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整个发展的趋势是消灭社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暴力统治，但是我们还是宣传并且在我们掌握政权时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且是直接依靠暴力的统治。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并且击退它的反革命的尝试，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凡是否认或仅仅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都不能当社会民主党的党员。(p.162)

    我们主张民族融合，但是没有分离自由，目前便不能从强制的融合、从兼并过渡到自愿的融合。(p.163)

    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再没有比“为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一律用浅灰色给自己描绘这方面的未来，在理论上更贫乏，在实践上更可笑的了：这不过是苏兹达利城的拙劣绘画而已。(p.163)
    按：苏兹达利是俄国弗拉基米尔省一个县，生产劣质廉价的圣象。

    不同某种肯定的解决办法配合起来的“否定的”口号，不会“加强”只会削弱意识，因为这样的口号是无谓的空谈，空洞的叫喊，没有内容的高调。(p.165)

    一定的经济灾难是一般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管它具有怎样的政治上层建筑；不消灭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就不可能消灭这些灾难，举不出任何一个例子来证明可能做到这一点。反之，政治灾难在于违背民主制，“在现存制度的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民主制在经济上是完全可能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例外，在一个国家里实现它的这一部分，而在另一个国家里实现它的另一部分。(p.165)

    马克思主义者却懂得，民主并不消除阶级压迫，而只是使阶级斗争变得更单纯，更广泛，更公开，更尖锐；我们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离婚自由愈充分，妇女就愈明白，使他们作“家庭奴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国家制度愈民主，工人就愈明白，罪恶的根源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无权。民族平等愈充分（没有分离的自由，这种平等就不是充分的），被压迫民族的工人就愈明白，问题在于资本主义，而不在于无权。如此等等。(p.167)

    性情古怪并不违背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义务。....充其量人们只会说：在一个大党里难免有一些大怪人！(p.167)

    一切“民主制”就在于宣布和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能实现得很少和附带条件很多的“权利”；不宣布这些权利，不立即为实现这些权利而斗争，不用这种斗争精神教育群众，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p.168)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这包括两个意思：（１）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２）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
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p.168)

    经济变革为消灭各种政治压迫创造必要的前提。正因为如此，当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消灭民族压迫时，拿经济变革来支吾搪塞，这是不合逻辑的，不正确的。不实现经济变革，就不能消灭民族压迫。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一点，那就意味着陷入了可笑而又可怜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p.169)

    论“废除武装”的口号
    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任何战争。(p.172)

    谁指望不通过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专政是直接依靠暴力的国家政权。在２０世纪这个时代（以及在整个文明时代），暴力不是拳头，不是木棍，而是军队。(p.172)

    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对待。(p.173)

    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从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中得出的，是由这个发展所决定的。(p.174)

    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赞成的是那种也应当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改良纲领。（(p.178）

    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p.178)

    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机会主义总是反对被压迫阶级对压迫者使用任何暴力。我们则始终主张在群众斗争中并且配合这种斗争而使用暴力。(p.190)

    我们认为，武装起义不仅是无产阶级对政府政策的最好的回答，而且是争取社会主义和民主的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p.190）

    组织群众对警察和军队进行顽强的、有步骤的反抗，通过这种反抗吸引尽可能多的军队到无产阶级同政府之间的斗争中来，吸引农民和军队自觉地参加这种斗争。这就是我们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所采取的策略，我们深信这一策略是成功的。(p.190)

    论单独媾和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在战争时期也在“继续”！(p.195)

    瑞士社会民主党内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任务
    只有在自己的祖国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之时，才可以而且应当主张用武力保卫祖国，即保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p.206)

    无产阶级对战争的回答应当是：宣传、准备和实现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各国工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决心现在正空前迅速地增强起来。(p.206)

    社会民主党的主要任务应当不是同这一灾祸进行改良主义的斗争，而是进行革命斗争，即经常地不屈不挠地宣传和准备这种斗争，决不因为遭到不可避免的暂时困难和失败而畏缩不前。(p.207)

    在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即让群众永远贫困的情况下，帮助资产阶级政府摆脱目前的困难，这是自由派官吏的任务，而决不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p.207)

    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尽量广泛地向群众宣传必须立即实行全联邦统一的、高额的、累进的财产税和所得税.(p.207)

    我们不应当迁就富人“可以接受的东西”，而应当面向广大的穷苦的群众，他们之所以对社会民主党抱着冷淡或不信任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的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性质。第二，迫使资产阶级作出让步的唯一方法，不是同资产阶级“作交易”，不是“迁就”资产阶级的利益或偏见，而是准备群众的革命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要利用每一个即使是微小的让步来为完全剥夺资产阶级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p.208)

    利用议会讲坛以及动议权和全民投票不应采取改良主义的方式，就是说不是为了拥护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因而不能消除群众主要的和根本的灾难的改良，而是为了宣传瑞士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在经济上是完全能够实现的.(p.209)

    用社会主义观点说明在唯一正当的战争中，即在无产阶级为了从雇佣奴隶制下解放人类而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战争中，使用武器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宣传反对孤立的暗杀行动，把革命部队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及全体居民中被剥削者的广泛运动结合起来。(p.211)

    瑞士社会民主党对战争态度的提纲
    由工人群众自己建立秘密组织，作为对政府限制或取消政治自由的回答。(p.217)

    对论最高纲领主义的文章的意见
    帝国主义就是少数最富强的民族对附属民族的千百万人的剥削。因此，最富强的民族，在保持着对附属民族的统治的情况下，在其内部可能实现最充分的民主。(p.220)

    要把争取改良的每一次斗争引导、转变为争取革命的斗争。(p.221)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
    在资产阶级政府未被推翻，资产阶级未被剥夺以前，所谓“一切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也和空谈在现代社会中全体公民，即小农和富农，工人和资本家都有“经济上的自由”一样，是对人民的欺骗。(p.236)

    社会主者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说：当某些民族（如英吉利和法兰西）在向国外投资，即把亿万法郎的资本贷给落后的弱小民族以取得高额利息，而落后的弱小民族在遭受它们的奴役的时候，高谈“大小民族都有经济上的自由”，这是可恶的弥天大谎。(p.237)

    当然，改良并不排斥革命。可是现在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革命者不要在改良主义者面前排斥自己，也就是说，社会党人不要用改良主义的工作来代替自己的革命工作。(pl.241)

    问题并不象和平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所提的那样：要么进行改良主义的政治运动，要么拒绝改良。这是对问题的资产阶级的提法。事实上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要么进行革命斗争，如果革命不能完全成功，改良就是它的副产品（这是全世界一切革命史所证明了的）；要么只是空谈改良和答应改良，仅此而已。(p.242)

    这种改良主义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全面地利用欧洲当前的革命形势来直接宣传革命，推翻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由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同时即使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也决不拒绝、决不放弃利用改良来发展这种斗争。(p.242)

    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
    假定有人认为，我们为了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斗争，可以或者应当放弃争取改良的斗争，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事情决不是这样。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能达到目的，客观条件什么时候会允许爆发这种革命。我们应当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众状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任何真正改善。我们同改良主义者（即瑞士的格留特利派）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反对改良，他们赞成改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限于改良，因此，....他们堕落到充当地道的“资本主义护士”的地步。我们向工人说：你们投票赞成比例选举制等等吧，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活动只限于这一点，而是要把有步骤地传播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提到首要地位，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要在各方面对党的一切活动做相 应的根本改变。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常常迫使我们对许多小的、非常小的改良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但是应当善于或学会这样地（以这样的方式）采取争取改良的立场，即我们——为了把问题说得简单而又明了起见——在每半个小时的演说中，用５分钟讲改良，而用２５分钟讲即将到来的革命。(p.250-251)

    这样的斗争，例如，党内的格留特利派（它比党外的格留特利派重要得多，危险得多）被迫公开反对左派，同时这两派都到处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和政策，彼此之间展开原则性的斗争，真正把带有原则性的重要问题提交给党员群众，而不只是提交给一些“领袖”去解决，——这样的斗争是必要的、有益的，它可以培养群众的独立自主精神，教育他们去完成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任务。(p.252)

    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
    这些社会和平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谎言的传播者，目前所起的作用同基督教的牧师几世纪以来所起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不过后者是用关于博爱和基督训诫的空话来粉饰压迫阶级，即奴隶主、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政策，使被压迫阶级容忍他们的统治。(p.258-259)

    社会党人应当把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因为改良主义经常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革命的工人运动，而且它现在已经采取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这就是：它“依靠”资产阶级在战后一定会实行的种种改良！改良主义者这样提出问题：好象我们鼓吹、宣传和准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忽略了”“实际的东西”，“丧失了”改良的机会.(p.262-263)

    世界历史的全部经验以及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正好与此相反：要么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而改良向来是它的副产品（在革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要么任何改良都不能实行。
    因为只有群众的革命毅力，不是第二国际过去仅仅在纸面上谈论的那种群众的革命毅力，而是由走在革命前头而不做革命尾巴的政党本身进行全面的革命宣传鼓动并且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那种群众的革命毅力，才是唯一的真正能够改变现状的力量。(p.263-264)

    给伯尔尼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委员沙尔•奈恩的公开信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并不反对为改良而斗争，但是我们与社会爱国主义者不同，与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不同，我们不仅为改良而斗争，而且要使这一斗争服从革命斗争，这一点谁不知道呢？....我们并不反对进行选举和实行一些改良来控制物价飞涨，但是我们首先要向群众公开地说明真相：如果不剥夺银行和大企业，即实行社会革命，就不可能制止物价飞涨。(p.272)

    青年国际
    我们对这样一些人缺乏理论上的明确性所抱的态度，应当完全不同于我们对我国“组委会分子”、“社会革命党人”、托尔斯泰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整个欧洲的考茨基主义者（“中派”）等人头脑中的糊涂理论和缺乏彻底的革命精神所抱的态度。(p.288)

    有些上了岁数的人或者老年人，往往不善于正确地对待那些不得不通过不同的道路，即通过和他们父辈不同的道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环境下接近社会主义的青年。(p.288)

    如果青年没有充分的独立性，他们既不能把自己锻炼成为优秀的社会主义者，也不能培养自己去引导社会主义运动前进。(p.288)

    我们主张青年联盟完全独立，但也主张有充分的自由对他们的错误进行同志式的批评！我们不应当讨好青年。(p.288)

    社会主义者主张在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斗争中利用现代国家及其机关，同样也主张必须利用国家作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特殊的过渡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的过渡形式，它也是一种国家。(p.289-290)

    给波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
    祖国、民族——这是历史的范畴。如果在战争时期，问题是要保卫民主或反对民族压迫，我是决不反对这种战争的，如果“保卫祖国”这几个字是指进行这类性质的战争或起义，我并不害怕这几个字。社会主义者永远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因此，他们不会反对以进行反对压迫的民主斗争或社会主义斗争为目的战争。(p.303)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必须根据每一个具体情况，就每一次具体战争，确定战争的政治内容。(p.303)

    好象问题在于谁先进攻，而不在于战争的原因是什么，它的目的何在，哪些阶级在进行战争。(p.306)

    我们党无论对托尔斯泰学说或和平主义都是反对的。(p.306)

    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他们的活动对无产阶级具有伟大的意义。李卜克内西和万人吕勒仅仅是两个人对１０８个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代表千百，代表被剥削的群众，代表大多数居民，代表人类的未来以及日益发展和成熟的革命。(p.306-307)

    人数很少吗？但是从什么时候起，革命者是根据自己占多数还是占少数来提出自己的政策呢？(p.307)

    关于１９０５年革命的报告
俄国革命的特点就在于：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无产阶级革命。(p.318)

    在革命时期——根据俄国历史上的最确切的材料，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肯定说——无产阶级能够发挥比平时大一百倍的斗争力量。这表明，人类直到１９０５年还不知道，当要真正为了伟大目标而斗争、真正革命地进行斗争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力量可以并且一定会增加到多么令人吃惊、多么了不起的程度！(p.319)

    工人阶级最优秀的分子走在前面，吸引动摇者，唤醒沉眠者，鼓励软弱者。(p.320)

    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在革命时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交织在一起。毫无疑问，只有把这两种罢工形式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运动具有强大的威力。....只是到这个时候，俄国人民才受到了真正民主的、真正革命的教育。(p.320)

    如果说资产阶级先生们以及他们的俯首贴耳的应声虫，即社会党内的改良主义者，也装模作样地谈论“教育”群众，那么他们所谓的教育通常是指摆出一副老师架子，搞学究式的东西，腐蚀群众，向群众灌输资产阶级偏见。(p.320)

    离开群众本身的独立政治斗争特别是革命斗争，在这种斗争之外，永远不可能对群众进行真正的教育。只有斗争才能教育被剥削的阶级，只有斗争才能使它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有多大，扩大它的眼界，提高它的能力，启迪它的智力，锻炼它的意志。(p.320)

    显而易见，只有经济斗争，只有为争取立即直接改善其生活状况的斗争，才能唤醒被剥削群众最落后的部分，才能给他们真正的教育，并且——在革命时代——在短短几个月之内把他们组成政治战士的军队。(p.321)

    除非通过人民的军队的这一部分反对其另一部分的胜利斗争，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场合下用任何其他的方式方法，都不可能战胜和消灭军国主义。光靠指责、咒骂、“否定”军国主义，批评和证明它的危害性是不够的，和平地拒绝服兵役是愚蠢的，我们的任务在于牢牢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并且不仅一般地而且具体地培养它的优秀分子，使他们在人民中一旦发生大风潮的时候能领导革命的.(p.325)

    在某种历史情况下，改良特别是关于改良的诺言所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平息人民的风潮，迫使革命的阶级停止斗争，或者至少是要放松斗争。(p.326)

    愈来愈多的工人认识到，只有武装斗争才能决定而且将决定革命的命运。(p.327-328)

    沙皇政府对犹太人特别仇视。一方面，在革命运动的领袖当中犹太人占的百分比（同犹太居民总人数相比较）特别大。顺便说一下，即使现在犹太人还有这样的功劳：在国际主义派的代表中他们所占的百分比比其他民族大得多。另一方面，沙皇政府很善于利用最无知的居民阶层对犹太人的最卑劣的偏见。于是发生了多半受到警察支持的、甚至由警察直接领导反犹暴行.(p.329)

    十二个简明论点——评赫•格雷利希为保卫祖国辩护
    在考察赞成和反对保卫祖国的论据时，最好从整个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着眼，特别是同这些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的世界关系联系起来.(p.334-335)

    不要“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革命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革命从来也没有过。(p.337)

    世界政治中的转变
    社会沙文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谢德曼之流）和社会和平主义者（屠拉梯和考茨基）原则上的一致性也就在于：双方客观上都是帝国主义的奴才，前者为帝国主义“效劳”的方式是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来粉饰帝国主义战争，后者为同一个帝国主义效劳的方式是用空谈民主的和约来粉饰正在酝酿和准备中的帝国主义和平。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需要这两类或者说这两种色彩的奴才：既需要普列汉诺夫之流用“打倒侵略者”的口号来煽动群众继续进行大厮杀，也需要考茨基之流用甜蜜的和平颂歌来安抚怨气冲天的群众。(p.345)

    即使在反革命时期，历史也不是停滞不前的。(p.346)

    事物的客观进程是朝着既定方向发展的，正如１８４８年革命和１９０５年革命的扼杀者在某种意义上都充当了革命的遗嘱执行人一样，帝国主义大厮杀的指挥者不得不实行某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改良和某些民族的改良。(p.347)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照例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被人收买，是因为他们用对资本主义进行修修补补的方法来巩固资本主义的统治，麻痹人民群众并引诱他们脱离革命斗争。(p.347)

    我们要说明真相：假使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的革命无产阶级不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民主的和平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放弃争取一般改良、包括争取“国家建设”的斗争，是荒谬绝伦的。但是，现在欧洲恰恰在经历着这样的时刻，这时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加必须记住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这一真理。因为今天被提上了日程的事情（这不是按照我们的意志，不是根据哪一个人的计划，而是根据事物的客观进程），是要通过奠定新的基石的群众的直接暴力，而不是通过在腐朽的垂死的旧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来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p.347-348)

    屠拉梯和考茨基完全不懂得只有群众的革命才能解决已被提上日程的重大问题，他们丝毫不相信革命，丝毫不注意和不关心战争怎样促使群众的革命意识和革命情绪成熟起来。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改良上，放在统治阶级各个部分之间进行的交易上，他们恳求和“劝说”统治阶级，他们企图使工人运动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p.349)

    现在群众极为不满，人心惶惶，怨声载道。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集中全力加强这一巨流。在革命运动取得微小的成功的情况下，“许诺”的改良有多少能真正实现，能给工人阶级的进一步的斗争带来多大的好处，这要看革命运动力量的大小。在革命运动获得成功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是否会在欧洲取得胜利，是否能实现不是帝国主义的停战，即德国同俄英之间、俄德同英国之间或美国同德英之间等等的停战，而是真正持久的和真正民主的和平，这也要看革命运动力量的大小。(p.349)

    统计学和社会学
    人们谈论这个问题时最常见最主要的毛病，就是缺乏历史观点和具体分析。在一般词句的掩饰下偷运各种私货，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p.363)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p.364)

    应当设法根据准确的和不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可以作为依据，可以用来今天在某些国家中被恣意滥用的任何“空泛的”或“大致的”论断作对比。要使这成为真正的基础，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就必然会发生怀疑，而且是完全合理的怀疑，即怀疑那些事实是随意挑选出来的，怀疑可能是为了替卑鄙的勾当作辩护而以“主观”臆造的东西来代替全部历史现象的客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p.364-365)