自己的生存权利，它现在是在为争取政权而斗争；而日渐腐朽的、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的资产阶级，则竭力用不彻底的、伪善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保住自己的政权。(p.307-308)

    工人运动的发展，必然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吸引到工人运动的拥护者的队伍中来，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正在艰难地摆脱这种思想，但又经常重新受这种思想的束缚。没有工人运动内部的这种斗争，没有社会主义“山岳派”和社会主义“吉伦特派”在这场革命来临之前明确地从根本上划清界限，没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同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在这个革命时期彻底决裂，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能设想的。(p.308)

    俄国同西欧各国相比，是一个小资产阶级要多得多的国家。因此，我国特别经常出现那些对社会主义采取矛盾的、不坚定的、动摇态度（时而是“炽烈的爱”，时而是卑鄙的背叛）的人、集团和派别，而这种态度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的特点。(p.308)

    我国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每当我国资产阶级革命某个阶段受到挫折时就最容易、最迅速地变得灰心丧气，产生叛变情绪。(p.308)

    心地善良的人在社会民主党党外有很多，而在社会民主党内也不少，他们总喜欢鼓吹反对“过火的”争论和“划清界限的狂然”等等，这就暴露了他们根本不懂得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使俄国产生从社会主义跳到自由主义的“过火的”“狂热”的。(p.309)

    无产阶级作为现代社会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应当成为全体人民在争取彻底的民主主义变革的斗争中、全体被剥削劳动者在反对压迫者和剥削者的斗争中的领导者。无产阶级只有当它意识到并实现这个领导权思想的时候，才是革命的。意识到这个任务的无产者，就是起来反对奴隶制的奴隶。没有意识到本阶级的领导权思想的或是背弃这个思想的无产者，就是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的奴隶，至多也不过是为改善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不是为推翻奴隶制而斗争的奴隶。(p.309-310)

    又“钻到”革命里去，在形势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始终不倦地鼓吹革命，使工人阶级的力量为进行革命作好准备，——这在改良主义者看来，竟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罪行，成了革命无产阶级的过错。(p.311-312)

    社会党人教导说，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应该利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矛盾，利用它的敌人或中间阶层的一切弱点来为新的革命斗争作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在人民更加觉悟的条件下，重新举行革命。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则教导说，革命是工人所不需要的，是对工人有害的，工人不应当“钻到”革命里去，而应当象好孩子那样乖乖地搞改良。
    你看，资产阶级改革没有经过革命也可以实现！！既然这样，那我们俄国人为什么自找麻烦要想搞什么革命呢？为什么我们不让地主和厂主也对俄国进行这种“没有经过任何革命”的资产阶级改革呢！？(p.312)

    一个无产者，如果以为承认专制制度和立宪制度的结合是矛盾的就“足够了”，那他就是站在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立场上。他就不是社会党人，他就是不了解本阶级的任务是：为了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要发动人民群众，发动被剥削劳动群众去独立干预国家的历史命运，而不管资产阶级的动摇或反抗。摆脱资产阶级领导权的群众所进行的独立的历史性活动，会把“立宪”危机变成一场革命。(p.317)

    革命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在什么情形下发生，这不以某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但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作永远不会是徒劳的。只有这样的工作才是使群众做好迎接社会主义胜利的准备的活动。这些社会主义的起码道理，拉林之流和马尔托夫之流的先生们都忘记了。(p.317)

    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托洛茨基以及类似他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妥协派”比任何取消派都更有害，因为死心塌地的取消派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工人很容易看出他们的错误，而托洛茨基之流先生们却在欺骗工人，掩盖邪恶，使邪恶不能被揭露和根除。(p.321)

    斯托雷平与革命
    君主制不能不镇压革命，而半亚洲式的、农奴制的、俄罗斯的罗曼诺夫君主制又不能不用最龌龊、最可恶、最下流、最残酷的手段来镇压，因此，每个社会党人，每个民主主义者反对大暴行的唯一适当的、唯一合理的手段，就不是满口仁义道德地进行谴责，而是从各方面忘我地促进革命，组织革命来推翻这个君主制。(p.327)

    论调和分子或道德高尚的人的新派别
    我不能不承认，这样提问题，即仅仅拿一些人的不道德和另一些人的道德高尚来解释政治现象，总使我联想到那些金玉其外的人，一见到他们就不由得产生一种想法：“大概这是骗子。”(p.341)

    派别就是党内的组织，它不是由工作地点、语言或其他客观条件联合起来的，而是由反映了对党内问题的观点的特殊纲领联合起来的。(p.342)

    任何派别都确信，它的纲领和政策就是消灭派别的最好途径，因为谁也不认为派别的存在是一种理想。所不同的只是，拥有鲜明、彻底、完整的纲领的派别公开维护自己的纲领，而那些无原则的派别，则用自己道德高尚、自己不搞非派别活动这类廉价的吆喝来掩饰自己。(p.342-343)

    调和派的基础即想在联合一切派别，包括反社会民主党的、非无产阶级的派别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的努力是错的；调和派的无原则的、什么也办不成的空洞的“统一”计划是错的；反对“派别”（事实上是在成立新派别）的话也是错的，——这些话无助于解散反党派别，却削弱了在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斗争中占９/１０比重的布尔什维克派。(p.347)

    所谓思潮，只是指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总和，这些政治思想无论在革命（因为我们离革命很近，而且我们在各方面都是以革命为转移的）还是反革命的一切最重要问题上都是观点明确的，此外，这些政治思想由于在工人阶级广大阶层中得到传播而证明自己有权作为一种思潮而存在。(p.348-349)

    把思潮同小集团混为一谈，就是注定要在党的政策上搞阴谋活动。这是因为无原则的小集团的出现、它们昙花一现般的存在、它们拼命发表“自己的意见”、它们象独立的国家一样互相“往来”，这就是国外阴谋活动的基础；要排除这种阴谋活动，除了坚持严格的、坚定的、经工人运动长期历史经验检验过的原则性以外，没有而且也不能有其他办法。(p.349)

    当人们不能从原则上来为自己同某个小集团的接近辩护时，他们就只能采用这样的政策：散布小小的谎言、献小小的殷勤、点头示意、挤眉弄眼，就是说，上述活动加起来构成阴谋活动这一概念。(p.349)

    试问，宣布同那些对于基本问题....作公然相反的回答的小集团接近的政策，是否有哪怕一点儿的原则性和诚实态度呢？显然没有，显然在我们面前有一条思想上的鸿沟，如果企图用言语和外交手腕架起一座横跨鸿沟的桥梁，那么不管伊万•伊万内奇或伊万•尼基佛罗维奇抱有多么善良的意向，这种企图必然使他们注定要搞阴谋活动。(p.350)

    关于选举运动和选举纲领
    现在只有一支忠实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先锋队。只有个别的人，只有一些规模不大的小组。因此，主动地建立支部（这个词很好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规模不大的、很灵活的团体、小组和组织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应当成为全体社会民主党人的首要任务，哪怕两三个人，只要能够“挂上钩”，就应该建立某种联系，开始经常的哪怕是最平凡的工作。(p.355-356)

    一个政党如果没有纲领，就不可能成为政治上比较完整的、能够在事态发生任何转折时始终坚持自己路线的有机体。(p.357)

    如果不对那些“积极的”、轰动一时的或“时髦的”思想政治流派作出估计，纲领和策略就会变成死的“条文”，就不可能根据对问题本质的了解、对问题的“来龙去脉”的了解去贯彻和运用这些“条文”以解决成千上万细致而具体的、非常具体的实践问题。(p.357)

    离开民主派向后倒退，远离群众运功，远离革命，这就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派别的主导思想。离开民主派向后倒退，远离群众运功，远离革命，这就是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派别的主导思想。远离秘密的党，放弃无产阶级领导解放斗争的任务，放弃捍卫革命的任务，这就是混迹于马克思主义者之中....的“路标派”的主导思想。(p.357-358)

    君主制同诸如普选权这些重大的民主改革同时并存的历史条件过去出现过，现在也可能出现。君主制根本不是形式单一和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非常灵活的和能够适应各阶级的统治关系的制度。然而根据这些无可争辩的抽象理由就对2０世纪的具体的俄国君主制作出结论，那就意味着对历史批判的要求的嘲弄和对民主事业的背叛。(p.358-359)

    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一切自由派都认为工人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步骤是完全理所当然的，但是自由派有一个条件：就是工人不得促使无产者采取自由派所不喜欢的“步骤”。严重腐蚀了英国工人的英国自由派的全部政策，就是让工人去“促使有产阶级”，而不让工人夺取全民运动中的领导权。(p.367)

    总  结
    判断政党，决不能根据它们的名称、声明和纲领，而要根据它们的行动。(p.371)

    旧的和新的
    很清楚，俄国年轻的一代也愈来愈清楚，任何谴责、任何决议都无济于事。在这一点上，问题关系到整个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历史的真理穿过骗人的幻想烟幕（好象可以旧皮囊里装新酒）正在得到证明。
    饥饿....出卖牲畜，出卖少女，乞丐成群，伤寒流行，死于饥饿。一个记者写道：“居民只有一个特权，无声无息地死去。”(p.377)

    不划清界限，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p.380)

    海德门谈马克思
    分歧就在海德门当时（如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直截了当地说的）是个“温情的小资产阶级作家”，是个“半资产者，半无产者”。(p.393)

    自由派工党的宣言
    他忘记了一个“细节”（正是这个“细节”把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派区别开了），那就是：他忘记了政治上层建筑适应经济转变的过程的复杂性和飞跃性。(p.400)

    庸俗的民主派会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有没有发生风暴。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划分各阶级政治界限的路线，这条路线不管有没有风暴发生都是一个样的。(p.404）

    糟糕的是，他避而不谈实际生活中的这些改变，只能向我们提出善良无比的教授式的三段论法：要向“文明的资本主义”过渡，必须以建立公开的工人政治组织“为前提”。在纸上写下这种话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俄国的政治制度决不会因此而变成“文明的”制度。(p.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