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论家札记
    利用反革命的讲坛来为革命作准备的这一特殊策略，是由整个历史环境的特点产生出来的必要策略。(p.339-340)

    要作好第二次革命的准备，恰恰需要掌握这个过渡的特点，善于使自己的策略和组织适应这个艰难的、困苦的、黑暗的、但却是“运动”进程强加于我们的过渡。利用杜马讲坛，同利用其他一切合法机会一样，不能算什么高级斗争手段，也没有什么“引人注目”可言。然而过渡时期之所以为过渡时期，正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特殊任务是准备和积聚力量，而不是由这些力量去采取直接的决定性的行动。要善于进行这种表面上看来并不显眼的活动，要善于利用黑帮－十月党人杜马时代所特有的一切半合法的机关来进行这种活动，要善于在这个基础上也能坚持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一切传统，坚持社会民主党不久前在英勇的斗争中提出的一切口号，坚持它的工作的全部精神，坚持它对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所采取的决不调和的态度，——这就是党的任务，这就是当前的任务。(p.243-244)

    我们现在只知道一种无产阶级的科学，那就是马克思主义。(p.244)

    高尔基无疑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他对无产阶级艺术作出了许多贡献，并且还会作出更多贡献。....高尔基是无产阶级艺术领域的权威，这是无可争辩的。企图“利用”（当然是指在思想方面）这个权威来为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撑腰，这正好是一个说明不应当怎样对待权威的例子。
    在无产阶级艺术方面，马•高尔基是一个巨大的积极因素，尽管他是同情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的。(p.246)

    一种统一观把“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的“调和”放在首位。他们对党的工作、对党的工作的路线的观点一致是次要的事情。意见分歧应当竭力避而不谈，不应当弄清分歧的根源、分歧的意义和分歧的客观条件。把这些个人和集团“调和起来”，这才是主要的事情。如果他们在执行共同路线方面意见不一致，那就应当把这条共同路线解释得能为大家所接受。你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庸俗的“调和主义”，它必然会导致玩弄小组外交手腕。这种“调和主义”把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堵住”意见分歧的根源，避而不谈这些根源，竭力“调解”“冲突”，使对立的派别保持中立。很明显，在秘密的党利用国外基地开展活动的情况下，这种小组外交手腕就是向那些尝试搞各种各样的“调和”和“中立”来充当“公平的经纪人”的“个人、集团和机关”大开方便之门。(p.251)

    并不一定要统一“现有的个人、集团和机关”，而是不管现有的个人是否愿意，都要让他们服从统一，淘汰“现有的”人当中那些不认识和不想认识客观发展要求的人，而提拔和吸收一些不属于“现有”之列的新人，使旧的派别、思潮、集团的内部发生变化，重新进行调整和改组。这种见解认为，统一同它的思想基础不能分开，只有在思想接近的基础上统一才能建立起来，统一也是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些偏向的出现、发展、增大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是这些或那些争论，这种或那种笔仗的偶然联系，而是象因果联系那样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p.253-254)

    这是所谓的调和派的一种叹息：唉，但愿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少作些斗争！
    这种“叹息”的政治意义等于零，甚至比零更糟。....实际上他们是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帮凶，实际上他们不是加强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是助长偏离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倾向，助长祸害，暂时把祸害隐瞒起来，使祸害更难根治。(p.257-258)

    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批评家”以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批评家的一个特点：畏首畏尾，没有原则，把“新”路线隐藏起来，把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的坚定代表人物掩护起来。(p.263)

    付诸实施的是法律，而不是法律的动机，不是立法者的意图，这是早已人所共知的。(p.268)

    在知识界中，尤其是在“习惯于”某种合法活动的知识界中，正滋长着一种完全不相信秘密党，完全不愿意花力气去做现阶段特别困难的和特别不见成效的工作的思想。“患难识朋友”，目前工人阶级正处在新老反革命势力一起发动进攻的困难时期，它必然会看到，它在知识界的许许多多“一时的朋友”，共度节日的朋友，只是革命时期的朋友纷纷离去，这些朋友在革命时期是革命者，但在低落时期就随波逐流，反革命刚一得手，他们就宣布“为合法性而斗争”。(p.287-288)

    竭尽全力系统地、不断地、全面地和坚持不懈地利用所有一切合法机会，以便集聚无产阶级的力量，帮助无产阶级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在斗争中学习本领，放开手脚干，——同时要坚定不移地恢复秘密的支部，秘密的纯粹的党组织，而且主要首先恢复纯粹的无产阶级组织，学会使它们适应新的条件，因为只有这样的组织才能够指导合法组织的一切工作，才能够把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精神贯串到这些工作中去，才能够同叛徒和独立派－合法派作不调和的斗争，才能迎来这样的时刻，那时，我们的党，我们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由于保持了１９０５年革命和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的一切传统，巩固和扩大了党的无产阶级队伍，因而能够率领这支队伍投入新的战斗，去夺取新的胜利。(p.300)

    致《斗争报》纪念号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我们运动中起的作用很大，他们起好作用也起坏作用：他们在研究理论和策略问题的同时竟“研究”起种种偏离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结成特殊“派别”（如“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问题来了。(p.302-303)

    无产阶级的觉悟愈高，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就愈明确，反对工人运动中任何小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就愈坚决，对不很开展的工人同志摆脱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影响也就愈加关心。(p.303)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俄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团关于合作社的决议草案
    只要社会主义的主要目的——对掌握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阶级实行剥夺，还没有实现，合作社所争得的一些改善就极为有限；
    合作社是纯粹商业性的机构，并且要承受竞争环境的压力，因此有蜕变为资产阶级股份公司的趋势；
    合作社不是同资本直接作斗争的组织，有可能造成而且也正在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合作社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p.305-306)

    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
    有许多问题，而且是涉及现代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涉及这种制度的发展的最根本问题，过去都是根据一般的估计和粗略的资料来解决的，现在如果不考虑按某一确定的提纲收集并经统计专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的所有地区的大量资料，对这些问题就无从进行比较认真的研究。尤其是对争论最多的农业经济问题，更加需要根据准确的大量资料作出回答。(p.315)

    使用雇佣劳动是任何资本主义农业的主要特征。(p.316)

    大批的农业“业主”成了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失业后备军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所占有的土地数量微乎其微，靠这些土地维持不了生活，而土地只能当作一种“副业”。按马克思的说法，这是这一后备军的潜在的形式①。如果以为失业后备军似乎只是由没有工作的工人组成的，那就不对了。依靠自己微不足道的经营维持不了生活而必须主要依靠从事雇佣劳动来谋取生活资料的“农民”或“小业主”也属于这一后备军。对于这支贫困大军来说，菜园或种马铃薯的小块土地是补充他们的工资收入的手段或没有工作时的生存手段。而这种“极小的”，“小块土地的”所谓业主，资本主义很需要，因为无须增加任何开支，手里随时都有大批廉价劳动力。(p.325-326)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７０３—７１１页。

    列入占有土地不到２公顷这一类农户的，有几百万个无产者，有的没有马，有的没有牛，有的仅有一个菜园或一块种马铃薯的土地，还有几千个在１—２俄亩土地上经营大规模畜牧业或蔬菜业等等的大业主即资本家，统计资料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可想而知，这种做法把问题搞得多么混乱和虚假。
作为社会认识的最有力武器之一的社会经济统计，就这样变成了一种畸形的东西，变成了为统计而统计，变成了儿戏。(p.325-326)

    商品经济的整个环境导致的结果是：小农如果不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农场而斗争，就无法生存下去，而这种斗争是一种为了更多地使用他人更廉价的劳动力的斗争。因此，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小农养成了资本主义心理，政治上跟着大地主走，而其中极少数人能够“出人头地”，即成为真正的资本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跟着他们走的修正主义者）赞赏这种心理；马克思主义者则告诫小农，他们除了和雇佣工人联合起来是没有别的出路的。(p.329-330)

    我们通常看到：大生产所使用的机器比小生产所使用的机器要多得多，机器大量集中在资本主义农户手中，有时资本主义农户几乎垄断了改良农具，这就表明各类农户在经营土地上的差别。（p.332）

    没有可能采用改良农具的小生产者，只好仍旧使用旧农具，在经营土地方面，落在别人后面，靠在土地上投入更大的劳动，靠更加“勤劳”和靠延长劳动日能够“赶上”大业主的，几百人中也只有几个，几千人中也只有几十个。因此关于使用机器的统计资料正是表明了马克思主义者一贯强调指出的小生产中过度劳动这一事实。(p.333)

    农具残缺不全和农具的维修费用极其昂贵，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小生产注定的命运。(p.335)

    按单位面积计算，任何工厂宿舍或贫民窟的房租都要比涅瓦大街上任何一所华丽住宅的房租昂贵。(p.335)

    农业中的小生产所有的必需的农具都很缺。这就是说，在小生产中有两种现象同时存在：一是为了维修无数陈旧简陋的、只适用于小规模经营的农具而造成劳动的浪费；一是由于极端贫困农民不得不拼命干，用这些陈旧粗笨的农具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土地来勉强维持。(p.336)

    资本主义能提高农业技术和推动农业向前发展，但是它要做到这一点，不可能采取其他方式，只能用欺侮和压榨广大小生产者，使他们破产的办法。(p.336）

    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
    很明显，这方面反映了两条主要路线：一条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路线，承认合作社对这个斗争具有重要意义，认为它是进行这个斗争的工具，是进行这个斗争的辅助手段之一，并且确定了在什么条件下合作社才真正能起这种作用而不致成为纯粹的商业性的企业。另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它搞乱了合作社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的作用问题，超越这个斗争的范围来谈合作社的意义（即把无产阶级的合作社观和小业主的合作社观混为一谈），合作社的目的规定得很笼统，连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即进步业主和小业主的思想家都能接受。(p.339)

    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
    谈俄国革命中的派别斗争时，一味给人扣“宗派主义”、“粗野”之类的帽子，而对无产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民主主义农民的基本经济利益只字不提，这就意味着降到了庸俗记者的水平。(p.351)

    托洛茨基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关于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他从来没有能够形成比较固定的观点。但是，他对这个革命的历史进行的歪曲就更厉害了。(p.356)

    托洛茨基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请切实想一想，那些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流派受到党的谴责而分离出去，这究竟是党的涣散和党的解体呢？还是党的巩固和党的纯洁？
    这种错误在实践上表明了托洛茨基派的广告“政策”。....洛茨基为了替自己的派别做广告，竟大言不惭地对德国人说，“党”在涣散，两个派别在涣散，而他托洛茨基一个人在拯救一切。(p.365-366)

    １９０３年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１９０４年他脱离孟什维主义，１９０５年又回到孟什维克那里，一味用最最革命的词句相炫耀；１９０６年又离开了；１９０６年年底他拥护同立宪民主党人达成选举协议（也就是实际上又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而１９０７年春天在伦敦代表大会上说，他同罗莎•卢森堡的区别，“与其说是政治倾向方面的区别，不如说是个人色彩方面的区别”。托洛茨基今天从这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明天又从那一派的思想里剽窃一点，因此就宣布自己比两派都高明。托洛茨基在理论上根本不同意取消派和召回派，而在实践中却什么都同意呼声派和前进派。(p.367)

    论 俄 国 罢 工 统 计
    高度集中力量，可以提高效果.(p.379)

    在官方的学者中（也不仅仅在他们中）经常可以碰到这样的人，他们把所谓“和平的”、“有机的”、“演进的”时代的社会政治发展速度当作一切时候的标准，当作现代人类可能达到的发展速度的标志，这种人的眼光是何等短浅。实际上所谓“有机的”时代的“发展”速度是最大的停滞的标志、是发展的最大障碍的标志。(p.381)

    现在可以完全看清楚了，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相互依存关系：如果它们没有密切的联系，那就不可能有真正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而这种联系的具体形式是，一方面，在运动初期和在吸引新的阶层参加运动的时候，纯粹经济罢工起主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罢工唤醒并推动落后者，推广并扩大运动，把运动提高到更高阶段。(p.389)

    统计材料清楚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揭示了这三年的“一般规律”：经济斗争增强，运动就增强。而这个“一般规律”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存在着逻辑联系：资本主义社会中总会有一些很落后的阶层，只有运动达到白热化，才能唤醒他们，而且也只有提出经济要求，他们才能投入斗争。(p.391)

    自由派总是害怕这种形式的运动总会赶跑某些资产阶级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指出，这种形式的运动总会吸引广泛的非资产阶级分子。Ｓｕｕｍｃｕｉｑｕｅ——各有各的看法。(p.391-392)

    即使在经济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也不是“同情的气氛”，不是资产阶级的同情心，而是攻击的力量。(p.396)

    关于出版《工人报》的通告
    他们说党内的派别斗争“破坏了”统一。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了解情况，就是根本不善于思考，再不然就是想用这样那样的响亮动听但言之无物的词句掩饰自己的真实目的。

    党是自愿的联盟，只有当实行统一的人们愿意并且能够抱有一点诚意来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确切些说，只有当他们（在自己的思想上、自己的倾向上）愿意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时候，统一才是可能的和有益的。当统一是企图混淆和模糊对这条路线的认识的时候，当统一是企图用虚假的纽带把那些坚决要把党拖向反党方向去的人联结在一起的时候，统一就是不可能的，就会带来危害。(p.402-403)

    无论党内斗争怎样严重，有时又是那样困难，而且又总是使人不快，我们都不应该看到现象的形式就忘掉现象的实质。谁要是看不见在这个斗争（在当时党所处的情况下这个斗争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派别斗争）的基础上社会民主党的觉悟工人所形成的党的基本核心的团结过程，谁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p.404)

    革命的教训
    第一个而且是主要的教训是：只有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使工人生活和国家管理真正有所改善。
    第二个教训是：仅仅摧毁或限制沙皇政权是不够的，必须把它消灭。(p.409)

    俄国无产阶级表明，在革命危机真正成熟起来的时候，工人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巨大的力量。(p.411)

    谁都知道，这样的进攻不可能按照社会党人或先进工人的愿望人为地呼之即出。这样的进攻只有当全国都卷进危机、风潮迭起、爆发革命的时候才可能出现。要为这种进攻作好准备，就必须把最落后的工人阶层都吸引到斗争中来，必须长年累月地进行顽强的、广泛的、坚持不懈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建立并巩固无产阶级的各种团体和组织。(p.411)

    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实力是居于俄国人民的其余一切阶级之首的。工人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工人具备了斗争能力，并推动他们去进行斗争。(p.411)

    《列宁全集》  第20卷

    为穆罗姆采夫去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
    资产阶级的伪君子喜欢讲的一句名言是：对死者要么一言不发，要么称道几句（ｄｅｍｏｒｔｕｉｓａｕｔｂｅｎｅａｕｔｎｉｈｉｌ）。无产阶级需要了解政治活动家的真相，不管他们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因为凡是真正配得上被称作政治活动家的人，即使他们的肉体已经死去，他们在政治上是不会死去的。(p.8)

    两 个 世 界
    弗兰克为什么这样激愤呢？因为他对资产阶级“法制”和资产阶级“平权”信服得五体投地，而不懂得这种法制的历史局限性，不了解事情一旦涉及保存资产阶级所有制这个基本的和主要的问题时，这全部法制就一定会而且必然会化为乌有。弗兰克满脑子小资产阶级的立宪幻想；所以他不懂得，即使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实行立宪制度也有历史条件性；....弗兰克陶醉于这种法制，竟然忘记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是不可调和的，他不自觉地站到那些认为这种资产阶级法制永世长存、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装在资产阶级法制框子里的人的立场上去了。(p.11)

    如果我们有可能去压迫无产阶级的这些敌人而不去这样做，那我们就是叛徒。(p.12)

    有两个思想世界：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可以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进行，但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最后的结局，要导致面对面的搏斗，要面临最后的抉择；或者是“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自己被粉碎、被扼杀。另一方面是改良主义者、小资产者的观点，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虚有其表的立宪法制，不见残酷的阶级斗争，呆在某个小国的穷乡僻壤，忘记了当代伟大的历史问题。(p.12)

    倍倍尔说道，关于平权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话”。倍倍尔在党代表大会全场笑声中说道：“谁能让整个社会主义党派上这些空话的当，谁就是治国之才，但是谁让自己去上当，那就根本不是什么治国之才。”这些话对于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形形色色机会主义者，即让自己去上德国民族自由党人的当、去上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当的那些人，真是切中要害。(p.12-13)

    机会主义之所以是机会主义，就因为它为了一时的利益或从最眼前的、最表面的打算着眼而牺牲运动的根本利益。(p.14)

    眼睛不应往上看，而应往下看，——在革命时期，我们曾对我们那些一再被立宪民主党许诺的种种前景所诱惑的机会主义者说过这样的话。倍倍尔....说道：“....我常常得到这样一种印象：我们有一部分领袖已经不再了解群众的疾苦了，他们毫不关心群众的境况。”而“在德国各地，群众的积怨很深了”。(p.14)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时时刻刻都要记住，它所面临的、必然会面临的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将摧毁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法制。党过去极好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半个世纪的法制来反对资产阶级，现在，当敌人被自己的法制束缚住，不得不“先开枪”，不得不破坏自己的法制的时候，党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斗争中的这种便利条件，放弃搏斗中的这种有利地位。（p.16）

    他们代表的是伟大革命队伍里的一切不可靠的软弱分子，这些人深受资产阶级法制的熏染，他们由于迷信这种法制，崇拜一个奴隶占有制时代即一个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整个局限性而麻木不仁。(p.17)

    列•尼•托尔斯泰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正是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它的威力和局限性。(p.20)

    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不是仅仅他个人思想上的矛盾，而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这些东西决定了改革后和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心理。(p.23)

    俄国无产阶级要向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样做不是为了让群众局限于诅咒资本和金钱势力，而是让他们学会在自己的生活和斗争中处处依靠资本主义的技术成就和社会成就，学会把自己团结成一支社会主义战士的百万大军，去推翻资本主义，去创造一个人民不再贫困、人不再剥削人的新社会。(p.25)

    致全体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的公开信
    这种“调和主义的”空谈模糊了问题的实质，用感叹和善良祝愿来代替对党内的实际趋向和实际力量对比的估计，企图玩弄联合的把戏，同那些现在不愿意而且不可能联合的人搞联合，从而妨害那些可以而且应当接近的人接近。(p.28-29)

    依靠“诺言”是根本办不了事情的，依靠那些各不相同和无法联合的人的联合来办事是可笑的。(p.29)

    取消派和召回派出色地理解这种调和主义空谈，并且也出色地利用这种空谈来反对党。这样的空谈英雄托洛茨基，十分自然地成了取消派和召回派的英雄和辩护人；他在理论上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没有什么一致的地方，但在实践上却完全一致。(p.32-33)

    应当开诚布公，应当有勇气说出实际情况。(p.35)

    实际情况比问题的形式方面更重要得多。(p.37)

    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
    艺术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思想家托尔斯泰的观点反映的正是旧俄国的一切旧“基础”的这种迅速、激烈而急剧地被摧毁。(p.40)

    他在自己的后期作品里，对现存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对群众的奴役，就是群众的贫困化，就是农民以至所有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斥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p.40)

    托斯泰的批判的特点及其历史意义在于，他的批判是用只有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表现了这一时期的俄国，即乡村的、农民的俄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的急剧转变。....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这样感情强烈，这样热情奔放，这样有说服力，这样清新、真诚、具有力求“追根究底”找出群众苦难的真正原因的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这些农民刚刚摆脱农奴制获得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破产、死于饥饿和城市的“希特罗夫人”流离失所的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千百万农民的抗议和他们的绝望，就这样在托尔斯泰学说中融为一体。(p.41)

    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的信
    托洛茨基联合一切酷爱在思想上搞分裂的人；联合一切对捍卫马克思主义毫不关心的人；联合一切不知道为什么进行斗争，不愿意学习、思考并探索产生分歧的思想根源的庸人。在涣散、分裂和动摇的今天，托洛茨基可能很容易成为“一时的英雄”，把一切下流货色都纠集在自己的周围。但是这种尝试愈露骨，它就愈将遭到惨败。(p.46)

    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
    落后的或发展上落后的经济关系，往往使那些拥护工人运动的人只能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只能领会新世界观的个别部分或个别口号和要求，而不能坚决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世界观的一切传统决裂。(p.64)

    资本主义本身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本身创造了新制度的因素，而同时，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总的局面，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马克思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善于把握住实际生活中的、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实际历史中的这些矛盾。但群众当然是从生活中学习而不是从书本上学习的，因此个别人或集团常常把资本主义发展的这种或那种特点、这个或那个“教训”加以夸大，发展成片面的理论和片面的策略体系。(p.64-67)

    应当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是这种资产阶级世界观及其影响的直接产物，因为无政府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都只抓住工人运动中的某一方面，把片面观点发展为理论，把工人运动中形成工人阶级在某一时期或某种条件下活动的特点的那些趋向或特征说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而实际生活和实际历史本身却包含这些各不相同的趋向，正好象自然界的生命和发展一样，既包含缓慢的演进，也包含迅速的飞跃即渐进过程的中断。(p.67)

    修正主义者认为，所有关于“飞跃”、关于工人运动同整个旧社会根本对立的议论，都是空话。他们认为改良就是局部实现社会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拒绝“细小的工作”，特别是拒绝利用议会讲坛。其实，这种策略就是坐等“伟大日子”的到来，而不善于聚集力量，来创造伟大的事变。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阻碍了这样一件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把工人团结成为规模巨大、坚强有力、很好地发挥作用的、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很好地发挥作用的组织，团结成为坚持阶级斗争精神、明确认识自己的目标、树立真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组织。(p.67)

    引起工人运动参加者彼此分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的策略的改变。....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都必然要规定出两种管理方式，两种保护自己利益和捍卫自己统治的斗争方法，并且这两种方法时而交替使用，时而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第一种方法就是暴力的方法，拒绝对工人运动作任何让步的方法，维护一切陈旧腐败制度的方法，毫不妥协地反对改良的方法。这就是保守主义政策的实质，这种政策在西欧各国愈来愈不成其为土地占有者阶级的政策，而成为整个资产阶级政策的一个变种了。第二种方法就是“自由主义的”方法，即采取扩大政治权利、实行改良、让步等等措施的方法。(p.68)

    资产阶级在策略方面的动摇，从暴力方式向所谓让步方式的转变，是一切欧洲国家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的特点，而各个不同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又总是主要采用某一种方法。(p.68-69)

    当(采取暴力）这种方法盛行于德国的时候，对这种资产阶级管理方式的片面反应，就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发展，或者按当时的说法是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的发展。....１８９０年转而采取了“让步”，这种转变照例对工人运动更加危险，因为它引起了一种同样片面的、对资产阶级“改良运功”的反应，即引起了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p.69)

    资产阶级策略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猖獗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引向公开的分裂。(p.69)

    在无产阶级与那些同它关系密切的小资产者阶层（包括农民在内）之间，并没有隔着而且也不可能隔着一道万里长城。个别人、个别集团和阶层从小资产阶级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自然也就不能不引起无产阶级本身策略方面的动摇。(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